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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豫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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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位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處，主要為大別山腹地。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陣地，曾一度成為僅次於中央蘇區的革命根據地。
此地區誕生過董必武、李先念等多位開國元勛，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因位於三省交界，由三省分別管理，交通未能全面對接，影響了此區域的經濟發展。隨着國家戰略規劃，大別山已開展生態環保發展經濟模式。
相關背景
鄂豫皖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簡稱。鄂豫皖範圍主要包括湖北的英山、羅田、紅安、麻城、浠水、蘄春、大悟，河南的新縣、商城、固始、潢川、光山、羅山、淮濱縣，安徽的太湖、金寨、霍山、葉集等地。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鄂豫皖蘇區的工農武裝割據，形成的時間較早，發展的規模較大，堅持的時間也較久，革命鬥爭的經驗相當豐富，它成為僅次於中央蘇區的一塊較大的革命根據地。認真研究這個地區武裝割據的經驗，對於編寫鄂豫皖蘇區的歷史，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促進四化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鄂豫皖蘇區的工農武裝割據，是由鄂東北、豫東南和皖西北三塊革命根據地聯結而成的。
1927年革命失敗後，鄂豫皖邊界地區的革命形勢和全國形勢一樣，暫時處於低潮。但是，由於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個也沒有得到解決，受壓迫和受剝削的人民大眾，是一定要在共產黨領導下革命到底的。這時，中國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在農村發動農民暴動，建立紅色政權，擴大工農武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鄉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爭取全國勝利。
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革命，挽救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會議還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指出我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利用今年（1927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鬥爭劇烈的關鍵」，「有系統的、有計劃的、儘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接着，他又受中央委託，與中共湖南省委一起，在實踐上領導了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並帶領起義部隊走遍了羅霄山脈。經過比較，才發現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工農武裝割據。於是，到1927年10月底確定進軍井岡山，開闢革命根據地，以後就在這裡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紅色政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造成了第一個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這就為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打開了一條出路，對鄂豫皖工農武裝割據的形成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1928年10月，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已經講到：「惟朱、毛在湘贛邊界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同時，中央給各地的指示信中，也介紹了井岡山根據地的經驗，並號召各根據地學習。1929年9月，中共鄂東北特委委員何玉林給中央的報告，也提到「學江西井岡山的辦法」。這就說明了井岡山革命對鄂豫皖地區的影響。
