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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画记》是中国当代作家郭沫若写的文章。
作品欣赏
一
蝉子叫得声嘶力竭了。
去年的重庆据说已经是热破了纪录，但今年的纪录似乎更高。
有什么避暑的方法呢？
能够到峨眉山或者青城山去，想来一定很好，但这不是人人所能办到的事。即使能够办到，在目前全人类在争主奴生死的空前恶战中，假使没有业务上的方便，专为避暑而去，在良心上恐怕连自己也不允许。
电风扇扇出的只是火风；吃冰淇淋呢，花钱，而且有恶性传染病的危险。
最好的办法，我看还是多流汗水吧。汗水流得多，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的机能，而且在蒸发上也可以消费些身体周围的炎热。
傅抱石大约是最能了解流汗的快味的人。他今年自春季到现在竟画了一百好几十张国画，准备到秋凉之后展览。
我们同住在金刚坡下，相隔不远。前几天他抱了好几幅画来要我题，大都是他新近在这暑间的作品。
他的精神焕发，据说：他寓里只有一张台桌，吃饭时用它，孩子们读书时用它，做事时用它，有时晚上睡觉时也要用它。
他在这种窘迫的状态中，冒着炎热，竟有了这么丰富的成绩，实在值得感佩。
抱石长于书画，并善篆刻。七年前在日本东京曾经开过一次个人展览会。日本人对于他的篆刻极其倾倒，而对于他的书画则比较冷淡。
但最近我听到好些精通此道的人说：他的书画是在篆刻之上，特别是他的画已经到了升堂入室的境地。
我自己对于这些都是门外，不能有怎么深入的批评。但我感觉着他的一切劳作我都喜欢。而且凡是我所喜欢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用说，都是好的。
中国画需要题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民族形式。题与画每每相得益彰。好画还须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但反过来，假使题得不好，那真真是佛头着粪。题上去了，无法擦消，整个的画面都要为它破坏。
抱石肯把他辛苦的劳作拿来让我题，他必然相信我至少不至于题得怎么坏，但在我则不免感觉着有几分惶恐。
在日本时我也曾替他题过画，当时是更加没有把握。记得有一张《瞿塘图》，我题的特别拙劣，至今犹耿耿在怀。目前自己的经验虽然又多了一些，但也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
辞要好，字要好，款式要好，要和画的内容、形式、风格恰相配称，使题词成为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感觉着，我自己宁肯单独地写一张字，或写一篇小说，写一部剧本。因为纵写得不好，毁掉了事，不至于损害到别人。
然而抱石的厚意我是不好推却的。而且据我自己的经验，好的画确实是比较好题。要打个不十分伦类的比譬吧，就好像好的马比较好骑那样。经受过训练的马，只要你略通骑术，它差不多事事可以如人意。即使你是初次学骑，它也不会让你十分着难。没有经过训练的劣马，那是不敢领教的。
好的画不仅可以诱发题者的兴趣，而且可以启迪题者的心思。你对着一幅名画，只要能够用心地读它，它会引你到达一些意想不到的境地。由于心思的焕发、兴趣的葱茏，便自然会得到比较适意的词、比较适意的字、比较适意的风格。
这是毫无问题的。好的画在美育上是绝好的教材，对于题词者不用说也是绝好的教材了。
——好的，题吧，大胆的题吧。
二
抱石送来的画都是已经裱好了的。他告诉我不必着急，等到秋凉时也来得及。
因之，我虽然时时打开来读，但开始几天并没有想题的意思。
