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與教育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天才與教育》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天才——天才這一個名詞，用得比我們中國再濫的國家，恐怕沒有了。譬如把中國的新興文藝來說，我們的喊聲雖然很高，但是究竟有什麼作家在那裡？我記得前兩月在《覺悟》上看見有人說魯迅說過中國還沒有一個作家。我承認魯迅這句話絕不是目空一切的傲語。的確是我們中國還沒有一個作家。不怕以作家自命的很不乏人，但是我們請平心靜氣地問一問：中國的小說界有沒有半個托爾斯泰、契和甫、戈里奇？中國的詩壇有沒有半個波多雷爾、費爾冷、費爾哈冷？中國的劇團有沒有半個易卜生、斯特林普、威德肯特？但是天才的字眼卻在中國是常見的了。
英國的道生（E.Dowson）在詩壇上聞名的時候，大衛生（John Davidson）說過一句話：「雖說出現了一隻燕子，不會便是夏天呢！」他這句話，雖不免帶有幾分我們中國的名產「文人相輕」的臭味，但是我們要褒貶一個人，的確是不能輕易下斷語的。一隻燕子飛來了，不能便說是夏天，然而中國的夏天好像只消要一隻燕子飛來的光景。我們批評人的時候，動輒愛用「天才的作家」等類的字眼，嚴格地說，中國實在連作家也沒有，天才更在哪裡呢？而有一輩狡猾的人，因之竟把天才來作為罵人的用語了。我們受人讚揚是天才的時候，應該曉得肉麻；受人唾罵為天才的時候，應該曉得憤恨。
天才究竟是什麼物件呢？我們不能和龍卜羅梭（Lombrosso）表贊同，說他便是狂人。我們也不能和一般俗見苟合，說他是天上的星宿。「天才與非天才的區別，不包含有數量以上的意義」——意大利的哲學家克羅采氏（B.Croce）這個見解，我以為比較公平而合理。天才是人，絕不是人以外的什麼怪物。他與凡人的區別只有數量的相差，而沒有品質的懸異。譬如對於美的感受性這便是在極原始的人也是有的，文藝家的感受性不過比常人更豐富，更銳敏一點罷了。更以數字來表示時，常人有四十分的，天才有八十，兩種的差別就只有這麼一點。並不是天才是香油而常人是臭水，天才是黃金而常人是白石，天才是仙人而常人是猴子。
天才所得於自然的是「天賦獨厚」，然而自然對於天才的恩惠也只有這麼一點。專靠天賦厚是不能成功為天才的。譬如同樣的兩粒種子，一個落在沃土，一個落在沙磧，它們的發育如何，我們可以不待實驗而前定了。
照生物學上說來，一切生物的年齡可以活到它成熟期間的五倍或八倍，人的成熟期間有說是二十年，有說是二十五年，加以五倍或八倍的數量，人總可以活到一百歲以上了。但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人能活滿自己的天壽的，實在極少，極少。精神上的發展也大概是這樣。不怕賦有一百分的天賦的人，但是沒有機會使他發展，成者只發展得到四五十分，結局只不過同凡人一樣，或者連凡人的結果也還不如。譬如只有五十分的天賦的人發展到了四十分，當然比有一百分天賦只發展得二三十分的，其成果更占優勢了。我們如用體育來打比，羸弱的兒童衛生得法，比壯健的兒童完全不講衛生的更能發育。這是易明的事實。
「人生七十古來稀，世上難逢百歲人。」——我們可以照樣的說：天賦發展到七十分的從古以來少有，發展到一百分的恐怕更是千載難逢。
發展人的天賦的是什麼？便是教育——廣義的教育。教育的至上的目標便是使人人完全發展其所有的天賦。
近代的學校教育有人說是「殺死天才的工具」，這話的意思是說他所取的劃一主義與灌入主義，不能使個人的天賦儘量的發展。——其實他也可以使人發展得幾分，但終不能儘量，所以歸根只養成得一些千篇一律的庸才，歸根只是把天才殺死了。
現在我們請說到實際上來——我們中國近數年來連這一點養成庸才的學校都要無形消滅了，要望我們中國無論在任何方面多生出些天才來，這怎麼能夠呢？
大凡一國的政治瀕於破產的時候，那一國的文化卻轉有蒸蒸日進的可能。譬如我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那時候天下的紛亂恐不輸於我們現在了；然而它在我們的學藝史上卻成為一個光昭百世的黃金時代。紀元前五世紀的雅典，東有波斯，南有斯巴達，西有新羅馬，北有馬克多尼亞（Macedonia），四面受敵，卒至屋復，然而那時雅典的文化卻永遠為世界史上光榮的一頁。那時雅典的人物如蘇格拉底，如柏拉圖，如雕刻家的費爹亞士（Phidias），詩人的幼里皮德士（Eu-ripides），劇曲家的亞里士多方（Aristophanes）等等，真可謂人才濟濟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群大星小星突現於黯淡的意大利。法蘭西大革命的時候，科學界中竟現出了七曜。德國的康德、歌德、許爾雷等偉大的天才也是出現在他們國度陵夷的時候。
假如只照歷史上的表面的變化來揣測，我們目前的中國是應該產生大天才的時候了。然而我們目前的中國無論任何方面究竟有什麼天才在那裡？……這個疑問不僅我一個人在此連發，現在在報章雜誌上露出這樣口吻的人比比皆是。然則我們現在的中國為什麼生不出天才來？要解答這個問題，我覺得也很容易。一言以蔽之，便是我們中國素來不重視教育。
