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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氾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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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淮南子·泛論訓 宗 旨；道家 又 名；《淮南鴻烈》 作 者；劉安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作者是劉安。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蚊虻；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掞麻索縷，手經指掛，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耜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鈎而樵，抱甀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為誄耜鉏，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沖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木方版以為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而作為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三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後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後氏堲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後氏祭於闇，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彠之所周者也。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未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基全也。誦先王之收《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弦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

古者人醇工龐，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後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訽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沖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斗。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

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製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製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

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圓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

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聖人以身體之。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郁而無轉，清之則燋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

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也。趨舍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禹之對以五音聽治，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諭寡人以憂者擊磐，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為台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稾，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於皇天。當此之時，於下雄俊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溪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行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旋，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響者，則無所不通。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征。德有盛衰，風先萌焉。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跡、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跡，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

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台。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強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

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回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

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責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蹴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奪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

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蹴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發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丑也。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跡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小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干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臾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公有爭國之名，然而周人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丑，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的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纍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

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間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發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灣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眾；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

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

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弒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後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

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寧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眾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眾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纍紲之中，興於牛頷之下，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不慚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原文翻譯

遠古時代，君王儘管衣冠不整齊，但卻能治理好天下，他的德政使百姓生活得好且有尊嚴，他給予百姓財富而不聚斂民財，所以天下也無人來譏笑非議他的服飾，而紛紛被他的思德所感化而歸服。在那時候，陰陽二氣平和，風調雨順，萬物繁衍生息，烏鴉喜鵲低處築巢也不會有人去掏窩傷害它們，禽獸馴服得只須用繩繫着就可牽走，那時候的人哪需要袍衣寬帶，穿曲襟衣、戴章甫帽！

古時候人住在水鄉澤國，於堤岸山崖上打洞棲身，冬天難以忍受霜雪霧露的侵襲，夏天難以忍受暑熱和蚊蟲的叮咬。於是聖人就為百姓築土構木建成房舍，這樣上有瓦梁，下有屋檐可以用來遮風擋雨、躲避寒暑，百姓從此得以安定。伯余開始製作衣服、搓麻繩、捻麻線，手纏指繞編結成像羅網那樣粗糙的衣服；後來又發明了織布機，這樣就方便人紡織布帛，使百姓得以遮體禦寒。古時候人們磨利石頭當犁來耕地，又磨快蛤蜊當鋤頭來除草，用木鈎刀來砍柴，抱着瓦瓮來汲水，這時的人既勞累辛苦又獲利微薄；後來發明了耒耜鋤頭來耕翻土地播種，又製造出斧頭砍柴，利用桔皋來汲水，人既輕鬆又獲利豐厚。古時候河流深谷阻絕交通道路，人們交往不方便，於是人們挖空樹木，拼合木板做成舟船，使各地的人和物產得以運輸，互通有無。又因為人們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馱非常勞累，於是發明了車子，用馬牛拉拖，這樣人坐車到遠方也不顯得勞累；還因為猛獸凶禽傷害人，無法防禦抵抗，於是人就熔鑄金鐵，鑄成兵器、刀具，這樣兇猛的禽獸就不再危害百姓了。所以人是被迫逼艱難就會尋找合適的解決方法，被禍害困擾就會發明防備的器具，人們是各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去避開有害的東西，趨於有益的東西。既然常規不可遵循，器械不能因襲，那麼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變的。

按照古代的各種禮制，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牽合，虞舜不稟報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這是不符合古禮的；確立嗣子要立長子的制度，文王不立長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為嗣子，這是不符合古制的；同樣，古代規定男子三十歲才能娶妻，文王十五歲就生下了武王，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後氏時代的人死後將靈柩停放在堂屋的東階上，而殷朝人死後將靈柩停放在廳堂的楹柱之間，周朝人死後則將靈柩停放在西階上，這些都是殯禮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時人死後用瓦棺，夏後氏時代人死後用土棺，而殷朝人死後用槨，周朝人死後用的靈柩還需用布帳裝飾成?扇的形狀，這些都是葬禮不同的地方；夏後氏時代人在黃昏祭祀，殷朝人在中午祭祀，而周朝人則在早晨祭祀，這些都是祭祀習俗的不同。堯帝時用《大章》，舜帝時用《九韶》，夏禹時用《大夏》，商湯時用《大瞉》，武王時用《武象》，這些都是音樂舞曲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制度各異，但他們的德澤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制度各異，但他們都能名揚四海流傳百世，這些都是因為他們能夠根據時勢的變化而來制定禮樂，就好像師曠調整瑟柱、上下移動時沒有尺度來衡量，卻無不符合音律。所以能通達禮樂情理的人製作出恰當的禮樂，這是說他內心世界有一個譜作主宰，因而能對規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當合適。

