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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蘭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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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蘭洲 | |
| 原文名 | lanzhoufeng |
| 出生 |
1903年8月24日 中國山東省臨朐縣 |
| 逝世 | 1972年1月29日（68歲）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專家，教授 |
| 知名作品 |
《寄生蟲病學》 |
馮蘭洲(1903.8.24-1972.1.29)，昆蟲學家。山東臨朐人。1929年畢業於山東濟南齊魯大學醫正科，並獲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授予的醫學博士學位。曾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寄生蟲病研究所教授、所長。1957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確定了我國瘧疾和絲蟲病的主要蚊蟲媒介，並對媒介白蛉傳播黑熱病的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為防治我國主要的寄生蟲病提供了科學依據和理論基礎參與擬訂了《寄生物學名詞》、《無脊椎動物名詞》、《昆蟲學名詞》、《蜱蟎學名詞》等。（以上資料來源見鏈接）[1]
個人簡歷
1920年 畢業於益都縣守善中學。
1929~1933年 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寄生物學系任助教。
1933年8月 到英國利物浦熱帶衛生學院進修半年。
1934~1937年 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寄生物學系任講師。
1937~1942年 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寄生物學系任助教授。
1942~1947年 任北京大學醫學院寄生蟲學教研室主任教授，兼任天津東亞毛織廠附屬藥廠研究員。
1947~1952年 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寄生物學系助教授。
1950年 任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及醫學昆蟲室主任。
1952~1956年 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寄生物學系任主任教授。
1957年 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1958~1960年 任中國醫學科學院所屬上海寄生蟲病研究所所長。
1960~1972年 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寄生物學系系主任、教授。 （以上資料來源見鏈接）[2]
對絲蟲病調查