動亂與天才的發生，決不能有什麼直接的因果關係。有教養的國民而經動亂，他的物質生活雖受打擊，而他的精神生活轉有統一的可能。人莫跌于山而跌於垤，正因為處境艱難，聚氣凝神而意識不散，所以不遭顛撲。又如善用兵的人有「處之危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的策略，也正是同一的理由。但是這種兵也總要經過訓練的才能成事，假使毫未經過訓練，即使處之危亡，不怕就斷指滿舟，也會要爭船而渡了。
危地是需要勇士的時候，亂國是需要天才的時候。有哪一種素養而為迫切的需要所逼促，所以全軍可以盡成干城，而天才可以蓬生於一世。沒有這一種素養，只有這一種需要，就譬如把一粒小石種在溫室中的花盆裡，任你如何促迫，它也迸發不出萌芽來。我們中國目下出不了天才，便就是這樣。平常本無發生天才的可能，縱使需要迫切，也只好像希望石頭迸芽。
克羅采把人性的活動分為四種：一是直觀的，二是推理的——這兩種是理論的活動；三是倫理的，四是經濟的——這兩種是實踐的活動。於是他在真善美之外加了一個「利」。他准此區別也把天才分為四種范型。文學家、藝術家便是屬於直觀的美的天才。哲學家、科學家便是屬於推理的真的天才。聖人、教主之類便是倫理的天才。經濟的天才可以說是大政治家、大資本家之類了。克羅采氏說這種利的天才是「惡天才」，是「惡魔的天才」。他這種分法假如可以承認的時候，我們素來注重實際而唯利是圖的市井之徒，處在目前的亂世，無怪乎層出不窮地出了無數的「惡魔的天才」了。目下我們中國特有的只要錢不要臉的議員諸公、軍閥、財閥和其他一切閥，不都是這一種范形的天才麼？要是這麼說時，我們中國的天才真是太多了，我們庸人復何不幸而生此惡魔的黃金時代喲！
我們中國除掉這種惡魔的天才多多發生而外，其餘三方面的活動可惜太相形見絀了。一向是家而忘國、私而忘公的社會，我們怎能望它發生倫理的天才？一向是不講邏輯的學術界，我們怎能望它產生出哲學和科學方面的尤物？更說到狹義的天才——文藝方面的天才上來，我們真是可憐到萬分了！美的觀感麻木了，無論是音樂、繪畫、雕刻、建築、舞蹈、文學，近百年來我們究竟有那幾樣可以目無古人而誇耀全世？……我們古時大規模的音樂是已失傳了，只剩下些胡琴、鑼鼓，每日亂彈亂打，麻痹國民的神經。舞是失傳了，文學是化了石，繪畫、雕刻、建築，都不脫前人窠臼。我們的獨創性往哪兒去了呢？難道我們真成了石頭，迸射不出生命的萌芽來了嗎？
單拿音樂來說吧。要成全一個真正的音樂家，據說要從幼開始教養，六歲都稍嫌遲了。但像我們現代的青年，不怕就住在上海、北京，上了二三十歲還不曾看見過鋼琴的，恐怕也不乏人。像生在這樣的社會，即使具有莫查德（Mozart）、悲多汶（Beethoven）、蕭邦（Chopin）等人的音樂天才，也沒有機會來得到發展了。
個性發展的可能性有一種遞減律存在。山東有一個朋友對我說過山東有幾句諺語是：「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凡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這真是極有價值的諺語。凡是職司教育的人，凡是養育兒女的人，不可不加以注意。可以摩天的松柏，栽植在花盆裡，營養不充，抑制過甚，到老只成就一株蜷曲的小木，即使把它解放到山林里去，也不能成為巨材了。人生的教育，不僅是音樂一門要從四五歲着手呢！
我們現在是缺乏天才的時代，像我們現在也正是需要天才的時代。教育是作成人才的主要工具，教育在我們現代之必要無待乎贅言。但在我們教育破產的目前，職司教育的人只知道罷課索薪，賣教育用具的人只知道獻賄名人以推廣商業，我們要向他們宣傳殺天才的學校教育之必要，這是愚而可憫。我在此地想提倡一下早期教育，這是人人能行，而且在人生歷程中，為父母兄姐的人有應該施授的義務，為兒女弟妹的人有應該享受的權利的！
早期教育的倡始者與實行者是德國的法學博士客爾·維德（Karl Witte）的父親客爾·維德（父子同名）。父維德說，「兒童教育應該從兒童智力的曙光開始。」——這便是早期教育的定義。他如此主張了，如此實行了，子維德也因之而有了成就。八九歲的時候他便通曉德、法、意、拉、英、希六國語言；九歲入大學，十四歲提出數學論文而成哲學博士，十六歲又得法學博士而任柏林大學的教授。他一直活到八十三歲。父維德做了一部書叫《客爾·維德的教育談》（Karl Witte:Oder Frziehungs-und Bildungsgeschichte Desselben），敘述他教育子維德的事跡一直到十四歲為止。他這本書在德國已經絕了版。而一百年後一九一三年，以十五歲而從哈佛大學畢業的威廉·吉姆士·賽底司（William James Sidis）、同年以十三歲半而入哈佛大學，僅住三年而畢業（照例是四年）的亞多爾夫·帕爾（Adolf Berle），他們都是受了維德的賜，因為他們的父親都是讀過《客爾·維德的教育談》而照法施行了，竟得到同樣的成功。
我們中國目下是需才孔急的時候，有許多熱心國事的友人，彼此一談到救國的問題，大多以為非從打破家庭做起不可。這種毀家紓難的古英雄的事業我們自然贊仰歡迎，但是從自家的兒童着手，為國家作育人才，這也正是人人能行的新英雄的事業吧。[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