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毓棠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孫毓棠
原圖鏈接
出生	1911年4月9日
國籍	中國
職業	歷史學家
知名作品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國古代社會經濟論叢》，詩集《寶馬與漁夫》

孫毓棠（1911年-1985年），歷史學家，1911年生，無錫城內小河上人。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曾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史地系任教。1935年8月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歷史學部攻讀中國古代史，後轉該校文學部大學院攻讀文學。1959年1月起轉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後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直至1985年9月去世。其間，曾兼任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客座研究員，和華盛頓威爾遜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出版編著有《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論文集有《抗戈集》等。

家庭

孫毓棠幼年時，舉家遷往天津定居。其父原來是位中醫師，後來入保定軍官學校求學。母親成長於世代書香的環境中，是位寬容賢惠的主婦。孫毓棠有四位姐妹，他是家中獨子。他的外祖父是位翰林，官至禮部尚書，做過光緒皇帝的老師。由於家世顯赫，在無錫的老一輩人中沒有人不知道「小河口孫家」的。江蘇無錫孫家舊宅正門上曾懸有「少宰之第」的匾額。

孫毓棠自幼隨着四個姐妹和五個堂兄弟在家塾讀書。據說，孫毓棠幼時已能熟誦多部儒家典籍，同時練出了一手具有獨特風格的好字。然而好景不長，十五歲時，孫毓棠素有雅量和寬仁之名的母親病逝，十六歲時，他父親破產，負債纍纍，家庭成員四散自謀生路。從此，無錫「小河口的孫家」一蹶不振。孫毓棠幾乎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幸運的是他母親的朋友開辦私學——南開中學的張伯苓收留了他，此後，便有了轉機。他和同學曹禺通過刻苦學習，一起考上了清華大學。

孫毓棠第一次婚姻是與知名女作家、演員鳳子的結合。他們1937年下半年在南京悄悄地結為眷屬。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他們在和平無爭的情況下，正式辦理了離婚手續。

和鳳子分手後，孫毓棠直到1952年3月才與王務灼女士結為伉儷。王務灼女士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大學時代曾修過孫毓棠教授的「中國經濟史」，對於孫毓棠的學識和風範十分仰慕，經過交往，她終於以身相許。在孫毓棠心目中，王務灼女士是位迷人、善解人意和極具耐性的傳統女子。夫妻倆患難與共，其感情老而彌堅。他們育有一女一子，可謂幸福美滿。

文學生涯

余太山是孫毓棠晚年指導的一位學生，從1978年開始，孫毓棠指導他學習中亞史和中外關係史，直到孫毓棠去世。據余太山回憶說，從1979年孫毓棠就有意收集過去發表的詩作。1985年1月起，他舊病發作，終於5月初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期間，余太山多次探望，並曾多次請求編輯他的史學論文集，但是，他始終沒有同意。他對余太山說：「我的論文，質量不高，特別是1949年前寫的，當時條件太差，資料奇缺。時隔多年，史學界已有長足的進步，考古工作更是突飛猛進，既無力增補，你看有重新發表的價值嗎？」其實，這是他謙虛的說法，其史學上的成就，在當時堪稱翹楚。但是，他告訴余太山說：「你如有興趣，將來不妨收集一下我的詩作。」他說：「一個史學家應該是半個文學家。」

孫毓棠生前曾出版過短詩集《海盜船》（1934年），該書收錄詩作21首，長詩《夢鄉曲》（1931年）和《寶馬》（1937年）。

孫毓棠在清華讀書期間就迷上了詩歌。《夢鄉曲》是他在清華發表的第一首詩，全詩共有78個詩節，長達230多行，每節由三行組成，有序曲、正曲和尾曲，採用了類似但丁《神曲》的夢幻形式，描寫了詩人在一個秋風吹着秋雨的秋夜思索着人生的路途，燈光昏暗中，心境恍惚，來到遍野布滿丁香的地方，這裡有一片夢樣的桃花塢，荷花無數，灰紫色的群山下蒼茫大道，「仰首秋風滿山，低首是濤濤古澗」，忽然看到一座參天的石門，「我」疑心這是「神祇」「宮廷」，忐忑不安地過溪爬坡，在花團錦簇的萬丈飛瀑旁，一位白衣玲瓏的麗人在托笛慢吹……