魯昭公有位奶媽，昭公十分敬愛她，奶媽去世以後，昭公破例為她守孝，所以就有了為奶媽守孝的禮節。陽陵國侯殺死了蓼侯，並搶走了蓼侯的夫人，所以從此以後舉行大饗祭典時廢除了由夫人執豆的禮儀。由此看來，先王的制度，不適宜的就廢除它；而近代的處事方法，如果是好的，就加以繼承發揚。所以是禮樂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禮樂是聖人制定的，並不是聖人受禮樂限制的；治理國家雖有常規，但必須以便利民眾為根本；政令教化雖有常法，但必須以切實有效為最好。如果對民眾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適合實際情況，就不必一定要遵循舊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紂不改變陳法導致了滅亡；夏禹、商湯、周武王不因襲舊法卻興旺發達而稱王。所以聖人的法度是隨時勢的變化而變化，禮節隨着習俗的不同而改變；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適合時宜。所以改變古法無可非議，因循守舊不值得讚美。

百川源頭各不相同，但最後都歸於大海。百家學說事業各不一樣，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會為目的。「王道」殘缺才產生了《詩》；周王室衰微、禮義崩潰才有《春秋》產生。《詩》和《春秋》雖然是學問中的極品，但卻都是衰世的產物，儒家用它們來教導世人，哪裡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來教育世人！如果認為《詩》《春秋》是講古代的啟發而推崇它們，那麼還有沒產生《詩》和《春秋》的遠古時代呢！與其稱頌王道破殘時代產生的《詩》和《春秋》，不如稱頌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時代。與其誦讀先王的詩書，不如聽他們的言論；與其聽他們的言論，不如了解他們說這些言論的根據理由；而這些言論的根據和理由，又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

周公侍奉文王的時候，行動不擅自決定，辦事不自作主張；他在文王面前柔順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說話輕言細語好像沒有發出聲音，每當有東西要捧給文王時，總是相當柔順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勝任，生怕有所閃失，這真可謂能盡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後，成王尚年幼，周公為了繼承文王的事業，履行天子的職責，以攝政王的身份處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亂，誅殺懲處了謀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諸侯的朝拜，誅殺賞賜、處置決斷都由他親自做出，不必請示成王和不必與他人商量，這樣威風震動天地、聲勢懾服四海，這真可謂威武剛毅啊！成王長大以後，周公將政權歸還給成王。以臣禮面北恭謙地侍奉成王，遇事必報告請示成王后才去執行，沒有任何擅斷專橫的意思，也沒有任何居功驕傲的神態，這真可謂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後三次改變身份和為人作風，這都是為了順應時勢啊！何況同一君王多次變化治政方法，同一國家多次改換君王。凡人都憑藉着他的地位來做他所喜歡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惡的事，以便藉助他的威勢來滿足自己的嗜好欲望。然而卻想用一定的禮法來應對千變萬化的時勢，這種不符合權變的原則，是明擺着的。

