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典型說起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從典型說起》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豕蹄》的序文
「典型論」的聲浪近來唱得頗高。典型創造在和造型美術(繪畫、雕塑、建築)相近的小說倒不失為重要的節目。但有人認之為「藝術的本質」，那似乎有點「逐鹿而不見山」。典型創造在小說的範圍內倒並不是怎樣神秘的事情，任何小說家在描寫刻畫他的人物上都在創造他的典型，問題只在他所創造出來的東西是否成功，而成功的典型創造是應該採取怎樣的方法和具備怎樣的條件。
大抵典型創造的過程是應該以客觀的典型人物為核心，而加以作家的藝術的淘汰，於平常的部分加以控制，於特徵的部分加以誇張，結果便可以造出比客觀所有的典型人物更為典型的人物。人是有種種不同的氣質的，近代的心理學家大別之為內向性與外向性。粗枝大葉地說來，內向性的人，體格瘦削，精神孤獨，愛馳騁玄想，宗教的狂信徒及早發性痴呆是這種人物的典型。
外向性的人，體格博大，精神豁達，富於社交性，成功的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及燥郁狂是這種人物的典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孔子一定博大，孟子一定瘦削，秦始皇一定是內向性，楚霸王一定是外向性。具有典型性的人物自然會引起藝術家的注意，他在有心或無心之間便要把他拿來作為自己的胚子。客觀的典型人物之「典型度」要看氣質與境遇相成的關係如何。兩者如有最適當的相成關係，就可以產出比較完整的典型。作家如能選擇得這種完整的典型而加以忠實的刻畫，這種再現及其成果也不失其為最高級的藝術或藝術品。但客觀的完整典型是罕有的，在這兒便需要有作家的積極的活動，作家要憑其藝術的淘汰，以創造出最典型的人物來。要執行這種任務所課於作家的努力是很大的，他須得要有相當的關於人的生理的與心理的各種學識，他須得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或各種學識。
關於人物之生理的、心理的與社會的、職業的各種特徵之抽出與綜合是典型創造的秘訣。然而這抽出與綜合過程總須得遵循着科學的律令。近世科學的發展便宜了作家不少，往時的作家全憑自己的經驗在暗中摸索，我們卻有科學的明燈照耀着去掘發而積聚人性的寶藏。
這兒所收的幾篇說不上典型的創作，只是被火迫出來的「速寫」，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釋和對於現世的諷諭，努力是很不夠的。我自己本來是有點歷史癖和考證癖的人，在這個集子之前我也做過一些以史事為題材的東西，但我相信聰明的讀者，他會知道我始終是站在現實的立場的。我是利用我的一點科學知識對於歷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釋或翻案。我應該說是寫實主義者。我所描畫的一些古人的面貌，在事前也盡了相當的檢查和推理的能事以力求其真容。我並不是故意要把他們漫畫化或者胡亂地在他們臉上塗些白粉。任意污衊古人比任意污衊今人還要不負責任。古人是不能說話的了。
對於封着口的人之信口雌黃，我認為是不道德的行為。但如古人的面貌早經歪曲，或者本是好人而被歪曲成了惡人，或者本是無賴而被粉飾成了英雄，作者為「求真」的信念所迫，他的筆是要採取着反叛的途徑的。譬如孔子吧，孔子是「道貫古今」的大聖人，這個觀念已經比任何銅像、鐵像都還要堅固。然而想到孔子也還是人，過分的莊嚴化覺得是有點違背真實。《墨子》的《非儒篇》上本來揭發了一些孔子的陰私，《莊子》裡面也有一些調皮孔子的地方，有些如《盜跖篇》之類更明明是寓言，這種出於門戶之見的揭發與調皮，事實上也有點令人難於相信。但是如《呂氏春秋》的《審分覽》《任數》篇中的吃飯的故事，我相信是一定有根據的。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黎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向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這段故事既不類有心的揭發，也不類任意的調皮，這把孔子的面貌我覺得傳得最為正確。孔子是領袖意識相當旺盛的人，拿現存的一些領袖意識旺盛的人來對照一下，像這種程度的「雄猜」，原是家常茶飯事。
