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之一夜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南昌之一夜》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一
遭了散兵的毆打，自以為會死的，卻從死亡線上掙脫了轉來，這總是愉快的事。小勤務兵失了蹤，全部的行李遭了搶劫，四個人倒真真正正成了名實相符的四條光棍了。
搖車的工友勸告我們，最好把搖車減少一部，我們大家都集中到一部車上，他們四個人輪流着搖我們四個人，沿途就不用換班了。看情形沿途一定經過了散兵的騷擾，換班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我們接受了這個意見，接着便在車站附近，儘可能採辦了一些乾糧，在十點鐘左右，又重新坐上了搖車，離開了塗家埠。
八個人坐一部手搖車，兩個人坐在靠椅上，兩個人搖，四個坐在車板上，雖然擁擠得一點，但力量可顯得愈見集中了。
車在軌道上飛快地滑走着，沿着鐵軌兩旁，不斷地還有零星的散兵從對面走來，又和我們擦身走過，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是雲南口音，當然都是在南昌被繳了械的難兵了。情形都是很狼狽的，他們離開南昌，沿着鐵路線走來，是已經整整走了兩天了。
他們對於我們倒也沒有什麼敵意，沒有來搶我們的車，也沒有來攔我們的車。毫無疑問，他們是摸不準確我們的身份的，看我們是從九江方面來的，或許怕還認為負有什麼調解使命的吧。
難兵愈朝前走愈見稀少起來，到正午時分便終至絕了跡。
沿途的車站都沒有人辦公，鄉村都是關門閉戶，有些地方顯然遭過搶劫。我們都私自慶幸，幸好減少了車子，並採辦了些乾糧，不然是無法應付的。
在陽光下直射着，搖車以單調而同一的速度進行，天氣雖熱，卻有不斷的涼風，這些正好是催眠的因素，過了正午以後，車上除搖車的人以外，都打起了瞌睡來。
但我自己始終是興奮着的。胸上和頭上的打撲傷時時作痛。
眼鏡失掉了，眼前的映像是模糊的，我也只得閉着眼睛養神。這樣卻打開了我內部的回憶的閘口。我回想到了整整七個月以前的一段往事，就好像得到了一個天啟的一樣，我把一個長久不能解釋的疑團突然領悟了。
二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除夕，我和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同乘火車由九江回南昌。
是蔣介石和武昌政府醞釀着分裂的時候。廣東的國民黨政府北上，道經南昌，便被蔣介石控留在南昌，費了很大力量的爭取，算把政府人員爭取到武漢去了。當時的主要目的，是想把軍權和政權分離，讓蔣介石負軍事上的責任，而同時要受政府和黨的指揮，黨和政府不能放在蔣的挾持下受他操縱。蔣自然是不甘心的，因此正秘密地在進行着種種的陰謀，聯絡幫會、勾結各種反動的民間力量，以從事破壞。
蔣上了廬山，代表反動勢力的張靜江和陳果夫們在他的左右。
鄧演達是代表着武漢派，和當時還算是左翼分子的顧孟餘一道，從武漢到廬山見蔣。他們是受了蔣的電邀，還是自動出發的，我可不甚清楚。照我估計，恐怕出於電邀的成分居多。
鄧在廬山和蔣的談判並不愜意，蔣要鄧到南昌總司令行營代理參謀長。（北伐時的參謀長是李濟深，李一直留守廣州。前方是由白崇禧代理着的，但這時白已以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的名義，向浙江出發了，職務暫由總參議的張群代理着。）這自然是調虎離山之計，鄧和武漢派都是不能同意的。然而在鄧卻有不能抗命的理由：因為蔣是直屬上司，鄧是一個軍人，怎能不服從命令呢？