大前天，八月三号，想题的意思动了。我便开始考虑着应该题些什么。
画里面有一张顶大的是屈原像，其次是陶渊明像。这两张，尤其屈原像，似乎是抱石的最经心的作品。这从他的画上可以看出，从他的言语神态之间也可以看出。
大约是看到我近年来对于屈原的研究用过一些工夫，也写过一部《屈原》的剧本，抱石是特别把屈原像提了出来，专一要我为他题。在他未来之前我也早就听见朋友这样讲过，传达了他的意思。把屈原像与陶渊明像同时呈在眼前，我便得到了一个机会，把这两位诗人来作比较考虑。
这两位，无论在性格或诗格上，差不多都是极端对立的典型。他们的比较研究可以使人领悟到：不仅是诗应该如何作，还有是人应该如何作。
我自己对于这两位诗人究竟偏于哪一位呢？也实在难说。照近来自己的述作上说来，自然是关于屈原的多，多到使好些人在骂我以屈原自比，陶潜，我差不多是很少提到的。
说我自比屈原固然是一种误会，然而要说我对于陶渊明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不满意吧，也不尽然。我对于陶渊明的诗和生活，自信是相当了解。不，不仅了解，而且也还爱好。凡是对于老、庄思想多少受过些感染的人，我相信对于陶渊明与其诗，都是会起爱好的念头的。
那种冲淡的诗，实在是诗的一种主要的风格。而在陶潜不仅是诗品冲淡，人品也冲淡。他的诗与人是浑合而为一了。
有特别喜欢冲淡的人，便以为要这种才是诗，要陶潜才是真正的诗人。不仅旧文学家有这种主张，便是最时髦的新诗人，也有的在援引美国作家的残唾：“要把激情驱逐于诗域之外。”
在这样的人眼里，那么，屈原便应该落选了。然而屈子仍被称为诗圣，他的《离骚》向来赋有“经”名，就是主张“驱逐激情”的人也是一样的在诗人节上做着纪念文章。足见得人类所要求的美是不怎么单纯的。
一般的美学家把美感主要的分为悲壮美与优美的两种。这如运用到诗歌上来，似乎诗里面至少也应该有表现这两种美感的风格。唐时司空表圣把诗分为了二十四品，每品一篇四言的赞词，那赞词本身也就是很好的诗。但那种分法似乎过于细致，有好些都可以归纳起来。更极端的说：二十四品似乎就可以归纳成为那开首的“雄浑”与“冲淡”的两品。
屈原，便是表示悲壮美的“雄浑”一品的代表。他的诗品雄浑，人品也雄浑。他的诗与人也是浑合而为一了的。
但我不因推崇屈子而轻视陶潜，我也不因喜欢陶潜而要驱逐屈子。认真说：他们两位都使我喜欢，但他们两位也都有些地方使我不喜欢。诗的风格都不免单调，人的生活都有些偏激。像屈子的自杀，我实在不能赞成，但如陶潜的旷达，我也不敢一味恭维。我觉得他们两位都是过于把“我”看重了一点。把自我看得太重，像屈子则邻于自暴自弃，像陶潜则邻于自利自私。众醉独醒固然有问题，和光同尘又何尝没有问题？
我就在这样的比较考虑之下做下一首《中国有诗人》的五言古诗。
中国有诗人，当推屈与陶。
同遭阳九厄，刚柔异其操。
一如云中龙，夭矫游天郊。
一如九皋鹤，清唳彻晴朝。
一如万马来，堂堂江海潮。
一如微风发，离离黍麦苗。
一悲举世醉，独醒赋《离骚》。
一怜鲁酒薄，陶然友箪瓢。
一筑水中室，毅魄难可招。
一随化俱尽，情话悦渔樵。
问余何所爱，二子皆孤标。
譬之如日月，不论鹏与雕。
旱久焦禾稼，夜长苦寂寥。
自弃固堪悲，保身未可骄。
忧先天下人，为牺何惮劳？
康济宏吾愿，巍巍大哉尧。
这首我打算拿来题陶潜像，关于题屈原像的我要另外做。
三
《中国有诗人》的一诗做好了，前天清早，趁着早凉正想开始题字的时候，率性又做了一首题屈原的诗。我还是抱着我那个“深幸有一，不望有二”的平庸的见解。
屈原是一位儒家思想者，平生以康济为怀，以民生为重，但为什么一定要自沉汨罗，实在是使我不十分理解。大约在这儿还是思想和实践没有十分统一的原故。屈原没有做到“毋我”的地步，是一件憾事。他苦于有“我”的存在而把他消灭，却仅消灭之于汨罗而没有消灭之于救民济世，是一件憾事。
