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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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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鋒(1919年7月-2005年6月7日),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政壇的活躍人物,學者。早年曾任中共樂陵縣委書記。1956年後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哲學組組長、思想界動態組組長。後調任《紅旗》雜誌社編委[1],任中國哲學史組組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一,為《人民日報》和《紅旗》起草社論、評論員文章。由於七·二〇事件後重提「揪軍內一小撮」口號而被隔離審查,後關入秦城監獄。1982年出獄,繼續其早年的中國哲學研究,撰寫和組織編輯了《老子通》、《孫子兵法大辭典》等多本專著。

論戰

1956年11月中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請馮友蘭作學術報告。馮講的內容是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馮文1957年1月8日發表於《光明日報》。吳傳啟把馮繼承中國哲學遺產的意見概括為「抽象繼承法」,關鋒認為這個概括 「符合馮意見的本質」,馮本人也認同這個提法。關寫了很多批判馮「抽象繼承法」的文章,認為「抽象繼承法」 是「現成地拿來」,是哲學方法論上的修正主義等。與之對立,關提出「揚棄三法」。當時,馮被視為資產階級教授,關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經常是請馮作報告後,還要請關去作「消毒」報告。孟祥才說,一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生告訴他,馮在給他們講課時說,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關的水平是最高的。

1962年11月6-12日濟南召開孔子學術討論會,邀請關參加。關口述閻長貴記錄,一天寫了16000字的發言稿。:59-60 來自全國十六個省 、市的老年、青年專家、學者共一百六十餘人到會。討論會當天晚上,林聿時、關鋒找到兩位前同事,把所有會議論文都要到手,四個人連夜寫了兩篇文章,第二天上午命令大會主持人改變議程,安排他們四人中的兩人發言。他們發言說:一個人的思想「在階級社會裡,是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的理論表現,超階級的思想體系和思想家是沒有的。孔子哲學政治倫理學說不能當作超階級的、永恆的,無批判地加以繼承,把孔子現代化。」 1967年1月,姚文元發表《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將1962年孔子討論會定性為「資產階級右派囂張得發了狂的黑會」,人民日報接連發了兩篇批判文章:《「孔子討論會」是牛鬼蛇神向党進攻的黑會》、《牛鬼蛇神在「孔子討論會」上放了些什麼毒》。

晚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審理了關鋒的問題,決定對關鋒免予起訴,維持開除黨籍的決定不變。1982年1月28日,關鋒被釋放,此後住在《紅旗》雜誌社(現《求是》雜誌社)的宿舍里,與妻子、孩子共同生活。:53 政治上按一般幹部待遇,生活上按司局級待遇。

1987年至1989年,關鋒起訴辛冠潔侵犯他的版權,關鋒敗訴。

1988年傳記作家葉永烈採訪關鋒時,關鋒頭一句話是:「我現在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做蛀書蟲』!」 關鋒晚年出書均署名「古棣」。對於「文化大革命」,關奉行「四不原則」,即「不看、不想、不談、不寫」。 葉永烈描述說,晚年的關鋒生活平靜下來。有三大愛好:看古書、看電視、練氣功。戴幹部帽,穿中山裝,不抽煙,不喝酒,每天三頓平常飯菜,埋頭研究老、莊、孔。 閻長貴則說,「四不」不是實話,關鋒很關心「文革」的回憶和研究的,有相關書籍就買,「不談」不是實話,關鋒和閻就談過不少。1980年代有人去看他,談到文革時,關鋒說:「他們勝利了!」關還說:「毛主席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和問題就是沒掌握組織。」

1986年戚本禹刑滿釋放後,關為避嫌不願再和戚交往,但後來,關和戚除書信往來,還多次會晤(都是戚來北京),合作寫書。關和戚在「文革」後又成為摯友。關鋒寫信給戚本禹說:穆欣《劫後長憶》、王力《王力反思錄》「壞極了。一、無恥;二、喪盡『天良』(赤子之心),在我讀過的同類書中是最壞、最壞的。叛徒,也是敵人,但人們最恨叛徒——實為至情至理。」「這兩位,回想起來,我認為不是從好變壞,不是從紅可粉紅變黑的,從其人生觀說是一貫如此,『投機分子』可當首位,我在想,我們(尤其是我)當年為什麼一點也沒有覺察呢?!」

2005年6月7日晚21時40分病逝於北京[2],享年八十六歲。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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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鋒支隊聯合在抗戰中,奏出「英雄之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