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在東方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契訶夫在東方》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契訶夫在東方很受人愛好。他的作品無論在中國或日本差不多全部都被翻譯了，他的讀者並不少於屠格涅甫與托爾斯泰。
他的作品和作風很合乎東方人的口味。東方人於文學喜歡抒情的東西，喜歡沉潛而有內涵的東西，但要不傷於凝重。那感覺要像玉石般玲瓏溫潤而不像玻璃，要像綠茶般於清甜中帶點澀味，而不像咖啡加糖加牛乳。音樂的美也喜歡這種澀味，一切都要有沉潛的美而不尚外表的華麗。喜歡灰青，喜歡憂鬱，不是那麼過於宏偉，壓迫得令人害怕。
契訶夫特別在這些方面投合了東方人的感情，在我們看來他的東方成分似乎多過於西方的。他雖然不做詩，但他確實是一位詩人。他的小說是詩，他的戲曲也是詩。他比屠格涅甫更為內在的，而比托爾斯泰或杜斯托奕犬斯基更有風味。
在中國，雖然一向不十分為人所注意，他對於中國新文藝所給予的影響確是特別的大。關於這層，我們只消舉出我們中國的一位大作家魯迅來和他對比一下，似乎便可以了解。
魯迅的作品與作風和契訶夫的極相類似，簡直可以說是孿生的弟兄。假使契訶夫的作品是「人類無聲的悲哀的音樂」（「still and sad music of humanity」），魯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說是中國的無聲的悲哀的音樂。他們都是平庸的靈魂的寫實主義者。庸人的類似宿命的無聊生活使他們感覺悲哀，沉痛，甚至失望。人類儼然是不可救藥的。
他們都是研究過近代醫學的人，醫學家的平靜鎮定了他們的憤怒，解剖刀和顯微鏡的運用訓練了他們對於病態與癥結作耐心的無情的剖檢。他們的剖檢是一樣犀利而仔細，而又蘊含着一種沉默深厚的同情，但他們卻同樣是只開病歷而不處藥方的醫師。
這大約是由於環境與性格都相近的緣故吧。兩人同患着不可治的肺結核症而倒下去了，單只這一點也都值得我們發生同情的聯想。這種病症的自覺，對於患者的心情，是可能發生出一種同性質的觀感的。內在的無可如何儘可能投射為世界的不可救藥。就這樣內在的投射和外界的反映，便交織成為慘澹的、虛無的、含淚而苦笑的詩。
但兩人都相信着「進步」。這是近代生物學所證實了的、無可否認的鐵的事實。故雖失望，而未至絕望。在刻骨的悲憫中未忘卻一絲的希望。
契訶夫時時繫念着「三二百年後」的人類社會光明的遠景，他相信「再過三二百年後，全世界都要變成美麗而可愛的花園」（庫普林：《契訶夫的回憶》），「經過三二百年之後，世界上的生活都要變得十分美麗，不可思議的美麗」（《三姊妹》中韋士英所說）。這希望給予契訶夫的作品以潛在的溫暖，就像儘管是嚴寒的冰天雪地，而不是無生命的月球里的死滅。
魯迅的作品也正是這樣。但魯迅比契訶夫占了便宜的，是遲來世界二十年，後離世界三十年以上。魯迅得以親眼看見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國革命勢力的聯帶着的高漲，光明的前景用不着等待「三二百年之後」，竟在契訶夫去世後僅僅三二十年間便到來了。
在這兒魯迅便和契訶夫分手了。希望成為了現實，明天變成了今天，「進步的信仰」轉化為了「革命的信仰」。「做得更像樣一點吧」——在契訶夫所「不能夠高聲地公然向人說出」的，而在後期的魯迅卻「能夠高聲地向人說出」了。魯迅是由契訶夫變為了高爾基。
但是毫無疑問，魯迅在早年一定是深切地受了契訶夫的影響的。
因而前期魯迅在中國新文藝上所留下的成績，我是這樣感覺着，也就是契訶夫在東方播下的種子。
1944年6月14日作於重慶，
為紀念契訶夫逝世四十周年[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