因此屈原的一生的确是个悲剧。而这个悲剧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也不仅是当时的楚国一国的，而是全中华民族的。假使屈原不遭谗毁，以他的地位和思想，以楚国当时的地位和国力，的确可以替中国写出另外一部历史出来。然而由于他一人的沦没便招致了楚国的灭亡，也使中国二千多年沿着另外一条路线走去了。这种看法或许未免遐想了一点，但人类的理性未彻底得到胜利之前，由于原始的盲目冲动，使人类沿走着错误的路也确是事实。在这儿正可发现一切斗争的根本原因。屈原在一千多年前为我们斗争了来，我们现在是承继着他
的意识在猛烈地作着斗争的。
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
三户可亡秦，奈何不奋起？
吁嗟怀与襄，父子皆萎靡，
有国半华夏，荜路所经纪，
既隳前代功，终遗后人耻。
昔年在寿春，熊悍幽宫圮，
铜器八百余，无计璧与珥。
江淮富丽地，谀墓亦何侈！
无怪昏庸人，难敌暴秦诡。
生民复何辜，涂炭二千祀？
斯文遭斫丧，焚坑相表里。
向使王者明，屈子不谗毁，
致民尧舜民，仁义为范轨，
中国安有秦？遑论魏晋氏。
呜呼一人亡，暴政留污史，
既见鹿为马，常惊朱变紫，
百代悲此人，所悲亦自己。
华夏今再生，屈子芳无比，
幸已有其一，不望有二矣。
我要坦白地承认：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儒家思想的，我觉得这是正轨的中国的现实主义。二千年来虽然在表彰儒家，其实是把儒家思想阉化了。老、庄思想乃至外来的印度思想，那种恬淡慈悲的心怀，在个人修养上可以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发明，但在救人济世上实在是不够。救人济世的方法在儒家也还是不够，这是时代使然。在我们遵守现实主义的人，不用说也还须得有新的发明和补充的。
上午开始题画，先题屈子的一张。题时“华夏今再生”是作“中国决不亡”，觉得还消极了一点，而且与“呜呼一人亡”句有点犯复，现在把它改正了过来，但在画上已经无法涂改了。
屈子像题好之后，又把《中国有诗人》也题在五柳先生像上了。
两幅都题得不甚满意，但却引起了题的兴会，我便再准备题另一幅的《渊明沽酒图》。
抱石似乎是很喜欢陶渊明的。他的《渊明沽酒图》我在日本也替他题过一幅，据说那一幅还留在日本的金原省吾处。但那时的题词我至今都还记得。
村居闭适惯，沽酒为驱寒。
呼童携素琴，提壶相往还。
有酒且饮酒，有山还看山。
林腰凄宿雾，流水响潺ó。
此意竟何似，悠悠天地宽。
就这词面看来也很明白，那幅画面上是有一位抱琴提壶的童子跟着渊明，前景中有溪流，后景中有带雾的林木和远山。
但这次的图面却有些改变了。后景是一带落木林，枝干桠杈，木叶尽脱，仍有白雾横腰，但无远景的山，也无近景的水。跟着渊明的童子也长大了，背负着一个酒壶，却没有抱琴了。画面既已不同，因而题词也就不得不另撰一遍。
苍苍古木寒，束难可遮。
前村沽酒去，薄酒聊当茶。
匪我无鸣琴，弦断空咨嗟。
匪我无奇书，读之苦聱牙。
悠悠古之人，邈矣如流霞。
平生幽，楮上着残花。
照灼能几时？吾生信有涯。
呼童急急行，莫怨道途赊。
我是尽量在体贴陶渊明的心境，诗也在学他的风格，究竟学到没有只好请深于渊明诗的人去批评。但我对于陶渊明觉得也有一些理会，单这前后两次的题词似乎也就可以作为证据了。
四
因为有友人来访，题画的工作只好中断，直到昨天的上半天又才把《渊明沽酒图》题好了。接着又还题了两张，觉得都还满意。
一张是《与尔倾杯酒》。这是把明末清初的龚半千《与费密游》的三首五律，用画表示了出来的。原诗题于画端，附有短跋，读之极为沉痛。
与尔倾杯酒，闲登山上台。
台高出城阙，一望大江开。
日入牛羊下，天空鸿雁来。
六朝无废址，满地是苍苔。
登览伤心处，台城与石城。