1936年，馮蘭洲發表了對中國絲蟲病調查的結果，首次證明在中國中華按蚊(Anopheles hyrcanus var.sinensis)是馬來絲蟲的重要傳播媒介。1937年他被提升為助理教授。1938年他參加在德國柏林召開的國際昆蟲學會議，報告了論文"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osquitoes in China"(中國蚊蟲的地理分布)。1939年參加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的國際熱帶病與瘧疾學會年會，報告了論文3篇:"中國絲蟲病的分布與傳播"、"中國瘧疾流行病學"和"鈍緣蜱對回歸熱螺旋體的傳染方法"。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馮蘭洲不可能再到南方鄉村調查。當時北平香山一帶瘧疾、黑熱病及回歸熱均比較嚴重。他就到北平近郊調查白蛉傳播黑熱病和潘氏按蚊(A.pattoni)傳播瘧疾的情況，並在實驗室中研究了虱和蜱傳播回歸熱的情況。他在這些疾病的傳播機制方面均有所發現。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北京協和醫學院被日軍關閉，馮蘭洲轉到北京大學醫學院寄生蟲學系任主任教授，從事教學，並在天津東亞毛織廠附屬藥廠兼任研究員，研究檳榔有效成分的提純。
1947年，北京協和醫學院復校，馮蘭洲回到北京協和醫學院寄生物學系擔任助理教授，參與復校工作。
1949年他參與編寫了《瘧疾和蚊子》、《豬囊蟲》及《預防蛔蟲病》3部科普電影的文字稿，還寫了不少寄生蟲學和醫學昆蟲學的通俗讀物，對培養寄生蟲學人才和普及寄生蟲學知識作出了貢獻。他還主編了《中國蚊蟲描述匯編》和《醫學昆蟲學》3本書。後一本書原來是醫學昆蟲專修班的講義，經他初步整理，準備成書，不幸因"文化大革命"爆發而不能出版。該書尚未定稿馮蘭洲即於1972年逝世。後來他的遺著由馬素芳、馮蘭濱等代為補充、謄抄，趙振聲整理定稿，1983年6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1950年，馮蘭洲任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及醫學昆蟲室主任。1958年又任中國醫學科學院上海寄生蟲病研究所所長。
由於馮蘭洲在醫學昆蟲學和寄生蟲學方面作出突出貢獻，他於1957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享年69歲。
馮蘭洲一生生活艱苦樸素，能吃苦耐勞，熱愛科研工作，努力克服困難，經常深入寄生蟲病流行現場，他足跡遍及各省的代表地區，尤其是中國南方、西北和東北。他善於根據國內的實際需要選擇研究課題，鍥而不捨地鑽研。他為中國的寄生蟲病防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以上資料來源見鏈接）[3]
科學成就
第一，確定微小按蚊是中國瘧疾的傳播媒介
馮蘭洲於1929年進入北京協和醫學院工作時，就決心由媒介昆蟲入手，研究解決中國的常見寄生蟲病問題。當時中國在寄生蟲病方面的研究極少。1930年代初，僅在廣州、杭州、上海和北平等大城市的研究機構中有少數科學家對瘧疾、黑熱病、血吸蟲病做過少量初步的調查研究，對醫學昆蟲的研究幾乎是空白。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寄生物學系中也沒有專門研究醫學昆蟲的高級人員。馮蘭洲憑藉求學期間參加英國皇家學會工作時掌握的昆蟲學知識，一面參考文獻，一面在北平近郊收集按蚊成蟲及幼蟲，進行詳細的形態觀察和鑑定。中國南方農村的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如果不具備熟練的採集、保存和鑑定昆蟲的技術，就很難獲得完整的科學數據。
1930~1935年間，馮蘭洲多次到江浙和江西等地的農村，進行現場調查和研究，收集到許多標本，為科研打下良好的基礎。他對廈門的築路工人中爆發的惡性瘧疾進行了詳細的流行因素調查，1932年發表了"廈門之瘧疾及其傳染之研究"一文。他在中國首次通過按蚊解剖和對按蚊瘧原蟲子孢子感染率的檢查，證實微小按蚊是當地瘧疾的主要傳播媒介。1934年，他又發表在廣西13個縣的調查結果，即"廣西的瘧疾及其傳播"一文。這在當時是一篇資料完整，具有說服力的瘧疾流行學報告，文章進一步證實微小按蚊是中國南方山區的重要昆蟲媒介。以後，他又根據自己在南方各地調查和蚊蟲標本收集的結果，以及文獻中已報告的蚊蟲種類，對中國蚊蟲的分布作了綜述，藉以看出某些蚊蟲的分布與疾病之間的關係。微小按蚊作為瘧疾的傳播媒介，這點在東南亞已有報告。馮蘭洲的工作則首次證實微小按蚊在中國也是重要的瘧疾傳播媒介，從而為中國以後的瘧疾防治工作開闢了道路。
