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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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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李希凡 國 籍：中國 職 業：文學 著名紅學家 代表作品：《紅樓夢評論集》（與藍翎合著）、《論中國古典小說藝術形象》 |
李希凡（1927年12月11日-2018年10月29日），男，生於北京通州，祖籍浙江紹興。原名李錫范，字疇九，漢族，中國共產黨黨員。 1953年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1954年又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歷任《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評論組長、副主任、常務副主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全國第二、八屆政協委員，全國第四屆人大代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1949年開始發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2018年10月29日凌晨1點52分，李希凡在家中去世，享年91歲。[1]
人物生平
1953年8月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
1953年9月—1954年12月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
1954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4年李希凡與藍翎共同撰寫關於《紅樓夢》的研究文章，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在全國產生很大反響。
1955年，出席第一屆全國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大會，並獲獎章。1955年1月調《人民日報》社文藝部，歷任文藝評論編輯、文藝評論組長、文藝部副主任、常務副主任。1975年當選為全國人大第四屆代表大會代表。
1986年—1996年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紅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年鑑主編、紅樓夢學刊主編等職。
1988年、1992年先後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十四屆代表大會代表。
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1993年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上個世紀40年代，北京郊縣通州，李希凡是一個普通人家6個孩子中的一個，父親失業重病，家境衰落，13歲開始，他先在洋服店當學徒，繼而是印刷廠的童工。逃難、遭師兄欺侮、半飢半飽、投親靠友……。20歲時，他寄居在山東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學，晚上給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姐夫趙紀彬做筆錄。貧寒少年李希凡愛上了馬克思主義，「逐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同時，由山東大學文史系旁聽生，經華東大學幹部培訓班，後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讀大學，再接下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生班，李希凡幾番努力，終是踏上了一個文化人旅途。[2]
人物特點
李希凡是個有文化的老年人，在閒暇的時光，出於個人興趣，投稿一本發行幾千本的學刊，嘮叨點陳年舊話，也是很平常的；只是「平凡」、「安穩」、「默默」，在李希凡早前的人生歷程里，卻是不曾有過的，相反的，「李希凡」這個名字，在建國以來我們主流的政治風景和意識形態脈動里，一直是跳躍閃爍的：
1954年因為一篇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得到毛澤東嘉許，火速躥紅，星火燎原——由俞平伯而胡適，由文藝批評而判決剿滅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敢於向大人物開火的「小人物」——點燃了建國初期社會主義文化改造的新一輪高潮；接下來的六七十年代，作為《人民日報》文藝評論員的李希凡，激昂指點，參與到大大小小的文化運動中來，所謂「南姚(文元)北李(希凡)」，李希凡是風光顯著的紅人。 [3]
人物作品
主要著述有《紅樓夢評論集》（與藍翎合著）、《論中國古典小說藝術形象》《<吶喊><彷徨>的思想與藝術》《李希凡文學評論（當代）選》等16種，參與主編《紅樓夢大辭典》等。2002年4月19日，《文藝報·攝影文學導刊》發表了李希凡的一幅攝於1954年12月25日的照片，題為《在毛主席身邊》。 著有《紅樓夢評論集》《弦外集》《論「人」和「現實」》《管見集》《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形象》《寸心集》《題材·思想·藝術》《〈吶喊〉〈彷徨〉的思想與藝術》《紅樓夢藝術世界》《李希凡文學評論選》《文藝漫筆》《文藝漫筆續編》《燕泥集》《說情》《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貢獻》《冬草》《藝文絮語》《沉沙集》，主編《紅樓夢大辭典》《中華藝術通史》等。