他曾在多家報刊的副刊上發表詩作和譯詩。其中詩作111首（據余太山編《孫毓棠詩集》共收109首，另有2首詩作未收入，今發現111首詩作），譯詩共20首（其中《魯拜集》共101節，為長詩，收入余太山編《孫毓棠詩集》，另有2首譯詩未收入）。毫無疑問，他是當之無愧的詩人。卞之琳在《孫毓棠詩集》序言中說，「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似乎也不乏例外。毓棠為人，如大家所見，溫文爾雅，平易近人，既有西方所謂古典詩派的節制，又有中國所謂蘊藉詩派的涵養，不急不躁，冷靜，穩重。作為詩家，他卻像另一個人。他筆下字裡行間佶倨不馴，不時湧現失落的迷惘，陰沉的鬱積，凝重的色彩，強烈的激情，浩瀚的氣勢，隨處可見「冰山」「大漠」「死海」「黑冰洋」「亂峰」……晚年，他自談《寶馬》一詩創作時曾說：「1936年，當政者對日本軍國主義者卻只會卑躬屈膝，節節後退，還讕言『攘外必先安內』，這是賣國罪犯，不是漢唐的後代，炎黃子孫！那時看到這些，感到這些，我心裡是悲憤而混亂的。打開案頭書，閱讀兩千餘年前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讓我懷念我們祖先堅強勇猛，剛正果敢的精神和氣魄，在我年青的心中，熱血是沸騰的，因此，我寫下這篇《寶馬》。」他的《寶馬》被中國文學史家司馬長風稱讚為現代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長篇史詩。《寶馬》全詩八百多行，該詩以漢武帝時的貳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宛的故事為內容，氣勢宏大，情節震撼。它力求忠於史實，言必有據，冷峻地揭示了古代群眾被奴役被愚弄的命運，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詩。其詩化不是靠抒情氣息，而是靠把所敘述的史事內在地詩化。採用了相應的詩化的敘述方式。其敘事結構是前奏、開展、高潮和尾聲。有效地把歷史事實轉化為詩歌的敘述，有着獨特的藝術效果。

孫毓棠十分重視自己的詩歌創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因為其中「蘊藏着一個真實的自己」。正因為如此，他在創作時精益求精，他認為，只有「思想和情緒經過藝術的雕鏤、鍛煉，才能給你最大的『痛快』」。他臨終前還希望學生余太山把他舊日的詩作匯集成書，足見他對自己詩作的鐘愛了。

孫毓棠病重時，余太山經常去探望，並時常於病榻前請教諸如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等問題。孫毓棠總是緘口不語。孫毓棠在臨終前，當時中外關係史研究室郝鎮華到協和醫院探視，孫毓棠對他說：「余太山老問我人生的終極意義是什麼，你去告訴他，人活着的意義和一條狗活着的意義沒有什麼兩樣！」

郝鎮華如實向余太山傳達了孫毓棠的話。余太山多年來一直困惑不解。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科學的發展。他漸漸明白了這個道理。

余太山一段感悟的話也很有意思。他說：「多年來我常因思索孫先生這一番話而不無困惑：按先生的詩歌創作、治學和為人，不難看出他老人家一貫持有一種積極的人生觀。這難道竟在臨終之前改變了？後來終於明白，我的困惑無非是狹隘的『人為萬物之靈』這一世界觀作祟的結果。隨着環保意識的加強，以地球上其他生命為友，和平共處的思想正在越來越深入人心。人類已經認識到自己不可能單獨生活在宇宙之間，和其他生命相比，也沒有什麼特別高貴之處。」

但是，假如我們把孫毓棠一生的坎坷經歷結合起來去理解孫毓棠的「人和狗一樣」的理論，或許你會有新的認識。

1959年，孫毓棠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後期他和啟功等人一起負責校點《二十四史》《清史稿》工作。相處共事多年，由於啟功的書畫作品為時人推崇，同事中有很多人向啟功求字求畫，孫毓棠也十分喜歡，但是孫毓棠從不張口索要。孫毓棠1985年9月5日病逝，啟功先生為他的人品、學品而讚嘆，更為失去一位好朋友而喪痛。遂作詩《悼孫毓棠先生》：