所以聖人所遵循的原則叫道，所做的叫事。這道就好比金鐘石磬，一旦定了調就無法改換；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隨時調整。所以法制禮義這些東西，只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國家的最終的東西。所以以「仁」為經，以「義」為紀，這倒是萬世不變的。至於說考察人才，以省察他們的行為來決定對其使用與否，對於這類的事情，即使每天有變動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變的常規法度！只要符合世事，適合情理，順應天地，協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時候，人們淳樸忠厚，工匠製作的器具堅固耐用精緻美觀，商賈誠實不欺詐，女子純真穩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風俗容易改變。如今社會道德日益衰敗，民風習俗日益淺薄，想用質樸純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敗的民風，就像不用馬嚼子和馬鞭去駕御烈馬那樣困難。過去神農氏時代沒有法令制度而民眾卻自覺服從，唐堯虞舜時代儘管制定了法令但無人觸犯刑罰；夏朝人說話守信用，殷朝人通過發誓、周朝人通過歃血為盟來達到守信。而到今天這世道，人反而習慣忍受恥辱，為貪得財物而不顧廉恥，在這種情況下還想用神農時代的方法來治理，那就必定要亂套。過去伯成子高不願做官，拒絕封為諸侯，情願歸鄉隱居種田，天下人都稱讚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絕做官，就會被鄉里人瞧不起，這哪能相提並論啊！古代兵器，只是弓和劍，木矛沒有鐵槍頭，長戟沒有鋒尖。而近代的兵器，衝車做得高又大以備攻城，溝塹和幨帳用來防禦，連發的機弩用來射殺，裝有尖刀的戰車用來戰鬥。古時候征討別的國家，不殺小孩、不捉老人，這被認為是那時候的人道主義，而現在這樣做就會被人嘲笑。古時候認為是一件光榮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認為是一件恥辱的事；古時候用來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來治理天下就會亂套。

神農伏羲不實施賞罰，人民也不會去做壞事，而現在的執政者就不可能去廢除法令來治理百姓；虞舜執干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但現在帶兵征伐的將領卻哪能可以放棄武器去制止暴亂。由此看來，制定法度，是用來反映百姓的習俗，應當寬嚴緩急適度；器械用具同樣要根據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使之適宜使用。

聖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約；賢人確立禮節，使無能的人拘泥於禮節。受法制約的人是不可能有遠大行為的；拘泥於禮節的人是難以適應變化的。耳朵聽覺不能分辨清濁的人，是不可以讓他去調整音律的；內心不明白國家治亂根源的人，是不可以讓他去制定法令的。具有能聽別人難以聽到的聲音的聽覺和能看別人難以看到的東西的視覺的人，才能隨心所欲擇道前進。

殷朝改變了夏朝的禮法，周朝改變了殷朝的禮法，春秋各國又改變了周朝的禮法，三代的禮法各不相同，哪還有什麼古禮法可以遵從呢！如果遵從古禮法，就像長輩立法、晚輩遵從照搬。如果知道法治產生的緣由，那麼就有可能應時而變法；如果不明白法治產生的根源，那麼因循守舊，套用古禮古法，就有可能最終導致大亂。現在的法典已經根據時勢變化而變化了，禮儀也已經隨習俗變化而變化了。而那些學者還是因襲舊業，死守法典舊教，以為離開這些就無法治理天下，這實在是像拿着方榫頭去裝圓榫眼，還想套裝牢固適宜，那就難了。現在的儒、墨、言必稱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實施，這無疑是在宣揚一套根本行不通的東西。現在的儒、墨，非議眼前的現實，但又不去改變它，這實際上是聽任不合理的東西存在下去。這真是稱讚是他們認為正確的事，做的卻是他們認為錯誤的事，因此整天用盡心思傷透腦筋卻對治國毫無益處，勞損形體竭盡智力，如此卻無補於時。如今的那些畫匠總愛畫鬼怪而討厭畫狗馬，這是什麼啟發呢？這是因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現，而狗與馬倒是能天天見到，畫鬼容易畫狗（馬）難啊！挽回危局、治理亂世，沒有聰明才智是無法做到的；但只是複述古人、稱道古代，即使讓笨蛋來做也是綽綽有餘。所以無用的方法和法規，聖王是不採用的；不符合實際的言論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聽取的。

天地之間的氣，沒有比中和之氣更珍貴的了。所謂中和之氣，就是陰陽協調，晝夜分明，這樣萬物才能生長。萬物是在春分時節生長、秋分時節成熟，這生長和成熟都離不開這精純的中和之氣。所以聖人的處事原則是：寬鬆而又堅決，威嚴而又溫和，柔軟而又剛直，威猛而又仁慈。因為如果太剛硬則容易折斷，如果太柔軟則容易捲曲，所以聖人是處剛柔之間，為得道之根本。積陰過多則沉，積陽過多則飛，只有陰陽交融才能達到融和狀態。