我那時是在南昌服務的，我以政治部副主任的名義，在管理着行營政治部和整個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鄧電邀我到廬山，我是在除夕的前一天去的，我們在旅館的一間小房裡，談了話。本來不想讓蔣知道，以便秘密離開的，但不料於不經意間，遇着蔣的一位隨從副官，也就只好公開出來，在山上住了一夜。
鄧是講好在除夕那天去南昌的，他說非去一趟不可，不去恐怕就不能下山。我自然也就決定和他同車。
當除夕的清早，我們在要下山之前，我先到廬山療養院去見蔣。走到門口的時候，他正從裡面出來，照例披着他那件黑披風。他突然見到我，很詫異。他問我：「什麼時候來的？」我答應他：「昨天晚上。」他又問：「是擇生（鄧的字）叫你來的嗎？」我回答說：「不是，是六軍政治部（當時駐紮在九江）請我訓話，我個人順便上山來看看陣亡將士墓的工程的。」「見到擇生嗎？」「見到，我們同住在一個旅館。他告訴我他今天往南昌，因此我來見你，我要和他同車回南昌去了。」
蔣聽了我這些話，好像放了心一樣，他要我和他一道走。他說：「好，我們到招待所去，一道去看張靜江先生。靜江先生也打算乘今天的車去南昌的，但我想多留他兩天。」回頭又像有些不能放心地問我：「擇生和你談過什麼？」我只好說沒有。他接着又說：「我叫擇生到南昌去代理參謀長，他們總可以放心我了。他們總說：軍事的發展太快，政治趕不上軍事。他來，總可以使政治趕得上軍事了。關於武昌方面的總政治部的事情，我還打算要麻煩你去一趟呢……」
走到招待所了。半身不遂的張靜江，已經在一間涼廳式的會客間裡等着，在那兒聚集着很多的人。鄧演達、顧孟餘、陳果夫，都在。下山的藤轎都準備停當了，轎和轎夫們也聚集着在窗外的草地上。
那是陰晦的一天。蔣一走進會客間，大家都站立起來了。只有不能站的張靜江，癱坐在藤椅上，特別睜大着在那猴子形的臉上已經夠大了的一雙眼睛。
蔣沒有十分理會別人，卻匆匆忙忙地對張靜江說：「靜江先生，今天不要走。」
「為什麼呢？」張反問着，「一切都準備好了。」
蔣沒有說出理由，只說：「我要你多留兩天。」
就這樣，我們該走的人也就告別下山。顧孟餘在九江留下了，鄧演達和我便乘火車到南昌。
三
一氓從午睡中醒來了，他和我是並坐在靠椅上的。於是，在我腦中盤旋着的回憶，便找着發泄的對象了。
「一氓，你還記得，去年的除夕，南昌城那一次的兵變嗎？」
「那一次你們不是幾乎遇險嗎？那次是第三軍的少數士兵的譁變。」
「在那時候，一般是認為第三軍少數士兵，因為年關的薪餉沒有發足，激起了譁變，但我現在有點懷疑起來了。」
「怎麼的？」
「我猜想，那一定是蔣介石和第三軍的某一個下級軍官串通起來，所組織的一個人為的兵變。他們是想在亂軍中把鄧演達打死的。」
於是我把離開廬山時的情形，向一氓訴述了一遍，接着又重述了我們到達南昌時的情形。
「我們從牛行車站過江，天已經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亂兵，攜帶着武器隨便開槍。我們探問了一下，曉得是第三軍的兄弟。鄧主任是軍事家，他看情形不穩，便叫我們要小心，一直挨着街邊走。走到城門口的時候，竟有機關槍架在那兒。有兵來盤問我們，我們只說是自己人，第三軍的，他們便把我們放過了。進了城，沿街都關門閉戶，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時地亂放槍。走近臬台衙門的時候，在昏黑中又看見有機關槍架在那兒，聽見有扳機柄的聲音了。有人高聲地盤問：誰呀？我們又說：自己人，第三軍的。於是乎便把臬台衙門通過了。我們一直走到總督衙門的總司令部，便再沒有遇到什麼刁難。那晚上，我和鄧主任都是草率地在總司令部過了一夜的。」