第二，證明中國存在馬來絲蟲，中華按蚊是馬來絲蟲的重要傳播媒介
1878年，英國寄生蟲學家Patrick Manson(1844~1922)首先在廈門發現致倦庫蚊(Culex fatigans)是班氏武赫雷爾氏絲蟲(Wuchereria bancrofti，班氏絲蟲，曾譯班氏吳策絲蟲)的傳播媒介。當時人們還不清楚國內有無馬來布魯格氏絲蟲(Brugia malayi，馬來絲蟲)感染的存在。馮蘭洲選擇浙江作為調查絲蟲病傳播媒介的現場。在進行現場工作以前，他同樣已經做了一些技術準備工作。他在北平用常見的狗體內的絲蟲，即犬惡絲蟲(Dirofilia imitis)為實驗材料。他對犬惡絲蟲的微絲蚴進行形態學觀察。他使用了活體染色方法，以便更清晰地觀察微絲蚴的結構，然後進行蚊蟲傳播實驗，並觀察絲蟲幼蟲在蚊體內不同時期的發育情況。1932年，他親臨浙江湖州現場調查，發現當地的絲蟲病患者血液中的微絲蚴有兩種不同的形態。馮蘭洲將標本帶回北平，使用活體染色法比較兩種微絲蚴的結構，證明中國確實存在兩種不同的絲蟲--班氏絲蟲及馬來絲蟲。在確定當地的絲蟲種類以後，他又調查當地不同蚊種對絲蟲的自然感染率，確定中華按蚊是浙江馬來絲蟲病的主要傳播媒介。為進一步證明中華按蚊是馬來絲蟲的良好傳播媒介，他又進行了人工感染試驗，對馬來絲蟲幼蟲在中華按蚊體內不同時期的發育情況，進行了非常細緻的形態描述。他發表的有關文章是中國絲蟲病研究的早期經典著作。這方面的工作後因"七七事變"而中斷。
第三，對白蛉傳播黑熱病和虱、蜱傳播回歸熱的研究
1930年代中期，孫志成和吳征鑒等在江蘇北部發現自然感染利什曼原蟲(黑熱病病原體)的中華白蛉(Phlebotomus sinensis)，但這些自然感染的中華白蛉能否將體內的利什曼原蟲傳播給哺乳動物終寄主，則尚無實驗證明;黑熱病是否有中間寄主(如狗等)，國內亦缺乏科學依據。
抗日戰爭時期，馮蘭洲在北平對當地流行的黑熱病進行傳播媒介的研究。他與鍾惠瀾合作，繼李宗恩之後在1939 年證實北平的狗能感染利什曼病。同年他們發現北平有自然感染利什曼原蟲的中華白蛉。中華白蛉吸食黑熱病狗的血液後，利什曼原蟲在白蛉體內繁殖，並向白蛉身體前部移動，阻塞在其咽部。1941年，他們在臥佛寺後櫻桃溝一個黑熱病患者家中，找到一隻病狗。他們將病狗關在無人居住的空房內。晚上，病狗吸引了大量中華白蛉和蒙古白蛉(P.mongolensis)飛來吸血。他們將這些吸過血的白蛉捕來飼養和解剖，發現僅中華白蛉會獲得感染。用這些感染的中華白蛉去叮咬地鼠(一種對黑熱病敏感的實驗動物)，中華白蛉會將黑熱病傳播給地鼠。這是國內首次用自然感染的中華白蛉成功地將黑熱病傳播給易感動物。這說明，中華白蛉不但能感染，而且能傳播黑熱病。在實驗中，馮蘭洲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讓中華白蛉和蒙古白蛉吸食黑熱病狗的血液後，兩種白蛉的胃中均有利什曼原蟲，但僅僅前者能傳播黑熱病，而後者卻不能。馮蘭洲連續仔細地解剖兩種白蛉，發現它們在吸血後形成的食物外膜是不同的。白蛉吸血後，在胃與吸入的血液之間形成一個完整的膜，位於胃粘膜之內，血塊之外，稱為食物外膜。中華白蛉的食物外膜於白蛉吸血後不久便破裂，被吸入的利什曼原蟲可以鑽出食物外膜，由胃向咽部移動，在咽部繁殖;該中華白蛉再度吸血時便會將病原體注入新寄主體內。而蒙古白蛉的食物外膜不破裂。卻一直包裹着血液里的利什曼原蟲，使之最後隨糞便一同排出蒙古白蛉體外。既然利什曼原蟲不能移動到蒙古白蛉的咽部，所以蒙古白蛉也就不能傳播黑熱病。這一機制的發現，確證了中華白蛉是黑熱病良好的傳播媒介，也說明馮蘭洲觀察的細緻和解剖技術的精湛。
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馮蘭洲和鍾惠瀾還觀察了虱和蜱傳播回歸熱的情況。過去有一種說法:回歸熱螺旋體進入虱或蜱胃中7小時至8天後變成不可見的顆粒狀，9~10天後再恢復為螺旋形。他們兩人在虱或蜱吸入含回歸熱螺旋體的血液後，直接採取虱或蜱不同部位的體液，置於暗視野顯微鏡下觀察，而不採用常規的切片染色方法，因此得以清楚地發現難以染色的螺旋體。結果，他們發現螺旋體被吸入虱或蜱胃內數小時後即穿過胃壁進入體腔，並進行二分裂法繁殖。於是他們否定了回歸熱螺旋體在生活史中有一個不可見期的說法。他們還指出，回歸熱的傳播並非通過虱或蜱的糞便，而是虱子被擠破的身體流出的體液或蜱的基節腺分泌物污染傷口所致。