黃麻地區的共產黨人曹學楷、徐朋人、戴季倫、王志仁、王秀松、戴克敏、陳定侯、鄭位三等一大批領導骨幹，在大革命失敗後，原地堅持鬥爭。他們的口號是「以革命繼續革命，以革命發展革命」。1927年9月初，黃安縣委派鄭位三、陳定侯等去武漢找上級黨，在漢口法租界協和里五號會見長江局的負責人羅亦農。羅亦農向他們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要他們立即返回黃安組織暴動。鄭位三等回來後，即與曹學楷、戴克敏、吳煥先、吳先籌等一起在七里坪文昌宮召開會議，討論上級指示，決定發動黃、麻起義。不久，上級派來符向一、劉振一等到七里坪，根據上級指示，組成中共鄂東特委，建立黃麻暴動指揮部。於11月13日晚九時，三萬農民自衛軍和一、二十萬革命群眾，浩浩蕩蕩開往黃安，雞叫攻城，14日拂曉破城而入。
18日，黃安縣農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時，鄂東革命軍也光榮誕生，這就標誌着紅色政權在鄂東北開始出現。但是，黃麻起義勝利後，沒有注意深入發動四鄉農民鬥爭，搞武裝割據。國民黨軍任應岐部，發動突然襲擊，已經解放了的黃安縣城，又得而復失。
黃安縣城失陷後，湖北省委及特委致信黃安縣委，要求「儘可能立即召集附近各縣農民代表大會，引起其革命的熱烈情緒，並派人到各縣宣傳，使革命勢力很快的發展，造成割據局面」。12日又致信黃安縣委總結了黃安失敗的原因，指出黃麻地區革命大的方面應是向四鄉發展，組織農民暴動，反攻反動勢力，很快造成割據局面。13日即通告各縣區委：在鄂東要造成割據局面，以黃安為中心向麻城等處發展。這說明他們在「八七會議」精神指引下，已從黃麻起義的實踐中，實際上體會到了在農村搞武裝割據的重要性。
黃麻起義後建立起來的鄂東革命軍，於1927年12月下旬轉移到木蘭山改編為工農革命第七軍，他們採取「晝伏夜動，遠襲近止，聲東擊西，繞南進北」的戰術，開展游擊戰爭。木蘭山地形雖好，但山上多廟宇，群眾聚居山下，敵人來了，革命軍即向山下轉移，敵人走了，再回山上來，革命軍在敵人頻繁襲擊的情況下很難站穩腳跟。
1928年春，侵占黃麻的敵十八軍與十二軍發生衝突，十二軍撤回河南。工農革命軍第七軍趁機返回黃麻老區。老區群眾高興地說：「黨員游擊轉回還，先打清鄉團。後鏟土豪，除劣紳，一心要共產。誰敢來抵抗，叫他狗命完，只急得土豪劣紳兩眼朝上翻」。七軍轉戰鄂豫邊界，很快便發現柴山保區是搞武裝割據的好地方。那裡與七里、紫雲兩區毗連，與乘馬相近，人民生活痛苦，受革命影響較深，迫切要求革命；地處鄂豫兩省黃麻光三縣交界，反動統治薄弱，紅軍可以利用軍閥矛盾，求得生存和發展；工農革命軍在這一帶人地兩熟，可以得到地方黨和群眾的有力支援；加之，崇山峻岭，地勢險要，物產豐富，便於長期堅持游擊戰爭。於是，七軍決定開闢柴山保區的革命工作，迅速造成鄂豫邊武裝割據，作為革命的立足點。1928年5月，曹學楷、戴克敏、戴季英、吳光浩、吳煥先、鄭位三等，先後進到柴山保活動。7月下旬，七軍即奉命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一師，吳光浩任軍長兼師長。由於他們紀律嚴明，能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群眾感動地說：「從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
1928年12月，中央巡視員曹壯父向中央報告黃安近況，提議建立鄂豫皖特委。中央覆信說：黃安縣委僑居光山，是「寨子主義」，「大概也是想仿效過去湘贛鄂邊特委的例。如果是這樣，中央是不同意的。」1929年九月，鄂東北特委委員何玉林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鄂東特委接到中央來信說三省政治情形不同，不能合組的理由，遂作罷了。但是企圖造成這條山脈的橫線的軍事割據還是在繼續努力的。」
繼黃麻起義後，1929年5月6日(農曆三月二十七日)，商城南部「立夏節」起義，成立了工農紅軍第三十二師，開闢了豫東南革命根據地。11月，組成鄂豫邊特委。12月25日，解放商城縣城。27日，鄂豫邊革命委員會成立，鄂東北和豫東南首先聯成了一片。
皖西的六安、霍山，與鄂東北、豫東南接壤。「八七會議」後，中共安徽臨時省委，把六安、霍山、霍邱、壽縣、英山劃為第一起義區，並以六安為中心發動武裝起義。1929年11月7日從獨山鎮起義開始，到1930年2月1日解放了霍山縣城，建立了工農紅軍第三十三師，逐漸形成了皖西北革命根據地。
1930年，鄂豫皖邊已經形成三塊赤色區域，普遍建立了黨、團組織，開闢鄂豫皖割據局面的條件已經成熟了。據郭述申回憶：1930年2月下旬，郭述申、許繼慎、熊受暄等，在上海向周恩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匯報了商城起義後鄂豫皖邊的革命形勢，再次提出建立鄂豫皖特委的建議。不久，中央發出建立鄂豫皖特委的指示。1930年3月中旬中共鄂豫皖特委在箭河正式成立，郭述申任書記。3月18日，三區紅軍合編為紅一軍。從此，鄂東北、豫東南和皖西北三塊根據地與三支工農武裝，便開始統一成為鄂豫皖蘇區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