「怎麼便可以斷定是蔣的陰謀呢？」一氓聽着我的陳述，他考慮了一下，還是有點不大相信。
「我的懷疑是有五點根據。第一，時間那麼湊巧，剛剛在我們回南昌的時候便起了譁變。第二，變兵公然布防，而且只布防由碼頭到臬台衙門——我們到總司令部所必由之路的那一段。第三，當晚的兵變並沒有經過好長的時間，便自行終止了。第四，事後，並沒有懲辦任何人。第五，這是懷疑出於蔣的陰謀的最堅強的根據，便是，張靜江本來決定當天和我們同車到南昌的，由蔣的臨時變計，差不多等於命令一樣的方式，把他強留了下來。這不表明是有計劃的嗎？我揣想，他一定是頭一天晚上，用長途電話約好了，所擺布的詭計，就是張靜江他們也不知道的。」
一氓點着頭表示同意，接着又問我：「你們在當時是不是覺察到呢？」
「我是剛才坐在這手搖車上，才忽然想到的。我想就是鄧主任，恐怕也不曾覺察。」
我的根據是擇生在第二天離開南昌時的情形。我便把往事又繼續說下去：「除夕，我們在總司令部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一早，我回到東湖的政治部，擇生到南門外俄顧問的公館裡去了。九點鐘左右，他打了電話來找我，我去了。他把他立刻要離開南昌的話告訴我，他說顧孟餘在九江等他，他們從武昌乘來的一隻小火輪，是靠在九江上游的一個隱蔽着的地方，他們是不愁沒有方法回武漢的。他說到要分離，他流出眼淚來了。他關心着我，要我小心。但同時他又說，他和蔣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總有一天會覺察到，誰是在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誰是阿諛着他斷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這是擇生臨到那樣的瞬刻所說的話，他對於蔣可謂一往情深。你能夠相信，他已經覺察到，蔣就在頭一天晚上竟擺布出一場兵變來，打算斷送他自己的『革命的生命』的嗎？」
「演達鄧（鄧演達的簽名，照例用西式，因此我們也每每這樣稱呼他）畢竟是一位忠厚的人。」一氓自語般地讚嘆着。
「還有，你應該還記得：就在鄧主任走的那一天，蔣也從廬山回來了，他打電話來要我到總司令部去。我去了，他第一句問我的，便是『擇生呢』，他竟把擇生關心得那樣緊。可見他沒有要到命，便緊迫地向着我要人了。」
「你那次倒應付得蠻好，老蔣絲毫也沒有懷疑到你。」
「我看他是把我當成書生，無足重輕，不值一殺罷了。」
在我們說話的當中，坐在我腳下，靠着椅腳睡熟了的翰笙，也早醒來了。他很像感到興趣，他插口問起我來：「你是怎樣應付的？」
「我嗎？我是裝傻。我對蔣說，就是為了除夕的兵變，擇生認為有當面向總司令報告的必要，他便趕着回到九江去了。當然是在火車上彼此錯過了。就這樣，蔣也就沒有再追究我。但我想，蔣在當時怕也認為，擇生是不能夠逃出九江的，因為船舶管理處不會為他備船。但他卻沒有想到，擇生早自預防着了他這一着。那一次的陰謀，在蔣無疑地是失敗了。」
四
這些回憶和談話，算打破了車行中的寂寞，我自己也在私自慶幸着：我的生命力畢竟有螞蝗那樣的執拗，要想使它和我的軀殼脫離，好像也是不很容易的事。
手搖車搖到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的確到了牛行車站。車站和附近的市鎮上，依然一個人也沒有。