「精深學養路崎嶇，並幾丹鉛誼最殊。

阮氏焚車我焚硯，短章痛代秣陵書。」

有趣的是啟功還在詩前擬小序以說明解釋，其序曰：

「雖焚筆硯，不足以報賞音於九地，敬書斷句，用通達衷忱。毓棠先生長功一歲，精於中外史地，及經濟之學猶有深詣。同在中華書局標點清史稿，時歷七載，喜拙書而不肯見索，痛何可逭。」

半個文學家

以史學家留芳學術界的孫毓棠先生，特別強調自己是「半個文學家」。孫先生的學業和事業都在史學方面，可是他「客串」文學的成就仍不容忽視。他是新月派後期最成熟的詩人，深受聞一多詩風的影響，長篇史詩《寶馬》是他的代表作，短詩集《海盜船》也頗得讚譽。他對文學的苦戀，從他晚年的兩件事上可見一斑:一次他看罷學生的史學論文後，對專業問題沒發表意見，卻皺着眉頭批評論文寫得枯燥，少有文采，說「一個史學家應是半個文學家。」還有他在病危時拒絕了弟子要為他編輯史學文集的請求，卻囑託弟子為他編一本詩集，特別告訴了他用過「唐魚」這個筆名，這是「毓棠」顛倒過來的諧音，可見他對「半個文學家」的鐘情。後來弟子遵師囑，編輯了詩集《寶馬與漁夫》，1992年由台灣業強出版社出版。

孫先生早年曾寫過一篇《文學於我只是客串》的短文，把閱讀和寫作都作為鑽研史學以外的一種休閒。對於閱讀，他說：「不管是幾行詩，幾頁散文或小說，總覺得好像終日悶暑，到晚間偶然飄來一絲輕淡的風，夾着些花香草香，無限的韻味。」對於寫作，他說：「寫比讀當然多一種痛苦，因為有這一種痛苦才能更深切地感到趣味……斯以成功的心愈薄，所得娛樂的趣味才愈覺得濃厚。」儘管他把這二者都當成專業以外的休閒，可他仍然強調文學家要端正寫作態度，不要急於求成，「藝術沒有捷徑，更不會『速成』。」

對於詩歌的形式與內容，用他的話說，「詩的內容當然比較嚴重。」或許與他是一位史學家有關，他強調詩人的真誠，詩應該是詩人的人格和思想的表現。寫詩時，他的心是赤裸的，無任何掩飾與躲避。「和你晚餐時戴着假面具說客氣話時的表演不同，在一首詩歌里的字句音節之間你無法掩飾自己。其實本無須掩飾，因為生在人類的世界裡只有筆頭上能許可你說坦白真摯的話。在每天的勞作以外，你覺得有許許多多的話想說，也許身邊沒有可談的朋友，也許談不懂，不如不談；那麼把心中的一團抑鬱或思緒寫在紙上是最好的解脫的方法。」

如果人們承認孫毓棠是位詩人，那麼有理由在詩人之上加上「愛國」兩個字。這不僅表現在他一系列詩歌創作的主題思想上，還反映在他對民族命運的堅定態度。孫先生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1935年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歷史部攻讀中國古代史。抗日戰爭爆發後，孫先生當即回國，先在廣西、後在西南聯大教書。他與聞一多先生是忘年交，兩人約定，日寇不除，決不出國。抗戰勝利後，1945年8月，孫先生與陳寅恪、洪謙、邵循正、沈有鼎等聯袂應英國牛津大學皇后學院之邀做客座研究員，臨行前，聞一多於9月11日，在一枚長1.3厘米、高5厘米的玉印邊款上，為孫毓棠刻下126字贈言，意味深長：

「忝與毓棠，為忘年交者十有餘年，抗戰以還，居恆相約：非抗戰結束，不出國門一步。頃者強虜屈膝，勝利來晚也。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勝利以遠遊異域。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後個人乃有光榮也。承命作印，因附數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為惜別之紀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倉坡寓廬。」

兩位大詩人赤子之心，同仇敵愾，「非抗戰結束，不出國門一步」，表現了詩人與民族共存亡的生死之約和民族氣節。「必國家有光榮而後個人乃有光榮也。」表現了詩人對國家價值與個人價值關係的終極判斷。

「半個文學家」卻有着「整個文學家」的執著與真誠。真誠是文學家也是史學家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