墨繩作為一種尺量的器具，既可以捲曲起來懷抱一團，又可以牽直伸長來測直瞄準。所以聖人親身體現這種墨繩能伸能曲的特性。雖長但不橫阻，雖短但不窮盡，雖直但不剛堅，長久但不被遺忘，這大概就是墨繩的特性吧？所以只用恩德來治政便顯得懦弱了些，因為懦弱就沒有了威信；只靠嚴厲來治政便顯得兇猛了些，因為兇猛就沒有了和睦；只以仁愛來治政便會放縱，因為放縱就無人聽從命令；只用刑罰來治政便顯得暴虐了些，因為暴虐就無人來親附歸順。過去齊簡公放棄了國家的權柄，而一味寵信大臣將領，以致使他們形成威勢，結黨營私，而導致國家的正式條令無法貫徹下去，讓陳成常、鴟夷子皮能夠實現了篡政的陰謀，使太公呂望傳下來的齊國斷了繼嗣、亡了國家，呂氏的齊國變成了陳氏的齊國。這正是齊簡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後果。鄭國子陽剛毅而好刑罰，他實施刑罰，非常堅決，一旦抓獲該懲罰時從不寬赦。子陽門客中有一人將弓折斷了，他懼怕因這過錯而被處死，就趁街市人們追殺瘋狗的機會將子陽殺死了。這正是剛毅兇猛造成的悲劇。如今一些人不知道處剛柔之間為得道根本的啟發，看到柔弱懦怯會被人侵凌，就追求起剛毅兇猛來；看到剛毅兇猛導致滅亡，就強調起柔弱懦怯來。這實際上是這些人內心根本沒有這種處剛柔之間為道之根本的觀念，讓外界的所見所聞支配自己的思想，所以是一輩子都搖擺不定，無固定的歸宿。這就好比不懂樂理的人唱歌，唱低音時沉濁滯凝而不婉轉悠揚，唱高音時脆弱枯澀而不圓潤激亮。但像韓娥、秦青、薛談、侯同、曼聲這些歌手，他們無論是隨便的哼吟，還是合樂的歌唱，都能在內心積聚着感情，這種充盈於內心的感情通過音樂表現出來，因此沒有不合音律、不和諧動人的。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們內心有着一個根本的東西作主宰來確定音調的高低清濁，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響，能自成標準法度。現在那些盲人在路上行走，別人叫他往右走他便往右，別人讓他往左走他便往左；情況好些的話，碰到君子引路會引他走上平坦安全的路，情況不好的話，碰到小人引路會引他走進深溝陷阱中去。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眼睛看不見外界事物。所以是，魏國兩用樓瞙、翟強而喪失了黃河以西的土地，齊湣王專用淖齒一人而被淖齒殺死在東廟，這些都在於沒有權術來駕馭下屬大臣；周文王同時任用姜太公和召公奭而天下得以治理，楚莊王專用孫叔敖一人而稱霸天下，這些都在於有權術駕御下屬大臣。

以彈琴唱歌擊鼓跳舞算作「樂」，用迴旋周轉作揖謙讓來講「禮」，用豐厚陪葬長期服喪來送別死者，這些都是孔子所提倡的，但墨子是反對的；互相親愛、推崇賢能、敬崇鬼神、不信天命，這些都是墨子所提倡的，但楊子是反對的；保全本性的真純，不以外物拖累形體，這些都是楊子所提倡的，但孟子是反對的。這真是各人的取捨各不相同，每人只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心思。所以確定是與非是離不開一定條件和環境的，處在一定條件和環境裡是對的，離開了一定條件和環境就變得錯了。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這些九州之外的國家，他們的是非觀念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也都按一定的禮節相處、支使。在這裡是正確的，到那裡就可能是錯誤的；在這裡是錯誤的，到那裡就不一定是錯誤的。這就好像斧刀椎鑿各有各的用處一樣。

作品出處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是西漢宗室劉安招致賓客，在他主持下編著的。據《漢書·藝文志》云：「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現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說的內篇所遺。據高誘序言，「鴻」是廣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全書內容龐雜，它將道、陰陽、墨、法和一部份儒家思想糅合起來，但主要的宗旨傾向於道家。《漢書·藝文志》則將它列入雜家。

作者簡介

劉安（公元前179--前122），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文帝8年（公元前172年），劉長被廢王位，在旅途中絕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來的淮南國一分為三封給劉安兄弟三人，劉安以長子身份襲封為淮南王，時年十六歲。他才思敏捷，好讀書，善文辭，樂於鼓琴。他是西漢知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奉漢武帝之命所著《離騷體》是中國最早對屈原及其《離騷》作高度評價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