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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票號博物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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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中國票號博物館 類別;歷史文物博物館 開放時間：1995年10月18日 地點：平遙縣 |
中國票號博物館位於平遙縣西大街日升昌票號舊址，1995年10月18日建館開放。日升昌票號前身為"西裕成"顏料莊，財東李大全和掌柜雷履泰於清道光四年出資30萬兩銀改營，是中國第一家專營存款、放款、匯兌業務的私人金融機構，以"匯通天下"著稱於世。票號博物館占地面積1963 平方米，建築面積2414平方米，三進院落，100餘間房屋。
序言介紹
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創建於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百年滄桑，業績輝煌，執全國金融之牛耳，分號遍布全國30餘個城市、商埠重鎮，遠及歐美、東南亞等國，以"匯通天下"著稱於世。日升昌票號創立後，先後有介休、太谷、祁縣相競效仿。她的誕生與發展，有利地促進了全國金融流通，加速了資本周轉，對當時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掀開了中國金融史的光輝一頁。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座落於"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遙古城西大街的繁華地段。整座舊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緊湊，功能分明。但就是這樣一座小小院落，開中國民族銀行業之先河，並一度操縱十九世紀整個清王朝的經濟命脈。
公元1823年，由平遙西達蒲村李大全投資白銀30萬兩和細窯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創立日升昌，從此結束了中國鏢局押送現銀的落後金融局面，極大地加速了商業運轉和貨幣流通，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經濟迅猛發展。其經營的黃金時期年匯兌總額高達3800萬兩白銀，可謂"日利千金";其經營網點遍布除東北、西北以外的整個中國，可謂"一紙風行"。然而，更讓我們嘆服的是:票號產生的百餘年間，外患頻頻，內亂不斷，日升昌在風雨飄搖的一百年，縱橫捭闔，雄視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極具現代意義的管理制度。
如今的日升昌舊址，已開闢為中國票號博物館。人們在這裡所見所聞的是一百多年的過去。儘管日升昌小小的院落無法與現代銀行的摩天大樓相比，日升昌僅有的分號也無法與當代覆蓋全國的金融網點相比，但我們可以從日升昌看到當代銀行的影子;從日升昌領略到中華民族的智慧;我們可以從日升昌感受一種銳意改革的精神，鼓聞一個時代進步的聲音。
發展歷史
綜述
清代康、雍、乾、嘉年間，本城當鋪、賬局、錢莊、銀樓等組織已初具規模。嘉慶十八年(1813)重修市樓碑誌載，平遙商號700餘家，其中金融字號有25家。商業金融並重的行業優勢，為票號在平遙首創成為最現實的可能。
嘉慶年間
嘉慶年間，在平遙眾多的商號中[1]，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顏料莊，總號設在城內西大街，財東是西達蒲村李家。西裕成商號經營多年，資力雄厚，在京師、天津、漢口、成都等城市開設有分號。先後在漢口分莊和京師分莊任經理的雷履泰，在經營同鄉、親友少量匯兌銀兩的過程中，借鑑古代飛錢、便錢(或便換)的經驗，克服賬局只營貨幣借貸不經營匯兌的缺陷，逐步總結出一套較為完整的匯兌經營模式。當雷被調回平遙總號任理時，建議東家將顏料莊改為專營銀兩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經財東李大全同意，投資30萬兩文銀，於道光三年(1823)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意在如日東升，生意昌盛。雷履泰出任總經理(大掌柜)。日升昌票號成立後，解決了國家銀行未出現前大宗項銀兩往來的困難，並很快在全國40餘個大中城市設立了分號，票號業務搞得紅紅火火。
道光六年(1826)
道光六年(1826)，在平遙城多年經營數家商號的介休縣北賈村大財東侯培余，早已十分關注日升昌票號的經營狀況。侯趁日升昌協理(二掌柜)毛鴻翱與總經理雷履泰發生矛盾退出票號的機會，重金聘請毛並委以重任，先後將蔚泰厚綢布莊、蔚豐厚錢鋪、蔚盛長綢緞莊、天成亨細布莊。新泰厚綢緞莊等5個商號均改營為票號，組成了著稱於世的平遙"蔚"字五聯號。
