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灜的足跡(張建全)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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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灜的足跡》是中國當代作家張建全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東灜的足跡
我幾次到日本旅遊，發現中國近代史中有不少有名的人物年輕時有着旅居日本、留學日本的經歷，且與日本結下了不解之緣，以至於許多年後，在日本各地或多或少都有這些名人的遺蹟，而在他們的人生記憶中，也有着有關日本的重要章節。
這裡按年齡大小為序，列舉下列五人:
公元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5年），孫中山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現中山市）翠亨村；15年後，即1881年9月25日（清光緒7年），魯迅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今紹興市）；六年後，即1887年10月31日（清光緒13年），蔣介石出生在浙江省奉化；五年後，即1892年（清光緒18年）郭沫若出生於四川樂山；六年後，即1898年（清光緒24年），周恩來出生於江蘇省淮安。
五個人相繼出生在中國清朝晚期，童年也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中國傳統教育，又不約而同地先後選擇旅日或留學日本。
孫中山（30歲）於1896年9月（清光緒22年）時流亡日本，當時孫中山使用原名孫文，日本友人宮崎、平山為安全起見，在旅館為孫文辦理登記時，臨時起意、借用旅館旁邊「中山侯爵府」的牌匾名稱，寫上了"中山」二字。當時孫文覺得，按日本取名慣例，中山可以看作複姓姓氏，還缺一個名，於是隨手又加了個"樵」字。由此可以說，孫中山雖然這次在日本臨時取了化名「中山樵」，卻也開啟了以「孫中山」之名進行革命活動的序幕。
魯迅（21歲)於1902年（清光緒30年）到日本，先在東京學習日語，後來進入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本來是學醫的，但一次在學校播放的投影短片上，他看到有中國人被日本人殺頭示眾，而中國人圍觀看熱鬧的情景，為此大為震撼！他於是下定決心，棄醫從文，以改變國人精神為己任。
蔣介石（19歲)於1906年4月（清光緒32年）登上了去日本的輪船，但由於日本軍校不招收自費生，他不得不於當年返回中國，改而報考保定軍官學校。一年後，即1908年春，蔣介石通過考試，終於被保送到了日本振武學校，再次來到日本。
郭沫若（22歲)於1894年（清光緒20年）到日本，先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班，次年升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他考入福岡九州帝國大學，專業學醫，業餘攻讀文學。
周恩來（19歲)於1917年9月（中華民國5年）到日本，在東京東亞預備學校補習日文。
晩清年間，正是日本明治維新推動國力漸盛之時，1894年7月24日（清光緒20年）暴發的中日甲午戰爭至1895年4月17日結束，中國戰敗。
當時清政府上下均認為日本之所以勝利是因為普及教育和實行法治，國力因之強盛之故。
中國歷屆封建王朝，都有唯我獨尊、吾朝至上的自我中心意識，長期視偏遠之地為蠻夷之邦。自漢唐始，日本一直視東方大國為師，日文至今仍有許多漢字即為明證。
但甲午戰敗後，挨打了的清朝統治者，在敗於昔日學生之手後，反而有了些許醒悟。
光緒皇帝主張變法，於是有了「百日維新"之舉，儘管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勢力絞殺了維新派，但其後的洋務運動，也還是進行了一些縫縫補補的變革。"師夷治夷「之說興起。在這個大背景之下，選派學子留日，也便是大勢所趨。加之中日作為近鄰，在交通尚不發達的年代，相比歐美，去日本比較方便快捷、費用較低，因而人數漸多。其次是語言文字相通，學起來也相對容易。
另外距離日本較近，身負祖國重任的留學生，一旦祖國有事，便可立即返國。
據統計，從1896年（清光緒22年）開始，清政府首次選派留日生13名；其後在1899年200名；1902年500名；1903年1000名：1906年8000名。可見，那時赴日留學乃大趨勢，文中所涉諸公，除孫中山以流亡身份而來，其他皆是留學，儘管有公派與自費之分。
偉人是從平凡中走出來的，在孫中山流亡日本期間，他的革命活動與業績已廣為人知，但同時作為一個熱愛生活且思想飛揚的青壯年，他也在日本有過愛情。
1895年，孫中山領導廣州起義事泄失敗，被迫流亡海外；1896年孫中山經他國轉赴日本，結交朝野人士。第二年孫中山在橫濱華商溫炳臣所屬的樓房裡，結識了寄居此處的日本人大月素堂一家，對其女大月薰留下美好印象。之後，孫中山通過溫炳臣正式向大月家提親，但大月素堂以大月薰年少，尚且正在讀書為由婉拒。又過了一年，孫中山再次求婚，終獲女方首肯並結婚。1905年，女兒富美子出生，但在此之前，孫中山因政務纏身不得不離開日本(未見過親生女兒)且與大月薰母女從此相別，終生也未能相見。動盪年代裡的兒女情長，不得不服從於政治家的事業。
以今天的眼光看，這也許是一代偉人不得不做出的個人犧牲。這種犧牲既有親情，也有道德聲譽。但想一想那時的中日關係，那時的國家需要，這種犧牲也便可以理解了。