雄关迷虎踞，破寺入鸡鸣。
一夕金笳引，无边秋草生。
橐驼尔何物？驱入汉家营。
江天忽无际，一舸在中流。
远岫已将没，夕阳犹未收。
自怜为客惯，转觉到家愁。
别酒初醒处，苍烟下白鸥。
壬午芒种，拟画野遗《与费密游》诗，把杯伸纸，未竟竟醉。深夜醒来，妻儿各拥衾睡熟，乃倾余茗，研墨成之。蛙声已嘶，天将晓矣。重庆西郊山斋傅抱石记。
抱石曾对我说：这样民族意识极鲜明的诗，不知怎的还流传了下来。
这的确是值得惊异。不过凡是好的作品无论怎样焚烧摧残，是不能够使它完全绝迹的。因为人心不死，公道犹存，这就是使这种作品能够流传于世的保证。因之聪明的统治者也颇能觉悟到这一层，在一时焚烧摧残之后，等到政权稳固了，他又会来一套保护奖励的手法，一以表示在上者的宽仁，二以建立在下者的模范——学习前朝的忠烈以孝敬于本朝。胜清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知道发生过好些次残酷的有时是滑稽的文字狱，焚毁了不知道多少的书籍，诛戮了不知道多少的士人，然而到乾隆末年公然对于明末的忠臣烈士加以追谥，而诏求遗书了。
龚半千名贤，字岂贤，一字野遗，半千是他的号，又号半亩，亦自称柴丈人。江苏昆山人。据说性孤僻，落落寡合，家贫，没后不能具棺殓。会做诗文，但生平不苟作。又会画画，画品以韵胜。有《香草堂集》及《画诀》一编传世。
半千的诗虽然不多，大率精练，颇有晚唐人风味。就是这《与费密游》三首，确是格调清拔，意象幽远，令人百读不厌。这诗的好处简单的说似乎就是“诗中有画”。借无限的景象来表示出苍凉的情怀，俨如眼前万物，满望都是苍凉。其实苍凉的是人，物本无与，但以诗人有此心，故能造此物。诗中的世界是诗人造出的世界。你能造出个世界出来，大概你的诗便可以成为好诗。
抱石根据这诗又造出这幅画，是把诗中的画具现了。这虽然是恢复了半千心中的世界，事实上也是抱石在自造世界。读题记，虽仅寥寥数语，已不免满纸苍凉。更何况敌寇已深，国难未已，半千心境殆已复活于抱石胸中。同具此心，故能再造此境。
画面左半有危崖突起，其上平坦，有松树数株罩荫。崖头着二人，一正立，一背立，二人均斜向右，袖手如作对话。此即费密与野遗。崖下一带城垣，迤逦而下，终于右隅。右隅近处有城门一道，斜向左前方。城内多崖石丛木，略着红叶，以染秋色。亦有三五屋顶可见，色作淡黄，盖取斜阳反射耶？城外一片大空白，表示江天无际。仅于上首正中处着一叶轻舟，有舟子一人挂帆而驶。
无鸿雁，无牛羊，无骆驼，无远岫，无夕阳，无苍烟，无白鸥，无杯酒，可见抱石所画亦不尽半千所吟，然而苍凉之意则宛然矣。
抱石借用半千的诗画出了自己胸中的境界，因而我也就借用了半千的韵题出了自己的诗。
披图忽惊悟，仿佛钓鱼台。
古木参天立，残关倚水开。
蒙哥曾死去，张珏好归来。
战士当年血，依稀石上苔。
卅载撑残局，岿然有废城。
望中皆黍稷，入耳仅蝉鸣。
一寺僧如死，孤祠草自生。
中原独钓处，是否宋时营？
三面皆环水，双江日夜流。
当年遗恨在，今日画图收。
我亦能拼醉，奈何不解愁。
羡君凝彩笔，矫健似轻鸥。
我开始展读这幅画的时候，并没有读野遗的诗，所给予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和合川的钓鱼城相仿佛。五月初我曾同友人去凭吊过这个七百年前宋末的名将余、王坚、张珏诸人抗拒元兵的古迹。仅仅以一座孤城，独立抗元，屡次却敌，支持了三十余年。元主蒙哥曾御驾亲征，负伤而死，元人以蹂躏欧、亚两洲之雄威竟无如此城何。直至张珏在重庆被掳，宋室已亡，始由继守者王立纳款迎降，造成了一个悲剧的结束。这段抗敌故事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是光耀百代，永不磨灭的。特别是张珏这个人物，他不仅善于治兵，而且善于治民。在他坚守钓鱼城的时候，“外以兵护耕，内劝民积粟”，真是做到了军民合作的极致。钓鱼城之所以能够坚守，断不仅只是山川形胜使然了。文天祥《狱中集杜诗》第五十一首便是怀念张珏的，原诗有序，今并录之如次：
