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元稹)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菊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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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菊花》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元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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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2]唐代詩人元稹的作品。元稹，字微之，別字威明，唐洛陽人（今河南洛陽）。父元寬，母鄭氏。為北魏宗室鮮卑族拓跋部後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孫。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樂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並稱「元白」。他非常推崇杜詩，其詩學杜而能變杜，並於平淺明快中呈現麗絕華美，色彩濃烈，鋪敘曲折，細節刻畫真切動人，比興手法富於情趣。樂府詩在元詩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並序》「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啟發了白居易創作新樂府，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缺點是主題不夠集中，形象不夠鮮明。和劉猛、李余《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則能借古題而創新詞新義，主題深刻，描寫集中，表現有力。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諭，和《長恨歌》齊名。其鋪敘詳密，優美自然。元詩中最具特色的是艷詩和悼亡詩。他擅寫男女愛情，描述細緻生動，不同一般艷詩的泛描。悼亡詩為紀念其妻韋叢而作，《遣悲懷三首》流傳最廣。 在詩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韻相酬」的創始者。《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均依次重用白詩原韻，韻同而意殊。這種「次韻相酬」的做法，在當時影響很大，也很容易產生流弊。元稹在散文和傳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創以古文制誥，格高詞美，為人效仿。其傳奇《鶯鶯傳》（又名《會真記》）敘述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悲劇故事，文筆優美，刻畫細緻，為唐人傳奇中之名篇。後世戲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創作出許多戲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元代王實甫《西廂記》等。元稹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合集多種。其本集《元氏長慶集》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100卷。[3]
菊花，不像牡丹那樣富麗，也沒有蘭花那樣名貴，但作為傲霜之花，它一直受人偏愛。有人讚美它堅強的品格，有人欣賞它高潔的氣質，而元稹的這首詠菊詩，則別出新意的道出了他愛菊的原因。
第一句「秋叢繞舍似陶家」的「繞」字寫屋外所種菊花之多，給人以環境幽雅，如陶淵明家之感。詩人將種菊的地方比作陶家，可見秋菊之多，花開之盛。這麼多美麗的菊花，讓人心情愉悅。
第二句「遍繞籬邊日漸斜」表現了詩人專注地看花的情形。第二句中的「繞」字寫賞菊興致之濃，不是到東籬便駐足，而是「遍繞籬邊」，直至不知日之將夕，表現了詩人賞菊時悠閒的情態。詩人被菊花深深吸引住了，其愛菊之情，似較五柳先生有過之而無不及。「遍繞」「日漸斜」，把詩人賞菊入迷，流連忘返的情態和詩人對菊花的由衷喜愛真切地表現了出來，字裡行間充滿了喜悅的心情。前兩句短短的十四個字，有景、有情、有聯想，活脫脫地勾勒出一幅詩人在秋日傍晚漫步菊叢賞花吟詩而樂不思返的畫面。
「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點明了詩人愛菊的原因。這兩句以否定句式陡地一轉，指出自己並非沒來由地鍾情菊花。菊花是在百花之中是最後凋謝的，一旦菊花謝盡，便無花景可賞。人們愛花之情自然都集中到菊花上來。因此，作為後凋者，它得天獨厚的受人珍愛。詩人從菊花在四季中謝得最晚這一自然現象，引出了深微的道理，回答了愛菊的原因，表達了詩人特殊的愛菊之情。其中，當然也含有對菊花歷盡風霜而後凋的堅貞品格的讚美。
這首詩從詠菊這一平常題材，發掘出不平常的詩意，給人以新的啟發，顯得新穎自然，不落俗套。在寫作上，用語淡雅樸素，饒有趣味。筆法也很巧妙，前兩句寫賞菊的實景，為渲染愛菊的氣氛做鋪墊；第三句是過渡，筆鋒一轉，跌宕有致，最後吟出生花妙句，進一步開拓美的境界，增強了這首小詩的藝術感染力。
詩詞正文
| “ | <秋叢繞舍似陶家，
遍繞籬邊日漸斜。 不是花中偏愛菊， 此花開盡更無花。 [4] > |
” |
| — <《菊花》>，<古詩文網> | ||
譯文
一叢一叢的秋菊環繞着房屋好似到了陶淵明的家。繞着籬笆觀賞菊花，不知不覺太陽已經快落山了。
不是因為百花中偏愛菊花，只是因為菊花開過之後再無花可賞。
作者簡介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別字威明，河南府東都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唐朝著名詩人、文學家，父元寬，母鄭氏，為北魏宗室鮮卑族拓跋部後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孫。元稹聰明機智過人，少時即有才名，與白居易同科及第，並結為終生詩友，二人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詩作號為「元和體」。但是元稹在政治上並不得意，雖然一度官至宰相，卻在覬覦相位的李逢吉的策劃下被貶往外地。晚年官至武昌節度使等職。死後追贈尚書右僕射。元稹的創作，以詩成就最大。其詩辭言淺意哀，極為扣人心扉，動人肺腑。其樂府詩創作，多受張籍、王建的影響，而其「新題樂府」則直接緣於李紳。代表作有傳奇《鶯鶯傳》《菊花》《離思五首》《遣悲懷三首》等。現存詩八百三十餘首，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100卷，留世有《元氏長慶集》。[6]
元稹與白居易是當時唐代齊名的大詩人，他們的詩歌理論觀點相近，共同提倡新樂府，結成了莫逆之交，世人將他們並稱為「元白」。兩人之間經常有詩歌唱和，即使兩人分處異地，也經常有書信往來，並發明了「郵筒傳詩」。一次，元稹出使到東川，白居易與好友李建同游慈恩寺，席間想念元稹，就寫下了《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而此時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寫了一首《梁州夢》：
「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後來兩人都先後遭貶，分別被放置外地做官。於是他們經常聯絡，互相鼓勵和慰藉。如白居易所說的那樣，兩人終其一生都是友情極其深厚的「文友詩敵」。白居易有詩寫道： 「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
白居易這樣評價元稹「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難」，並說他們之間的友誼是「一為同心友，三及芳歲闌。花下鞍馬游，雪中杯酒歡。衡門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為同登科，不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而元稹對白居易關心，更凝結成了千古名篇《聞樂天授江州司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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