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鏗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馮鏗

馮鏗

（1907年10月10日－1931年2月7日），又名嶺梅。生於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原籍浙江杭州，清末隨祖移居海陽縣城南面的雲步村（今潮州楓溪雲步），及後遷至汕頭市。着名女作家、女詩人，「左聯五烈士」之一，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

人物生平

出生於貧窮的教師家庭。1925年開始發表習作，多是些抒情小時。此後創作題材有所擴大。1926年畢業於汕頭左聯中學，在鄉間小學任教。1929年春到上海，同年5月經杜國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加入「左聯」，並於同年5月與柔石、胡也頻、殷夫代表「左聯」參加在上海秘密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後任「中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秘書。1931年1月17日與柔石、殷夫、胡也頻、李偉森等人同時被國民黨上海政權捕，2月7日於龍華獄中被處決或活埋。

由於所處的政治環境及其他一些原因，直到1986年才出版了其唯一的着作集《重新起來》。

馮鏗在左聯認識柔石後，成為他的情人。馮鏗是在柔石29歲生日（1930年9月28日）之後與他同居的，但是時間不長，4個月後兩人雙雙被處決。

軼事典故

成長之路

童年生活

馮鏗的父母、兄姐都是從事教師職業的知識分子。馮鏗自小酷愛文學，8歲就開始閱讀《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等古典小說，15歲時就開始發表作品。以後，伴隨着豐富多彩的學校生活和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實踐，勤敏聰慧、性格倔強的馮鏗，文學創作一發而不可收。她在文學的百花園裡耕耘不輟，創作了大量的作品，被現代文學界譽為「中國新誕生的最出色的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一」。

求學生涯

馮鏗在友聯中學高中部讀書期間，正值國民革命在廣東興起，當時潮汕地區是廣東乃至全國國民革命的中心之一。1925年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矛頭所向就是盤踞東江、潮汕一帶的反動軍閥陳炯明。在這麼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馮鏗這個年僅十七八歲的高中生，便以筆桿子當作戰鬥武器對準反動勢力。她認為文學可以為革命助威吶喊，可以點燃人民心中的火焰。在此期間，馮鏗發表了《國慶日的紀念》、《破壞與建設》、《學生高尚的人格》等近10篇以文學為題材反映她對現實社會鬥爭的思考的文章，文章針對盤踞潮汕和廣東的軍閥們爭地盤、謀私利而不顧人民死活、連年混戰的現實，憤嘆這些人沒有繼承辛亥革命先烈們用頭顱和鮮血換來的「一線光明」，「反而自己擾亂起來」，使國家和人民陷入更加貧弱的境地。她剖析國家混亂的原因，是在於辛亥革命對舊思想、舊勢力「甄滅、劃除」得不夠乾淨，「那時的偉人、烈士們，誤以為把『大清帝國』改名為『中華民國』就達到了目的！所以容溥儀依舊安居皇宮，受遺老們的朝拜，因而惹起了復辟的亂子來」。作為一個中學生，馮鏗對政治的洞察力入木三分，分析鞭辟入裡，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馮鏗對婦女的命運的關注，在她《一個可憐的女子》和《月下》兩篇小說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第一篇敘述一個童養媳的悲慘生活境遇：她擺脫不了非人的折磨，終於以跳進河裡結束生命的方式來擺脫人間地獄般的生活。後一篇寫了一個年輕女子，丈夫是紈絝子弟，婆婆以森嚴的封建禮節桎梏她，使她過着「和奴隸、囚犯、木偶……一樣僵死的生活」，從而陷入生與死的困惑之中。

1928年6、7月間，即高中畢業前夕，馮鏗在汕頭以《海濱雜論》為總題分《石蓮》、《畢竟還是玩物》、《夫婦》、《滑稽》為小題寫了4篇具有現代雜文格式的散文，寄往上海《白露》半月刊。分別在該刊第3卷第8、11、12期上發表，作品以第一人稱的敘述，從海濱城市汕頭的社會生活的一個角落勾勒出時代女性的面影和姿態。這幾篇散文體現了思想性、社會性和戰鬥性的統一。作者不是單純的寫景，或抒一己之情，而是借景物以言志，借敘事記人來攝取一種社會的圖景，勾畫某種人物的姿態、行為與笑貌，是大革命風雲之下社會一隅的真實記錄和描摹，這組作品的發表，標誌着馮鏗的思想和文學創作水平在汕頭時期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

踏入社會

1929年2月，馮鏗從汕頭到達上海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上海，是全國革命文學的中心。當時，既有我國新文學的旗手魯迅的眾多全國一流的作家、藝術家在那裡，也有為數甚多的潮汕籍革命家、文化人在那裡，包括杜國癢、洪靈菲、戴平萬、王鼎新、唐瑜、楊村人、鄭正秋、蔡楚生、陳波兒、許美勛、李春蕃、梅益、許滌新，尤其馮鏗到上海後所投靠杜國癢、洪靈菲、戴平萬3位老鄉，都是當時我國提倡和創作革命文學的中堅作家。正是在魯迅和眾多潮汕師友的扶掖和自身的努力下，出現馮鏗平生第二個創作的高峰期，從而奠定了她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加入共產黨