以諷諭為職志的作品總要有充分的嚴肅性才能收到諷諭的效果。所謂嚴肅性也就是要有現實的立場，客觀的根據，科學的性質，不可任意賣弄作者的聰明。尤其是取材於史事，是應該有歷史的限制的。以史事來諷諭今事，若根據是在人的氣質與人的典型於古今之間無大差異，只要把古人寫得逼真便可以反映出與此同一氣質、同一典型的今人面目。今事的歷程自然可以作為重現古事的線索，事實上諷諭的性質本是先欲制今而後借鑑於古的，但不能太露骨，弄到時代錯誤的程度。時代錯誤的巧妙的玩弄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便是滑稽，但玩弄得不太巧妙時是足以令人顰蹙的。我自己在盡力避免着這種毛病，但因努力不夠，只是一些「速寫」，古人的面貌寫得不甚逼真，充分的諷諭的效果恐怕也是難於收得到的吧。
我自己恨我沒有相當的物質上的餘裕，即是沒有從事創作的閒靜時間，我假如有得充分的時間，單是「賈長沙」那個典型，我覺得是可以寫成所謂「雄篇大作」的。他的悲劇最和我們現今的情形相近。但在目前我只能以這些「速寫」而滿足了。而這些「速寫」我還不得不感謝好些催促我、鼓勵我的，比我年輕的一些朋友。這些作品都是被他們催出來的，有些甚至是坐催，如《孔夫子》與《賈長沙》二篇便是。假如沒有他們的催生，我相信就連這些「速寫」都是會流產的。十年以來，因為政治上的秦始皇主義，文壇上的門羅主義，出版家的打劫主義，使我這素來號稱多產的人竟然成了石女。
有些人在責備我的石女化，而他們卻忘記了招致這石女化的原因。石女化了的作者不止我一個。政治上的影響，自然要算是重大的原因，然而文壇上的門羅主義與出版家的打劫主義，實在也是不可輕視而又容易輕視的禍根。它們進行得很巧妙，借着政治上的口實為煙幕便把自己的劣跡隱藏下去了。國內的出版家中，有一些不良之徒，竟直可以稱之為「文化強盜」。他們榨取作家的血汗、讀者的金錢，以飽滿自己的獸慾。把作者的著作權、版權，任意蹂躪，私相授受;甚至把作者的姓名任意改換，李代桃僵，偷梁換柱;或則把原稿霸占着，既不出版，又不退還。
這種無恥的行為怕是不是別國也有呢?作者的人權沒有保障，作家相互間的聯合戰線也完全缺如。過於熾烈的作家們的俱樂部主義與個人意識，妨害着了這種聯合戰線的產生。大家都在爭奪出版處，「有奶便是娘」，於是便生出了在文化強盜的頤使之下從事文化運動的滑稽現象。這種滑稽和所謂「官民合辦」其實是魯衛之政。在這兒凡是真正擁護文化的人，只好期望着作家的覺醒。就和勞動者的覺醒與團結是完成勞動者解放乃至人類解放的道路一樣，作家的覺醒與團結也正是推動文化創造的步驟。
最後讓我來解釋一下本書命名的意義吧。本書所收的東西都是取材於史事，而形式有點像法國的「空托」(Conte)。我起初便想命名之為「史題空托」。但覺得四字題太累贅，便想縮短為「史題」，又想音變而為「史蒂」。最後因為想到要把這個集子獻給我的一位朋友，一匹可尊敬的螞蟻於是由這螞蟻的聯想，便決心採用了目前的這個名目——「豕蹄」。這個名目我覺得再合口胃也沒有，而且是象徵着這些作品的性質的。這些只是皮包骨頭的東西，只要火候十足，倒也不失為很平民的家常菜。但我已經告白過，都只是一些「速寫」，火候是說不上來的。本來也還想多寫一些，但就因為種種的關係，又怕使讀者食傷，僅僅成了半打便告了終結。
朋友們替我加上了插畫和新文字的譯文，加上了這麼些新鮮的佐料，促進了火候不足的豬蹄花的消化，這是值得感謝的事。
1936年6月1日作[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