上述情況說明，鄂豫皖蘇區工農武裝割據的形成，是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這個地區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井岡山紅旗和全國革命形勢影響的結果。
將軍縣
第一、湖北紅安72人；第二、安徽金寨59人；第七、湖北大悟（1933年1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劃湖北省的黃安、黃陂、孝感，河南省的羅山各一部分建置大悟縣）37人；第八、河南新縣35人；第九、安徽六安34人
將帥錄
共和國主席
湖北團風人、開國元帥——林彪
董必武、李先念 共和國元帥
來自鄂豫皖蘇區的2人：王樹聲，徐海東（紅25軍）
來自鄂豫皖蘇區的13人：許世友，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朱良才，傅鍾，李聚奎，陳再道，陳錫聯，周純全，洪學智，韓先楚（紅25軍），劉震（紅25軍）
198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恢復軍銜制，17位上將中來自鄂豫皖蘇區的有7位：洪學智（二次授予），劉華清，秦基偉，李德生，尤太忠，萬海峰
中將 176人，1956年和1958年各補授1名
來自鄂豫皖蘇區的44人：
徐立清 ，陶勇， 程世才 ，李天煥， 杜義德，王必成，王近山，歐陽毅， 詹才芳， 倪志亮，鄭維山， 徐斌洲， 滕海清， 周希漢， 胡奇才， 劉昌毅， 秦基偉， 李成芳， 陳康，鮑先志， 周志堅， 張祖諒， 劉飛， 錢鈞，張仁初， 楊國夫， 吳瑞林，孔慶德，徐深吉， 曾紹山，張天雲， 吳先恩， 聶風智， 張賢約，范朝利， 皮定鈞，陳慶先， 劉興元， 陳先瑞（紅25軍）， 張池明（紅25軍），李耀（紅25軍）， 林維先（紅28軍）， 梁從學（紅28軍）
共和國少將
湖北紅安人、原國家主席—李先念
湖北紅安人、原國家主席、一大代表—董必武
丁世方、丁先國、卜萬科、於俠、馬忠全、馬琮璜、王大華、王才貴、王鳳梧、王世仁、王遠芬、王誠漢、王政柱、王奎先、王海清、王德貴、毛和發、方子翼、方升普、尤太忠、方毅華、鄧岳、鄧少東、鄧忠仁、甘思和、石志本、帥榮、葉泰清、葉建民、葉道友、盧燕秋、田厚義、馮仁恩、甯賢文、成少甫、呂清、呂仁禮、朱少華、朱玉學、朱致平、伍瑞卿、鄔蘭亭、劉何、劉少卿、劉華清、劉健挺、劉善福、劉福勝、劉德海、齊勇、江波、江鴻海、江騰蛟、關盛志、孫光、孫儀之、杜彪、嚴光、嚴家安、扶廷修、蘇煥清、李發、李士懷、李少元、李長如、李書全、李世安、李世焱、李發應、李慶柳、李迎希、李國厚、李定灼、李鐵砧、李家益、李德生、楊森、楊中行、楊以山、楊克武、楊明山、楊銀聲、楊植亭、肖永正、肖永銀、肖全夫、肖志賢、肖選進、肖德明、吳傑、吳世安、吳永光、吳華奪、吳釗統、吳林煥、吳宗先、吳誠忠、吳振挺、吳瑞山、何光宇、何柱成、何輝燕、何德慶、餘積德、餘明、余成斌、餘克勤、餘述生、餘品軒、餘嗣貴、鄒國厚、閔學勝、閔鴻友、況玉純、汪乃貴、汪少川、汪運祖、汪家道、宋文、宋治民、宋承志、宋維栻、張忠、張天恕、張漢丞、張吉厚、張百春、張行忠、張志勇、張希才、張國傳、張宗勝、張宜愛、張樹才、張貽祥、張培榮、張竭誠、張震東、張潮夫、陳宏、陳波、陳奇、陳祥、陳發洪、陳伯祿、陳明義、陳炎清、陳宜貴、陳美藻、陳鶴橋、林彬、林乃清、范朝福、羅應懷、羅厚福、金世柏、金紹山、周世忠、周發田、周時源、周純麟、周明國、周學義、周浣白、鄭本炎、鄭國仲、官宗禮、胡大榮、胡正平、胡立聲、胡立信、胡賢才、胡繼成、胡鵬飛、查玉升、趙傑、趙俊、趙文進、趙正洪、趙炳倫、趙遵康、趙鶴亭、祝世鳳、姚運良、賀健、秦光遠、桂紹忠、桂紹彬、耿錫祥、袁彬、袁克服、徐光友、徐體山、徐其孝、徐其海、徐明德、徐國夫、徐紹華、殷國洪、高林、高立忠、高先貴、高志榮、高厚良、席舒民、唐哲明、塗錫道、塗學忠、陶國清、黃仁廷、黃立清、黃光霞、曹廣化、曹思明、戚先初、常玉清、康烈功、韓衛民、韓東山、董志常、董洪國、喻新華、程明、程世清、程業棠、程啟文、程悅長、程儒珍、傅紹甫、傅春早、魯加漢、曾憲池、謝正榮、謝甫生、雷紹康、鮑啟祥、詹大南、詹少聯、詹化雨、蔡炳臣、廖政國、漆遠渥、譚友夫、譚知耕、熊挺、熊作芳、熊應堂、黎原、黎錫福、顏東山、潘鋒、潘焱、潘壽才、戴克林、戴克明、嚴智澤、鄭勤、李南征、許援朝、邱型柏、范震江
割據形成
鄂豫皖蘇區的工農武裝割據，是由鄂東北、豫東南和皖西北三塊革命根據地聯結而成的。
1927年革命失敗後，鄂豫皖邊界地區的革命形勢和全國形勢一樣，暫時處於低潮。但是，由於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個也沒有得到解決，受壓迫和受剝削的人民大眾，是一定要在共產黨領導下革命到底的。這時，中國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在農村發動農民暴動，建立紅色政權，擴大工農武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鄉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爭取全國勝利。