合併使用檳榔和南瓜子治療絛蟲病
中國古書中記載了許多治療寄生蟲病的藥物。1949年，馮蘭洲試用檳榔治療絛蟲病，發現效果很好。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天津東亞毛織廠附屬藥廠任研究員時，製備了檳榔鉍碘化合物，其療效與檳榔煎劑相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馮蘭洲又繼續深入地研究中藥對寄生蟲病的療效。過去用檳榔治療絛蟲病時，他發現該藥驅除豬帶絛蟲效果甚好，觀察22例均得治癒，但藥物對牛帶絛蟲療效較差，16例中僅5例治癒。經過查找古書中的方劑，並經過臨床觀察，他提出用檳榔合併南瓜子治療絛蟲病。他用這種方法治療北京高發人群--屠宰場工人中的絛蟲病患者，發現該法對兩種絛蟲病的療效均在90%以上。兩種中藥都具有麻痹絛蟲成蟲的作用。兩種絛蟲被驅出人體後，他將絛蟲提出洗淨，放在生理鹽水中。蟲體恢復活動後，再分別加入南瓜子液或檳榔液，在體外觀察兩種藥物的作用部位。結果發現，檳榔能麻痹牛帶絛蟲蟲體的前部，南瓜子能麻痹牛帶絛蟲蟲體的後部;而檳榔對豬帶絛蟲蟲體的前部和後部均有麻痹作用。這就證明為什麼合併使用檳榔和南瓜子能較好地驅除牛帶絛蟲。這種療法取材方便、經濟、效果好，已成為中國治療絛蟲病的常規方法。
查明窄卵型中華按蚊與傳播疾病的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寄生蟲學研究發展很快。各地先後證實微小按蚊是中國南方丘陵山區傳播瘧疾的主要媒介。採用滅蚊劑消滅微小按蚊在海南島已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在中國中部廣大平原及丘陵地區，瘧疾的主要傳播媒介是什麼?中華按蚊是不是重要的傳播媒介?這些問題還沒有定論。中華按蚊在中國分布廣，數量大。如果還沒有研究清楚其在疾病傳播中的作用之前就盲目地消滅所有的中華按蚊，會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1938年，姚永政等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報告，中華按蚊成蟲產下的卵在形態上有3種類型。馮蘭洲結合他自己過去的經驗，經過分析提出:中華按蚊可能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種群，不同的類型在形態上相似，但在生活習性和對疾病的傳播方面有所不同。為了證實他的設想，1953~1954年他親赴廣西，選擇一個既有瘧疾又有絲蟲病流行的點，觀察寬卵型和窄卵型中華按蚊對兩種疾病的感染率。他發現窄卵型中華按蚊對馬來絲蟲的感染率明顯高於寬卵型，這說明窄卵型中華按蚊在山區和丘陵地區是馬來絲蟲的主要傳播媒介。第二年，他在杭州再一次進行觀察，得出同樣的結論。後來他比較研究了全國絲蟲病及瘧疾流行區與非流行區寄來的中華按蚊各期標本。比較結果表明:絲蟲病流行區的按蚊以窄卵型的為主。1961年，他指導科研人員對兩種不同卵型的中華按蚊的成蟲、卵、幼蟲和蛹進行形態學觀察，並將其與中華按蚊種群中的其他蚊種進行詳細的比較，最後確定窄卵型中華按蚊是一個新的亞種。後來此亞種稱為中華按蚊嗜人亞種(A.s.var.anthropophagus)。他們對此亞種的習性進行了初步分析。寫成的論文因"文化大革命"未得到及時發表，到1975年文章發表時馮蘭洲已逝世3年。上述這些已經結果，為後來各地的瘧疾及絲蟲病流行學調查所證實，為中國中部地區瘧疾及絲蟲病的蟲媒控制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 （以上資料來源見鏈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