道光十八年(1838)，日升昌財東和掌柜議定，由日升昌票號出資，成立日新中票號，以增加與"蔚"字五聯號的抗衡力量。從此，平遙票號發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號中最早的平遙幫，走過了乎遙票號的初創階段。
道光二十年(1840)-咸豐十年(1860)
在平遙票幫形成的同時，鄰近的祁縣、太谷大財東也爭相效仿。先後有太谷志成信、祁縣合盛元等票號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號中的平、祁、太三幫。正當平遙票號初創不久、穩步發展的時候，道光二十年(1840)，發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使中國社會制度逐步由封建社會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久，又發生了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以及隨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火連年，使平遙票號一度進入曲折期。尤其南方各分莊，或遭搶劫或收撤，"夥友人身不得安寧，財產銀錢難以避險"，匯兌業務無法正常進行。平遙票號面對困境，一方面不得不暫撤分莊，縮小規模，裁汰人員，減輕負擔，以曲求伸;另一方面，仍在迎難而上，頑強奮鬥。咸豐三年(1853)，榆次聶店村大財東王棟在乎遙南大街又設立了協和信票號;咸豐六年(1856)，又與本邑王智村米秉義共同投資，設立了協同慶票號。在咸豐九年(1859)前，由蔚字五聯號創始人毛鴻翔等人投資，設立了蔚長厚票號;咸豐十年(1860)，祁縣大財東渠氏父子，又在乎遙城南大街設立了百川通票號。平遙票號發展到11家。
咸豐十一年(1861)-光緒十六年(1890)
咸豐十一年(1861)始，平遙票號進入蓬勃發展期。同年，介休縣北辛武村巨商冀家，看好票號發展勢頭，將在城內東大街經營多年的乾盛亨布莊改營票號，帶動了票號業的發展，成為平遙票號發展的重要標誌。此後30年間，相繼成立的票號還有:謙吉升、其昌德、雲豐泰、松盛長、祥和貞、義盛長、匯源涌、永泰慶等，共計達到20家。平遙票號在各地的分號遍布全國68個城市和商埠重鎮，分號總數增加到367個。光緒六年(1880)，在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上海有14家平遙票號分號。光緒七年(1881)，在素有九州通衢之稱的漢口，有山西票號分號32家，其中平遙票號分號達16家之多，占半壁江山。光緒十一年(1885)，在河南開封集中了乎遙票號7家分號。光緒十六年(1890)，蔚豐厚票號不遠萬里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了分號。平遙票號在全國各地沒立的分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網絡，成為"匯通天下"的主力軍。平遙票號進入發展期後，業務不斷擴展。由前期以商業放款、匯兌為主和兼辦捐生捐納，大量轉向攬辦軍餉、協餉、賑款、稅銀匯解等官款業務，成為清戶部銀行成立前清政府的重要金融工具。與此同時，平遙票號在發展中優勝劣汰，不斷分化，一些先天不足，經不起金融風潮衝擊的票號很快被淘汰。其間，有雲豐泰、祥和貞、松盛長、謙吉升、義盛長、匯源涌等6家票號先後倒閉。
光緒十八年(1892)-光緒二十五年(1899)
光緒十八年(1892)後，平遙票號進入鼎盛時期。其表現除規模擴大、形成遍布全國的分號網絡，為國內外貿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資金和服務外，更主要表現在承擔了清政府財政和銀行的部分職能，平遙票號與清政府的關係更加密切。一些較大的票號，多有清廷高級官員作後台。日升昌交好歷任粵海關監督和慶親王、趙舒翹等，蔚盛長交好慶親王，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蔚豐厚交好趙爾巽、袁世凱等。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以中國失敗、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清政府被迫答應賠款2億兩白銀。甲午賠款變為向英、法、德、俄四國借款。借款和賠款，每年償還本利2000餘萬兩，全部由各省按期解往上海江海關道衙門，以備交付各帝國主義在華銀行，這就大大增加了票號匯兌量和經營資本。平遙票號成為匯解借款的重要角色。光緒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撫胡聘之，將應解英、法、德、俄的8.5萬兩白銀，交平遙票號蔚盛長、日升昌和祁縣票號合盛元共同承匯;後又交蔚盛長單獨承匯15萬兩白銀。河南巡撫劉樹堂集銀11萬兩，交蔚盛長、日升昌、新泰厚等平遙票號分別承領匯解。光緒二十五年(1899)，廣西巡撫黃樹森籌銀15萬兩，交百川通票號匯解江海關投納。同年，四川總督奎俊籌湊23萬兩白銀，交協同慶等平遙票號匯解江海關兌收;兩廣總督譚鍾麟、廣東巡撫許應驟迫挪湊白銀36萬兩，交協同慶票號匯解江海關查收;革職留任的福州將軍裕祿撥匯英、德借款12萬兩白銀，發交蔚泰厚票號和南方源豐潤票號共同承領，解赴江海關道庫交納;陝西巡撫魏光燾，兩次匯解白銀12萬兩，均交協同慶票號承辦。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光緒三十二年(1906)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占天津，打進北京，清王朝岌岌可危，西太后和光緒皇帝被迫離京，逃往西安。"國難當頭"之時，平遙票號全力承擔了國家財政職能，對"兩宮"西行的一切費用、軍支等，一概接納辦理。西太后和光緒皇帝西逃途中路經平遙時，在協同慶票號總經理趙德溥之子趙鴻猷院落設立行宮，平遙票號聲譽