要打電話吧，電話房是上了鎖的，沒有辦法打通。
我們走到贛江邊上去，隔江可望到南昌城，但喊話的聲音是不能到達的。江面上連一隻船影也沒有。贛江正是洪水期，無情的水滾滾地旁若無人地排瀉着它的濁浪。有一團團的浮漂像小鴨一樣浮在水面奔流着。
南昌城上時而有零星的槍聲射來，也時而有模糊的士兵的影子可以看出。想來他們也是看見了我們，才在那兒瞄準射擊的吧？
——這樣是相當危險的，有什麼辦法過江呢？
我們不期然地，都有些焦急起來了。
在江邊望了一會，又回到車站，想找那四位工友設法，但他們連影子也不見了。他們的任務是達成了的，趕緊脫離了危險地帶，也正是應分的事。但是我們四個人，到了這時候，卻儼然成為了無依無靠的四個孤兒了。
車站上沒有辦法可想，又只好折回江邊。江水依然無情地滾滾地流着，船影一隻也沒有。有的是城上模糊的人影，空中零星的槍聲。我們隔着江，整齊着嗓子，又試了幾番喊話，然而一點反應也沒有。有的依然是模糊的人影，零星的槍聲。
——這是相當危險的，怎麼辦呢？
雖然並沒有追兵在後，而確確實實是有大江在前。我們面面相覷着，真好像伍子胥在過昭關了。
江岸上駢列着一些大戶人家，圍着很高的封火磚牆，一家家都關門閉戶。我們也試着去扣了兩家大門，誰也沒有人應門。說不定每家人家都是空的，家裡人都到別處去躲難去了。
就這樣，我們在江邊上往復徙倚着，足足有一個鐘頭，突然晴明的天黑暗下來了，就跟誰在變戲法的那樣，滿天都湧上了濃黑的稠雲，黑得來有幾分令人可怕，就像快要到半夜光景。
這是暴風雨的先兆。我們趕快在一間大草棚下躲避起來，那在平時是從江船上起貨的堆棧。
天愈來愈黑，突然間下出一批傾盆大雨。——不，這「傾盆」兩個字還不夠形容，倒可以說是倒海翻江，或者說，整個的天都垮塌下來了的那樣。
五
暴雨沒有好一會也就過了，眼前的一切，更加真真正正地被沖洗得乾乾淨淨。
天氣倒涼快了下來，可卻增加了心境的淒寂。
——過不了江，和自己人接不起頭來，怎辦呢？
天色漸漸昏黃起來了，江水在經過一陣暴雨之後，好像流得更加得意，更加洶湧，船影依然是沒有的。不僅渡船沒有，就是上下游來往的船，偶爾錯誤地開來了的也沒有一隻。
這明明是封了江了。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們在當時實在不大明白：張發奎的軍隊還遠遠駐在德安，從德安到牛行是一片無人之境，也應該是自己的區域吧，為什麼要那樣退攖，竟到劃江而守呢？
大家的心境都已經達到絕望的程度了，真箇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對着那浩浩的贛江，竟想喊出兩聲蹩腳的秦腔了。
在無可奈何中，我一個人沿着江邊往下遊走去。
但是奇怪！走了不很遠，我突然發現了一隻小船，打着一面紅旗子，在江心不安定地搖着。
「呵，救命的船來了！」我不禁叫了出來，又接着拚命喊，「請把船搖過來！請把船搖過來！我是郭主任，要進南昌城去！」
船上有兩個人影子，一個在後邊掌舵，一個坐在船頭近處。
「這真是天外飛來的救星了！」船果然在向着我搖。
船搖攏了岸，船頭上的一位是年輕人，他竟認得我。
「你們是城裡派來接我們的嗎？」
「不。」年輕人回答，「我是來收軍用電線的。是你一個人嗎，郭主任？」
「不，我們還有三個人呢，在那上面。我們是昨天夜裡由九江動身，坐着手搖車趕來的。」
「你們碰着我們真好了，隊伍今晚上就要開拔，從清早起封了江，我這一隻船要算是最後一次了。」
啊，這真是天外飛來的救星呀！我自己在心裡反覆着：簡直就像戲裡編湊的情節一樣。伍子胥過昭關，遇着江上漁父；楚霸王到烏江，遇着烏江亭長；我們來南昌，遇着這位電信隊的青年。
六
在昏茫中，渡過了江，天已經黑下來了。