1930年3月，在中共的影響下，以當時在上海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團體創造社、太陽社、我們社（以潮汕籍文化人為主組成）成員和受魯迅影響的革命作家為主，吸收其他進步作家參加的著名的革命文藝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馮鏗是出席成立大會的40餘人和首批50多名盟員之一。

「 左聯」一成立，就以戰鬥的姿態出現，它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武器，不僅對各種錯誤文藝思潮包括新月派、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觀點進行批評和論戰，而且對國民黨當局的反動文藝政策和迫害壓制進步作家的活動進行頑強的抗爭。

馮鏗以一個青年共產黨員的戰鬥熱情，勇敢地投入這場鬥爭，她不僅參加「左聯」聯絡工會、張貼標語、印發傳單、宣傳群眾的工作，還先後創作並發表了詩集《春宵》，隨筆《一團肉》等多篇，短篇小說《遇合》、《小阿強》、《紅的日記》等10幾篇，中篇小說《重新起來》和《最後的出路》。這些力作和「左聯」其他青年革命作家的作品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誠如魯迅的高論：「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步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

愛情生活

愛情邂逅

1930年10月20日，這是馮鏗、柔石確定關係的日子，柔石寫信給許美勛。信中充滿新思想的韻味：「我是一個青年，我當然需要女友，但我的主旨是這樣想：『若於事業有幫助，有鼓勵，我接受，否則，拒絕！』我很以為這是一回簡單的事，一月前，馮君給我一封信，我當時躊躇了一下，繼之，因我們互相多於見面的機會的關係，便互相愛上了。」「如馮君與你仍能結合，仍有幸福，我定不再見馮君，我是相信理想主義的，我坦白向兄這樣說。兄當然不會強迫一個失了愛的愛人，一生跟在身邊；我也決不會奪取有了愛的愛人，滿足一時肉慾。」不知道許美勛接信後有何反應，但可以肯定的是，許接受了這一事實，並在往後不記恨馮鏗。解放後，許美勛在50、80年代還多次著文，熱情謳歌這位曾是自己同居的愛人後又離去的烈士。

書信往來

從柔石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與馮鏗交往頻繁，意氣相投，「於事業有幫助，有鼓勵」。馮鏗愛上柔石，主動給他寫信，傾訴愛慕之情，柔石也賞識、看重馮鏗，接受了馮鏗要他轉換作品題材和形式，並將此事鄭重告訴魯迅，魯迅不加思考地發出疑問：「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棒，怎麼能行呢？」柔石堅定的回答：「只要學起來」。在這裡，可見柔石、馮鏗相愛的深度。事後，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有過生動的記述：「他（指柔石、筆者注）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於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於成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分的小說。是發源於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並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

不幸婚姻

柔石與馮鏗相愛，也與柔石本身的婚姻不幸有關。早在浙江一師讀書期間，17歲的柔石就在父母之命下與大他2歲的吳素瑛結婚，吳雖勤勞樸實，但沒有讀過書，雙方缺乏共同語言，而這時的柔石，飽領時代的思潮，嚮往寫作的願望十分強烈，這無疑使柔石常常陷入感情的痛苦之中，婚後，他多在外漂泊，碰到象馮鏗這般具有共同嚮往、熱情奔放的女青年，相愛就成自然的事了。

追逐自由

馮鏗與柔石相愛，與馮鏗已經形成的自由愛情觀和在婚姻上的叛逆性格也不無關係。馮鏗有一位年長她10歲的姐姐馮素秋，頗有才情，善吟誦，工詩文，追求婚姻自主，受到舊禮教的阻撓，素秋勇敢抗爭，嚮往婚姻自由，但卻在舊道德的壓迫下，31歲便因壓抑染病亡故。姐姐在臨終時對馮鏗說：「我們做女人的受罪特別深，你要有志些，將來替女人復仇。舊禮教真象猛虎……你要學武松」。姐姐的悲劇和封建社會陰霾下的潮汕城鄉女人的慘遇，使馮鏗對自由的愛情表現得特別的嚮往。1926年秋天，19歲的馮鏗在汕頭友聯中學高中畢業前夕，寫下一組愛情詩，表達了在封建禮教壓抑下愛情的苦悶，其中一首道：「晚上燭光一燦，心裡更加茫然念你——　念你到無可奈何時，把臉兒貼着白燭。燭淚滴到頰上和淚兒混流，凝結了是你我的淚珠！」

馮鏗與柔石大約是在1929年10結伴同遊杭州時未公開同居的，到1931年1月公開同居，不幸的是，這段愛情是多麼地短暫，同年2月初，他們雙雙血灑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