更加高漲，票號東家、掌柜以及夥友也身價倍增。平遙票號還與祁、太票號多次承辦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庫款匯解和現銀運送，西太后和光緒皇帝對此十分感激。商業匯兌政治化，迅速提高了票號的社會政治地位。光緒二十七年(1901)，"兩宮"回京後，對山西票號大加讚譽。清廷急令在京開設票號的商人"刻期來京，規復舊業，以便宮民"。平遙票號"無不聞之喜悅"，紛紛赴京復業，並又開展了庚子賠款的新債匯兌業務。這一階段，匯兌數量大，時間要求緊，平遙票號盈利高於以往任何時期，達到了頂峰。在乎遙票號發展的鼎盛時期，又有永泰裕、寶豐隆兩票號分別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遙票號累計總數占全國先後成立的51家票號的43.14%。
民國時期
民國三年(1914)，正當平遙票號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創後處於危機之中，祁縣合盛元票號北京分莊涉案。與之數十年風雨同舟、和衷共濟的日升昌票號北京分莊，儘管力所不及，但出於情面和為了維護數十年的信譽，由分莊經理侯垣出面，為其舉債擔保。合盛元北京分莊經理卻逃匿無蹤。檢察廳向擔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嚇之下，侯垣與夥友攜賬於是年農曆九月初一連夜離京回平。次日債權人告狀，日升昌北京分莊被立即查封。隨之，北京地方審判廳致函平遙縣知事，令查封日升昌平遙總號和東家財產，並迅速派人攜帶該號賬簿到京清理。時任日升昌總號經理郭樹藏身躲避，財東李五典、李五峰被關押。十一月十二日，已離號的原協理梁懷文為解救財東挺身而出，進京前往審判廳報到。消息傳開，波及全國。日升昌票號被迫破產整頓。從此，平遙票號開始走向整體性衰落。
日升昌的衰落，很快影響了其他平遙票號。先後有協同慶於民國二年(1913)，蔚盛長於民國五年(1916)，百川通於民國七年(1918)，蔚長厚於民國九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寶豐隆等於民國十年(1921)相繼倒閉或歇業。其間，蔚豐厚票號於民國五年(1916)五月招集新股，改組為蔚豐商業銀行，後於民國九年(1920)倒閉。日升昌票號在破產整頓中，梁懷文開誠布公，和盤托出，周旋於眾債權人、商會及北京審判廳、察廳、司法部之間，很快取得各方諒解和信任，日升昌暫免破產。民國十二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經債權人同意，由債權作股東，保留日升昌招牌，重新復業。梁懷文擔任總經理，勉強維持經營，然規模已大大縮小，分莊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餘全部收撤。民過二十一年(1932)，日升昌改營錢莊。至此，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合上歷史的最後一頁。歷時一百餘年的平遙票號退出了中國金融的歷史舞台。
辛亥革命時期
票號發展到鼎盛時期，也隱伏着危機的到來。平遙票號危機期集中反映在清末民初。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袁世凱組成北洋政府，時局發生重大變化。平遙票號也同時受到重創。據天成亨等12家票號戰事損失統計，在成都、西安、太原、京都、天津、自流井、寧夏等7處，損失現銀達133.59萬兩，衣物折銀達30.86萬兩。以上除太谷錦生潤、祁縣存義公兩票號損失現銀5.59萬兩外，其餘都為平遙票號的損失。同時，票號在全國信用大危機中的社會信譽損失更是無可挽回。平遙票號大規模遭受損失的消息傳開，外欠則處處倒賬，難以收回;欠外則人人逼提，難以應付。從此，平遙票號一蹶不振，開始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加之清末民初，外國銀行大舉入侵，競爭更加激烈，票號地位逐日下降;清政府國家銀行和各省官錢局相繼成立，分奪票號利權;票號中不少東家、掌柜又"泥古不變，夜郎自大"，"驕滿頹腐，全無新識與改進勇氣"，進一步加劇了危機的發生。蔚豐厚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面對危機，大聲疾呼，函勸總號並通告各地分號，提出"外間銀行林立，暗奪我之生意，非自立銀行，難以抵制"的革故鼎新之策，倡議票號實行大聯合，組織股份銀行，增強競爭能力，以度難關。但一直未被思想保守的總號東家和掌柜所接受，票號改組終成泡影，成為平遙票號史上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