如果沒有李希凡的回憶散文，那麼人們是很難從這幅照片中捕捉更多的歷史內容的。但是，這幅照片的確蘊含了很多很多難以忘懷的歷史內容。當然，李希凡所配的散文絕不僅僅是這幅照片的解說、補充，而是相得益彰。因為李希凡在散文中表達了這幅照片所沒有蘊含的東西。可以說，照片是過去的，散文是現在的。近半個世紀過去了，經歷了多少人事蒼桑，毛主席還活着，還活在人們的心中。這就是這篇攝影散文告訴我們的。攝影文學的內在構成成分的相互激活，不但展示了更為豐富的內容，而且極大地滿足了人們的審美需要。
人物軼事
1954年秋，李希凡給當時的文化部長周揚寫信，徵求意見，自己即將畢業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揚轉達毛澤東的意思表示反對，「那不是戰鬥的崗位」。於是，從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就一直在《人民日報》文藝評論部以筆為旗，革命不息戰鬥不止。「馬克思主義啊，我一直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多年來，李希凡以社會分析階級論為理論工具，不僅對各時期的重要文藝作品，比如《紅旗譜》《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創業史》《紅岩》《苦菜花》《歐陽海之歌》等發表評論文章，還不遺餘力地參加到歷次的問題論爭中來，比如，「阿Q」問題、《琵琶記》與封建道德問題、歷史劇問題、戲曲的推陳出新問題、批「鬼戲」、哲學上批楊獻珍「合二為一」、史學上批翦伯贊的「讓步政策」……於是，一方面李希凡借着被當時中國最大的人物欽點過的餘輝，繼續以「文名」「紅」下去，另一方面，李希凡接下來又因被這位大人物叱咤風雲的夫人江青「賞識」而其又「不識抬舉」，再起是非——「一個小人物」，在大人物們、政治運動、權力鬥爭的陰影里，左右不是，誠惶誠恐。「那是1964年。」
41年後，李希凡回憶起當初影響他後來幾十年的兩次談話，已經可以舉重若輕。「她說讓我注意《海瑞罷官》，說有問題，是對『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態，裝糊塗。隔了一個月，她又叫我去，這回說了周揚一大堆不是，說他亭子間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後來不是去延安了嗎？又說，如今文藝狀況不好，戲曲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揚的錯。可是，我心想，跟我說這些有什麼用呢？周揚是黨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個《人民日報》文藝評論員，管不上啊。」有人「裝糊塗」，有人更識相。
不久，批判《海瑞罷官》轟轟烈烈地開始了，衝鋒陷陣的筆桿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錯失如此重要的表現機會，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報》敏感慌張起來，冷言冷語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黨中央沒找我們啊，而是我們沒寫啊』。」而很快「文化大革命」開始，李希凡因為「不聽話」被率先貼出大字報。接下來，李希凡的遭遇雖然談不上特殊慘烈，但又紅又正的地位顯然罩上了陰影。可是新的轉機又以大人物的一句詢問的形式出現了。
那是1967年，「中央文革」請文藝界的人士看樣板戲，其間，江青問了一句「李希凡來了沒有」。這句話，讓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但同樣是這句話，在1976年「四人幫」被揪出來後，就有了負面效應——「李希凡被江青保過啊，我是她文藝黑線的紅人啊——就是這樣滑稽，『城頭變換大王旗』啊……」與藍翎的恩怨在李希凡興衰毀譽參半的故事後面，還掩映着另一個，當初令其一舉成名的文章的聯合作者藍翎的起起落落。只不過，二人的境遇似乎總有些「此起彼伏」的對照的意思。而從一開始就埋下的分歧的伏筆，最終讓兩個年輕時的密友到了老年勢如冰炭，筆墨開戰，直至其中一人撒手人間。而他們人生的對立，也不止是個人性格的差異，更籠罩着那個特殊年代特殊的勢利和無常。
因為交戰雙方中的一方，藍翎先生已經去世，所以關於李、藍二人的官司，我們只能得到一面之辭，在他們之間判定是非是鹵莽而不可能的，但是，從李的角度，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那個年月、那個無所不在的所謂意識形態，對人的扭曲。李說：藍找他茬，一個是要跟他爭當初那篇改變他們命運的文章的「發明權」，一個是把自己被劃為右派的事情歸咎於李希凡的落井下石。而這些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是嫉妒，是長期的心理不平衡——這「嫉妒」、「心理不平衡」是怎麼鬱積起來的呢？按李的說法：當初聯合署名文章而來的名利，分配上確實有偏向——藍翎的風頭始終沒有李希凡那麼健，拋頭露面的事，李總比藍多。但原因不在李「搶」，而在於藍的上不了台面——按照當年的組織路線，藍是有問題的，藍曾經在國民黨的軍隊當過兵，其家庭也有過「不清白」的複雜歷史。
而且，藍又一直「寫些偏激雜文，批評官僚主義」。這讓大家為難，對他情緒複雜，一方面顧及「主席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操心他不識時務。直至一篇《面對着血跡的沉思》惹惱北京市的官員。
隨後不久，1957年，藍翎被劃為右派；而就在這時，李希凡入黨，開始了持續很長時間的文藝戰線紅人的風光。再往後的「文革」，同在《人民日報》文藝部的二人亦各有派別對彼此各有保留，直至「粉碎四人幫」，藍翎的勢頭漸漸蓋過李希凡，尤其是1986年後，李調離，藍翎後來任文藝部主任；但接下來沒幾年，藍翎又不再主持工作；而李希凡則因為成功地勸阻了藝術研究院「上街」而得到上頭的好評……在李、藍是非中，很微妙的，就是二人對自己和對方在不同時間上政治立場「左」或「右」的辨析。
1957年反右：藍翎因「右」受貶並遷怒在他看來「因『左』而保全」的李希凡；後來藍翎平反：藍翎諷刺李希凡到處稱自己是「漏網的右派」，而李希凡又說，「藍翎對他的『左』，卻從未見與拔刀相向的情勢」；再後來，90年代藍翎反省當年批判呂熒事件，稱李希凡是「假右」，而自己是「假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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