魯迅通過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憶述了他所尊敬的日本老師藤野，也讓廣大中國人認識了這位留着山羊鬍子的教授。 儘管遇到了這樣的好老師，但魯迅還是離開仙台醫學院到了東京，從事文學活動，期間他翻譯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也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回國後，魯迅以其新作《孔乙己》、《狂人日記》成為中國文壇巨人。
有趣的是，藤野先生在送別魯迅後，卻因自身學歷問題被仙台醫學院辭退，不得不另擇職業。許多年以後，又因魯迅散文作品而名聲大噪。如今，該校還專門設立「藤野紀念獎」，獎勵在該校留學的中國優等生；而魯迅在上海結識的日本友人內山完造，本是日本醫藥企業駐滬代表，只因熱愛中國而長期僑居中國，他在上海開辦的「內山書店」是魯迅一生光顧過500多次的書店，後來魯迅的著作大多數也由內山書店出版發行，內山完造也成為魯迅一生的摯友。
蔣介石在日本度過六年時光，就在他第一次赴日的輪船上，他看見一個中國人隨地吐痰而被日本水手勸阻的情景，此令他認識到中日兩國現代代的差距。
蔣介石在振武學堂畢業後，被分到高田野戰炮兵19連隊見習一年，他負責打掃馬房，通過堅苦的部隊生活磨練自己的意志。
其間他結識了孫中山、陳其美、胡漢民、張群、戴季陶、何應欽。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蔣介石受陳其美電召，與張群一道離開日本回國。
郭沫若赴日之前，已有父母包辦的婚姻，他在日本的8年時間，愛上了日本女子佐藤富子，結婚後，佐藤富子改名郭安娜。兩人生育了五個孩子，但當中國的革命召喚時，郭沫若毅然離開日本回國。
1949年建國，郭安娜帶着孩子來到中國，可惜此時郭沫若已於1936年與於立群結婚且育有6個子女。無奈，郭安娜隨後加入中國籍，定居大連，獨自撫養孩子成人且均有成就——長子郭和夫（中科院化學家）、次子郭博（上海民用設計院總工程師）、三子郭復生（中科院工程師）、長女郭淑瑀（日本國土館文學教授，已歸化日本籍)、四子郭志鴻（中央音樂學院教授）。
對於郭老的婚姻問題，網上也有一些負評，但我認為，用和平年代的價值觀與道德標準，看待歷史大動盪中的人和事，應多一些寬容和理解。
周恩來留學日本期間，加入了由天津南開同學組織的「新中學會」，在入會致詞中他說：「中國之所以衰弱，原因在於當下國人不能圖新，又本能保舊，不善改良；新中學會諸同仁，務求心中有'新』，行動'創新』，中國才有希望」。
也許太多的政治活動影響了學業，也許是中國的時政常常令人揪心，周恩來在1918年兩次參加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招生考試時，都因「日語會話不好」而落榜。之後，周恩來受國內形勢感召，放棄日本留學計劃回國。
對比上述諸公赴日前後的變化，儘管可說的很多，但概括起來，無外乎來日求學，回國做事。當歲月激盪，風雲際會之後，他們都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大放異彩且彪柄史冊。
日本是一個崇拜英雄的國度，中國偉人在日本的足跡，也被當地人所紀念。
在日本神戶，原華裔實業家吳錦堂建有「移情閣別墅」，用以寄託自己不忘故國之情。此前，別墅名叫「松海別莊」，早在1913年3月14日孫中山來神戶時，當地僑界就曾在此歡宴孫中山。
1983年11月，日本兵庫縣受贈了這個別墅並改建為「孫中山紀念館」，館中陳列有孫中山在日遺物，成為當地永久保留的文化遺存。
魯迅當年留學日本仙台時，這裡還只是個僅有10餘萬人口的小城市，但在仙台東北大學裡，至今還有一個「魯迅紀念館」，豎立着魯迅雕像。1998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訪日時，還到這裡來過。
作為仙台東北大學第一位外國留學生，這裡既是魯迅文學生涯的起點，也是該校與中國交流的起點。
郭沫若1927年在中國參加了北伐，但是作為北伐軍政治宣傳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卻因發表《看今日之蔣介石》而遭蔣介石懸賞通緝。在周恩來的協助下，郭沫若為避難再次來到日本，也因此得以與日本家人團聚。這次他們居住在千葉縣市川市，一住又是多年。
建國後，郭沫若還曾利用訪日之機到過市川。現在市川市依然保留了郭沫若的舊居，將之改建為「郭沫若紀念館」供市民參觀。
周恩來既是抗戰時中共領導人之一，又是七十年代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功臣，在日本享有很高聲譽。他在留日期間曾寫下詩篇。
1978年，在一批日本友好人士倡導下，京都嵐山公園內豎立了周恩來詩碑。這塊詩碑是一塊整體的馬鞍石，質地堅硬，千年不化，碑高1.3米，寬2.2米，詩碑正面，是原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用毛筆書寫、由日本石雕專家雕刻的周恩來青年時期遊覽嵐山的詩作《雨中嵐山》：
雨中二次游嵐山，
兩岸蒼松，夾着幾株櫻。
到盡處突見一山高，流出泉水綠如許，繞石照人。
瀟瀟雨，霧蒙濃，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見到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
日本之行結束了，圍繞文中諸公的東瀛足跡，令我心生感慨；所謂「水過留聲，人過留名」，對於歷史偉人而言，他們所到之處，都有飽滿的人生，剛健的行動。作為後輩，我們當仰之、思之、學之！
（2020年02月18日 一稿於日本東京都 池袋本町）[1]
作者簡介
張建全，陝西籍人，現居北京,1978年入伍，歷任戰士、文書、新聞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