张制置珏，蜀之健将，元与珏万寿齐名。昝降，张独不降。行朝制阃，未知得拜命否。蜀虽糜碎，珏竟不降。为左右所卖，觉而逃遁。被囚锁入北，不肯屈。后不知如何。
气敌万人将，（《杨监画鹰》）
独在天一隅。（《遣怀》）
向使国不亡，（《九成功》）
功业竟何如？（《别张建封》）
（括弧内为杜诗原题。）
读这诗，可见文山相国对于张珏也极尽了倾佩之诚。张珏被掳北上，后来是在安西以弓弦自缢了的，比文山之死还要早两年。
钓鱼城降元后，城被拆毁，但至今尚有残垒留存。西门一带虽城楼已无踪迹，而门洞无恙。山头除一寺一祠而外，全已化为田畴。祠名忠义，祀余、王、张诸公。寺名报国，其进口处有石坊一道，横标“独钓中原”四字，传为古迹，但不知何时所建。山形确甚险要，危崖拔地，三面临江。磐磐大石，苍苍古木，随地而有。
我游钓鱼城的时候，抱石本没有同行，但我们现在是在画上同游了。姑且就把抱石作为野遗，我自己作为费密吧。费密是四川新繁人，是我的老同乡，客居扬州五十年，曾为石涛和尚洗砚者也。
五
另一张是《张鹤野诗意》。同样是水墨着色。
右侧隅画一危岩突起，上有寒树，下示水涯，杂生草木。左侧峭壁挺立，向右倾欹，与右侧危崖如相敬礼，上有浅松数株，枝条远出。右上四分之一处一带远近山影，隔断水天空白。其前水涯，有芦荻丛生之状。左侧岩端附近，一渔翁舣舟水中向岩垂钓。右上端表示天空之处，题张鹤野原诗，并有短跋。
把杯展卷独沉吟，咫尺烟云自古今。
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
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心偶见画图中。
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
右张鹤野题苦瓜和尚《山水册》诗。为余最近所见。苦瓜且唱和一绝。惜唱和时代暨鹤野生平不可考，未能入所撰《上人年谱》。然绎寻高绪，或亦野遗、翁山之流。今余放笔点染，犹觉水墨沉重，不胜余痛。民国三十一年正月下浣，傅抱石灯下记。
鹤野自是明末逸民，读其诗似较野遗所作尤为沉痛。此人余疑即铁桥道人张穆，穆广东东莞人，与屈翁山邝湛若同里，亦能诗善画，且好骑马击剑。甲申变后曾出游吴越间，与大涤子盖有一面之缘也。观其《答客问诗》有云：
吾本罗浮鹤，孤飞东海东。
宁随南翥鸟，不逐北来鸿。
坐爱千年树，高逾五尺童。
乘轩亦何苦，随意水云中。
俨然“鹤野”之意也。屈翁山《送铁桥道人诗》，亦有“洗心问林泉，所望惟鸾鹤”句，或者铁桥道人在其游吴越时，曾自号鹤野耶？明末遗民别号颇多，例如苦瓜和尚即释道济石涛，号大涤子，又号清湘老人、瞎尊者，更尝署款为极、若极、阿长、元济、痴继、老侠、粤山、小乘客、赞之十世孙阿长、零丁子等。特惜关于铁桥，今无更多资料以供考核耳。
统观抱石所示诸画，如屈原，如陶潜，如野遗与费密游，如鹤野题石涛画，似均寓有家国兴亡之意，而于忠臣逸士特为表彰。余因广其意，复和鹤野诗二绝以为题辞。
画中诗意费哦吟，借古抒怀以鉴今。
犹有山川犹有树，莫因零落便灰心。
凝将心血未成空，画在诗中诗画中。
纵令衣冠今古异，吾侪依旧主人翁。
画既题就，复为写《题画记》。行将辍笔，忽思石涛所和诗未见，且以鹤野为铁桥道人恐亦未尽合，乃即走笔飞札抱石。蒙报一简，并以《大涤子干净斋唱和诗画册》一册见示。据抱石所见：“张鹤野只知为吴人，余皆不可考。（曾询汪旭初先生，亦不知也。）张穆为粤人，当非是。”
再展揭画册，见第一叶即题有鹤野诗。