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革命，挽救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會議還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指出我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利用今年（1927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鬥爭劇烈的關鍵」，「有系統的、有計劃的、儘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接着，他又受中央委託，與中共湖南省委一起，在實踐上領導了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並帶領起義部隊走遍了羅霄山脈。經過比較，才發現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工農武裝割據。於是，到1927年10月底確定進軍井岡山，開闢革命根據地，以後就在這裡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紅色政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造成了第一個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這就為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打開了一條出路，對鄂豫皖工農武裝割據的形成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1928年10月，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已經講到：「惟朱、毛在湘贛邊界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同時，中央給各地的指示信中，也介紹了井岡山根據地的經驗，並號召各根據地學習。1929年9月，中共鄂東北特委委員何玉林給中央的報告，也提到「學江西井岡山的辦法」。這就說明了井岡山革命對鄂豫皖地區的影響。
黃麻地區的共產黨人曹學楷、徐朋人、戴季倫、王志仁、王秀松、戴克敏、陳定侯、鄭位三等一大批領導骨幹，在大革命失敗後，原地堅持鬥爭。他們的口號是「以革命繼續革命，以革命發展革命」。1927年9月初，黃安縣委派鄭位三、陳定侯等去武漢找上級黨，在漢口法租界協和里五號會見長江局的負責人羅亦農。羅亦農向他們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要他們立即返回黃安組織暴動。鄭位三等回來後，即與曹學楷、戴克敏、吳煥先、吳先籌等一起在七里坪文昌宮召開會議，討論上級指示，決定發動黃、麻起義。不久，上級派來符向一、劉振一等到七里坪，根據上級指示，組成中共鄂東特委，建立黃麻暴動指揮部。於11月13日晚九時，三萬農民自衛軍和一、二十萬革命群眾，浩浩蕩蕩開往黃安，雞叫攻城，14日拂曉破城而入。
18日，黃安縣農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時，鄂東革命軍也光榮誕生，這就標誌着紅色政權在鄂東北開始出現。但是，黃麻起義勝利後，沒有注意深入發動四鄉農民鬥爭，搞武裝割據。國民黨軍任應岐部，發動突然襲擊，已經解放了的黃安縣城，又得而復失。
黃安縣城失陷後，湖北省委及特委致信黃安縣委，要求「儘可能立即召集附近各縣農民代表大會，引起其革命的熱烈情緒，並派人到各縣宣傳，使革命勢力很快的發展，造成割據局面」。12日又致信黃安縣委總結了黃安失敗的原因，指出黃麻地區革命大的方面應是向四鄉發展，組織農民暴動，反攻反動勢力，很快造成割據局面。13日即通告各縣區委：在鄂東要造成割據局面，以黃安為中心向麻城等處發展。這說明他們在「八七會議」精神指引下，已從黃麻起義的實踐中，實際上體會到了在農村搞武裝割據的重要性。
黃麻起義後建立起來的鄂東革命軍，於1927年12月下旬轉移到木蘭山改編為工農革命第七軍，他們採取「晝伏夜動，遠襲近止，聲東擊西，繞南進北」的戰術，開展游擊戰爭。木蘭山地形雖好，但山上多廟宇，群眾聚居山下，敵人來了，革命軍即向山下轉移，敵人走了，再回山上來，革命軍在敵人頻繁襲擊的情況下很難站穩腳跟。
