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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鋒（1919年7月－2005年6月7日），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政壇的活躍人物，學者。早年曾任中共樂陵縣委書記。1956年後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哲學組組長、思想界動態組組長。後調任《紅旗》雜誌社編委，任中國哲學史組組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一，為《人民日報》和《紅旗》起草社論、評論員文章。由於七·二〇事件後重提「揪軍內一小撮」口號而被隔離審查，後關入秦城監獄。1982年出獄，繼續其早年的中國哲學研究，撰寫和組織編輯了《老子通》、《孫子兵法大辭典》等多本專著。

論戰

1956年11月中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請馮友蘭作學術報告。馮講的內容是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馮文1957年1月8日發表於《光明日報》。吳傳啟把馮繼承中國哲學遺產的意見概括為「抽象繼承法」，關鋒認為這個概括 「符合馮意見的本質」，馮本人也認同這個提法。關寫了很多批判馮「抽象繼承法」的文章，認為「抽象繼承法」 是「現成地拿來」，是哲學方法論上的修正主義等。與之對立，關提出「揚棄三法」。當時，馮被視為資產階級教授，關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經常是請馮作報告後，還要請關去作「消毒」報告。孟祥才說，一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生告訴他，馮在給他們講課時說，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關的水平是最高的。

1962年11月6－12日濟南召開孔子學術討論會，邀請關參加。關口述閻長貴記錄，一天寫了16000字的發言稿。:59-60 來自全國十六個省 、市的老年、青年專家、學者共一百六十餘人到會。討論會當天晚上，林聿時、關鋒找到兩位前同事，把所有會議論文都要到手，四個人連夜寫了兩篇文章，第二天上午命令大會主持人改變議程，安排他們四人中的兩人發言。他們發言說：一個人的思想「在階級社會裡，是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的理論表現，超階級的思想體系和思想家是沒有的。孔子的哲學、政治、倫理學說不能當作超階級的、永恆的，無批判地加以繼承，把孔子現代化。」 1967年1月，姚文元發表《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將1962年孔子討論會定性為「資產階級右派囂張得發了狂的黑會」，人民日報接連發了兩篇批判文章：《「孔子討論會」是牛鬼蛇神向党進攻的黑會》、《牛鬼蛇神在「孔子討論會」上放了些什麼毒》。

晚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審理了關鋒的問題，決定對關鋒免予起訴，維持開除黨籍的決定不變。1982年1月28日，關鋒被釋放，此後住在《紅旗》雜誌社（現《求是》雜誌社）的宿舍里，與妻子、孩子共同生活。:53 政治上按一般幹部待遇，生活上按司局級待遇。

1987年至1989年，關鋒起訴辛冠潔侵犯他的版權，關鋒敗訴。

1988年傳記作家葉永烈採訪關鋒時，關鋒頭一句話是：「我現在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做蛀書蟲』!」 關鋒晚年出書均署名「古棣」。對於「文化大革命」，關奉行「四不原則」，即「不看、不想、不談、不寫」。 葉永烈描述說，晚年的關鋒生活平靜下來。有三大愛好：看古書、看電視、練氣功。戴幹部帽，穿中山裝，不抽煙，不喝酒，每天三頓平常飯菜，埋頭研究老、莊、孔。 閻長貴則說，「四不」不是實話，關鋒很關心「文革」的回憶和研究的，有相關書籍就買，「不談」不是實話，關鋒和閻就談過不少。1980年代有人去看他，談到文革時，關鋒說：「他們勝利了！」關還說：「毛主席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和問題就是沒掌握組織。」

1986年戚本禹刑滿釋放後，關為避嫌不願再和戚交往，但後來，關和戚除書信往來，還多次會晤（都是戚來北京），合作寫書。關和戚在「文革」後又成為摯友。關鋒寫信給戚本禹說：穆欣《劫後長憶》、王力《王力反思錄》「壞極了。一、無恥；二、喪盡『天良』（赤子之心），在我讀過的同類書中是最壞、最壞的。叛徒，也是敵人，但人們最恨叛徒——實為至情至理。」「這兩位，回想起來，我認為不是從好變壞，不是從紅可粉紅變黑的，從其人生觀說是一貫如此，『投機分子』可當首位，我在想，我們（尤其是我）當年為什麼一點也沒有覺察呢？！」

2005年6月7日晚21時40分病逝於北京，享年八十六歲。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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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鋒召集幾位兄弟，協商如何對付小日本，結果讓人哭笑不得 關鋒支隊聯合在抗戰中，奏出「英雄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