昨干净斋张鹤野自吴门来，观予册子，题云：“把杯展卷独沉吟，咫尺烟云自古今。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又云：“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心偶见画图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余云：“读画看山似欲癫，尽驱怀抱入先天。诗中有画真能事，不许清湘不可怜。”清湘大涤子济。
据此可知鹤野又号干净斋，抱石谓为吴人者盖即本于此。然此仅言“自吴门来”，恐不必便是吴人，盖侨居吴门者亦可言“自吴门来”也。然鹤野是否即铁桥，余仅志疑，留待它日再考。
读大涤子所和诗，可知鹤野乃一酷爱诗画、酷好游历之人，称其“诗中有画”，乃竟与余所和诗巧合，我倒也想仿效一句“不许鼎堂不可怜”了。
抱石除书画篆刻之外，对于美术史及画论之类亦饶有研究，《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解释》《石涛上人年谱》，为其最有创获之作。此外如《文文山年述》与《明末民族艺人传》之编译，均是有益的良好读物。像他这样孜孜不息、力求精进的人，既成者业已大有可观，将来的成就更是未可限量的。
我很感谢他，把良好的劳作让我题词，启发了我的心思，提供了我好些宝贵的意见。而尤其是使我这三四日饱尝了流汗的快味，而忘记了目前百度以上的炎热。
把画题完了，费了一天多的工夫把这《题画记》也写好了。当我在这快要搁笔的一瞬间，依然听着窗外的蝉子在力竭声嘶地叫。[1]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本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学。191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1919年，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同年，创作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槃》等。1921年8月，诗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历史剧《卓文君》、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完成论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1938年4月，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1年12月，写成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1943年，完成历史剧《南冠草》。1944年写《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0月19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3年，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59年，完成历史剧《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历史剧《武则天》；同年，当选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1973年，论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当选第四届文联主席；6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