1928年春，侵占黃麻的敵十八軍與十二軍發生衝突，十二軍撤回河南。工農革命軍第七軍趁機返回黃麻老區。老區群眾高興地說：「黨員游擊轉回還，先打清鄉團。後鏟土豪，除劣紳，一心要共產。誰敢來抵抗，叫他狗命完，只急得土豪劣紳兩眼朝上翻」。七軍轉戰鄂豫邊界，很快便發現柴山保區是搞武裝割據的好地方。那裡與七里、紫雲兩區毗連，與乘馬相近，人民生活痛苦，受革命影響較深，迫切要求革命；地處鄂豫兩省黃麻光三縣交界，反動統治薄弱，紅軍可以利用軍閥矛盾，求得生存和發展；工農革命軍在這一帶人地兩熟，可以得到地方黨和群眾的有力支援；加之，崇山峻岭，地勢險要，物產豐富，便於長期堅持游擊戰爭。於是，七軍決定開闢柴山保區的革命工作，迅速造成鄂豫邊武裝割據，作為革命的立足點。1928年5月，曹學楷、戴克敏、戴季英、吳光浩、吳煥先、鄭位三等，先後進到柴山保活動。7月下旬，七軍即奉命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一師，吳光浩任軍長兼師長。由於他們紀律嚴明，能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群眾感動地說：「從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
1928年12月，中央巡視員曹壯父向中央報告黃安近況，提議建立鄂豫皖特委。中央覆信說：黃安縣委僑居光山，是「寨子主義」，「大概也是想仿效過去湘贛鄂邊特委的例。如果是這樣，中央是不同意的。」1929年九月，鄂東北特委委員何玉林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鄂東特委接到中央來信說三省政治情形不同，不能合組的理由，遂作罷了。但是企圖造成這條山脈的橫線的軍事割據還是在繼續努力的。」
繼黃麻起義後，1929年5月6日(農曆三月二十七日)，商城南部「立夏節」起義，成立了工農紅軍第三十二師，開闢了豫東南革命根據地。11月，組成鄂豫邊特委。12月25日，解放商城縣城。27日，鄂豫邊革命委員會成立，鄂東北和豫東南首先聯成了一片。
皖西的六安、霍山，與鄂東北、豫東南接壤。「八七會議」後，中共安徽臨時省委，把六安、霍山、霍邱、壽縣、英山劃為第一起義區，並以六安為中心發動武裝起義。1929年11月7日從獨山鎮起義開始，到1930年2月1日解放了霍山縣城，建立了工農紅軍第三十三師，逐漸形成了皖西北革命根據地。
1930年，鄂豫皖邊已經形成三塊赤色區域，普遍建立了黨、團組織，開闢鄂豫皖割據局面的條件已經成熟了。據郭述申回憶：1930年2月下旬，郭述申、許繼慎、熊受暄等，在上海向周恩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匯報了商城起義後鄂豫皖邊的革命形勢，再次提出建立鄂豫皖特委的建議。不久，中央發出建立鄂豫皖特委的指示。1930年3月中旬中共鄂豫皖特委在箭河正式成立，郭述申任書記。3月18日，三區紅軍合編為紅一軍。從此，鄂東北、豫東南和皖西北三塊根據地與三支工農武裝，便開始統一成為鄂豫皖蘇區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
上述情況說明，鄂豫皖蘇區工農武裝割據的形成，是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這個地區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井岡山紅旗和全國革命形勢影響的結果。
歷史階段
科學地劃分歷史階段，對於編纂地方黨史，有着重要的意義。
鄂豫皖蘇區工農武裝割據的發展，具體來說，共經歷了五個階段：(1)從黃麻起義到鄂豫皖特委成立；(2)鄂豫皖特委成立到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3)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到中央分局和紅四方面軍離開根據地西去；(4)中央分局和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以後到紅二十五軍長征；(5)紅二十五軍長征至抗日戰爭開始。如更集中一點，也可以分成以下三個大階段：
第一是工農武裝割據的形成階段(1927·10—1930·3)：
如前所述，一九二七年十月，鄂東特委在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指導下，發動了黃麻起義。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解放了黃安縣城。不久黃麻起義勝利後組成的鄂東革命軍，由於黃安失守，剩下七十二人上木蘭山改編為工農革命第七軍。一九二八年春，第七軍返回黃麻老區。同年五月，即進入柴山保開闢工作，得到很快發展。到一九三○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紅一軍成立時，三支紅軍，已有二千一百餘人。這就標誌着鄂豫皖工農武裝割據已經形成。
第二是比較順利的發展階段(1930·3—1932·6)