除夕遇險的一幕，自然又回憶起來，但我們這一次是化險為夷了，雖然費了一些周折。在全街關門閉戶的街道上，被人引到了賀龍的軍部，恰巧是在臬台衙門。賀龍和他的幕僚們正在吃夜飯，他看見我們到了，歡喜得跳了起來。
「呵，你們來了，來了，大家關心得要命啦！」說着便把我們擁抱起來。他當然還不知道我全身都感覺到疼痛。
我們少不得便把九江出發前後的情形，告訴了一遍。他聽說我同一氓挨了打，便要叫軍醫來看，但我們推辭了。因為並沒有受什麼內傷，外傷也不怎麼嚴重，大家都在忙亂的時候，最好是省得麻煩了。
我們被留着吃了晚飯，賀龍又叫勤務兵拿了兩套衛生衣和短褲來送我作為換洗用。他雖然比我肥壯些，但我們的高矮是相差有限的。
不一會，恩來得着消息也趕來了。他已經在電話中知道了我們挨過打並把一切行李都丟掉了，他隨身帶了一套藍布軍服，是他所分得的，拿來送我。大家都有說不出的高興。我把張發奎寫來的四項要求，交給了恩來，他拿着看了一遍，說：「都不成問題了。我們是決定走東江，不走贛南的。本來我們打算今晚就出發，離開南昌，現在改成明早出發了。我們和他自然可以各不相干。我們的方針是繳械，不殺人，他也是應該知道的。『八一』革命，我們只繳了第三軍和第六軍一部分的械，並沒有殺一個人。」
「不殺人，有時也好像不大好。」我半開玩笑地說，「我們倒幾乎被你們沒有殺的人殺掉了。」
大家鬨堂笑了一會，真的快心稱意的大笑。
南昌方面的情形，我們也算弄明白了一些，彼此都在慶幸着來得的確是時候。假使我們再遲得一晚上，不僅會掉隊，而且有可能會當俘虜的。南昌城裡還潛伏着很多的反動分子，等我們的軍隊開拔之後，他們立地便要露出面來報復的。就是張發奎早遲也難保要翻臉。
恩來是屬於參謀團本部的，負責指揮軍事上的責任，他很忙。那個組織裡面，包含着劉伯承、李立三、彭湃，和其他的主腦人物。他先走了。
當時的革命委員會裡面也有總政治部。我和一氓、翰笙是派在總政治部裡面的，龔彬屬於哪一個組織，我可記不清楚了，大約仍然是那一軍的軍政治部吧。
我們也得趕着在明天出發的，接着便被人引到舊總督署，去就自己的崗位。
七
舊總督署，這個在北伐期中曾經做過蔣介石的總司令部的，現在是革命委員會的大本營了。這兒是我在一九二六與一九二七年之交的三四個月中，每天必須出入的地方。隔了不上半年，又算是舊地重來了。
情形是變了。雖然是在夜間，照例是那有「瞎子」之稱的電燈光朦朧地照着，而且都顯得零亂，但大家都很興奮，也都顯得那麼朝氣勃勃。
北伐軍由廣州出發，不到一年工夫便席捲了長江流域，並幾乎完成了統一華北的使命，現在由蔣介石為首的內部叛變，陣線是分裂了，只剩下革命的核心力量，又從長江流域要折回到廣東，準備捲土重來。照道理，這應該是革命的挫折，然而在當時，誰也沒有這樣的感觸。「八一」革命是成功了，我們是勝利者。勝利者的氣氛的確是瀰漫着的，就仿佛那「瞎子」電燈，都呈現着勝利者的面貌。
就在那樣的電燈光下，我看見了譚平山和惲代英。
平山在那時是革命委員會的事實上的主席，我們從武昌分手僅僅半個月光景，現在是在另一個天地里會面了。除歡喜之外，彼此都沒有什麼話好說。
但我對代英卻表示了特別的謝意。因為在我未來之前，他已替我們把政治部組織了起來，而且處理得井井有條了。雖然明早就要出發，也沒有剩下什麼工作要讓我們來趕夜工的。
代英在擔任着宣傳委員會的工作，我雖然也是宣傳委員之一，同樣也無須乎要我來作事務上的處理。
說也湊巧，當晚讓我留宿一夜的房間，正好是七個月以前的除夕我避難過的地方。舊時的回憶免不得又來縈繞了一番。雖然身上還在痛，但午前在塗家埠遇難的一幕，卻比除夕避難的一幕，更加遼遠了一樣。[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