鄂豫皖特委一成立，就是在「六大」精神指導下進行工作的，方向、路線，基本正確，這是根據地發展比較順利的一段。一九三○年十月十八日中央給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中說：「鄂豫皖三省邊境，東以安徽的六霍、潛山一帶與皖省紅色區域相接，西以鄂北的應山、棗陽一帶與鄂西、豫西南陽、襄樊區域相接，南以黃梅、廣濟一帶與鄂東南以及贛東北紅色區域相接。你們這一區域……有便於紅軍改編與訓練的條件，有武器、給養的來源，尤其是一面可以控制平漢鐵路、一面可以截據長江交通，直接威逼武漢，進而與全國紅色區域打成一片的前途。這完全合於革命根據地的作用，因此，中央特將此區域劃分為六大根據地之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到鄂豫皖工作，並指定張國燾為中央分局書記。五月，撤銷了鄂豫皖特委，建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逐步在鄂豫皖地區黨的領導機關占了統治地位。他們認為立三錯誤是左傾掩蓋下的右傾。他們反對立三錯誤，不糾其左，反當右來反，實際上他們比立三更「左」。張國燾一九三一年四月來到鄂豫皖蘇區，九月份就在光山縣的白雀園開始「大肅反」，通過逼供信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殺害了不少這個地區的創始人和好同志。諸如許繼慎、曹學楷、周維炯、姜錦堂、熊受暄、戴克敏、陳琪、肖方、王秀松、徐朋人等四百多位黨政軍領導骨幹和堅強的革命戰士，都被殺於白雀園的東河坡!一九三二年一月，擔任四方面軍政治委員的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做的所謂《鄂豫皖蘇區肅反的偉大勝利》的報告中曾說：「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這一千改組派，AB團、第三黨分子中，大半是地主、富農、流氓地痞、青紅幫國民黨偵探、黃埔學生、譁變俘虜士兵及開除的CP、CY分子。這一千裡面有七百多個共產黨員……」。實際上整個大肅反中被殺害的人數是很多的，惡果也很大。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里說：這次肅反，共逮捕六百多人，軍人占三分之一，實際上被肅的只有許繼慎等百餘人，其中判死刑者約三十人，判其他徒刑者約百人。這全是騙人的鬼話。張國燾在鄂豫皖大肅反中是有其不可告人的野心的。他主要是用肅反這把刀子，排除異己。
由於鄂豫皖蘇區的地位重要，國民黨蔣介石也特別仇恨它。在鄂豫邊區時期，就曾經過「羅(霖)、李(克邦)會剿」，劉峙組織的「鄂豫會剿」和「徐(源泉)、夏(斗寅)會剿」等。鄂豫皖特委成立後，一九三○年冬開始，又經歷了敵人的五次「圍剿」。第一次「圍剿」時，國民黨武漢行營專設了「鄂豫皖三省邊區綏靖督辦公署」指揮；一九三一年三月，第二次「圍剿」開始，蔣介石下令限五月底「完全肅清鄂豫皖紅軍」；一九三一年秋，蔣介石親自到武漢布置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但是，這三次「圍剿」都被我們粉碎了，而且紅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帶來了鄂豫皖蘇區的猛烈發展，那時的鄂豫皖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南段，北達潢川、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四萬多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萬，主力紅軍壯大到四萬五千餘人。解放了黃安、商城、英山、霍邱四座縣城，建立起二十多個縣的革命政權。
為什麼在錯誤路線統治下，紅軍還能打勝仗?根據地還會猛烈發展呢?毛澤東思想告訴我們：對任何事情都應取分析態度，簡單地肯定一切，或者簡單地否定一切，都是錯誤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開創以來，我們黨領導這個地區的廣大軍民，開展了武裝鬥爭，進行了土地革命，推翻了幾千年來壓在人民身上的反動統治，廣大貧苦農民第一次分得了土地，在政治上、經濟上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從而迸發出極大的革命熱情。這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一開始就能比較順利的發展，以及後來在左傾錯誤占統治地位的開始，還能繼續發展的重要原因。此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在鄂豫皖領導機關中也有堅持執行正確路線的同志。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中，真正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只是張國燾等極少數人。就連和張國燾最接近的沈澤民和陳昌浩在某些問題上也和張國燾有矛盾和分岐。其他如曾中生、鄺繼勛、許繼慎、郭述申等許多人都是堅持正確路線的。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張國燾的錯誤做法也不是暢行無阻的。例如，一九三一年七月紅四軍南下黃梅、廣濟，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就是對張國燾的明顯抵制。就連錯誤的大肅反政策，也因遭到強烈的反對一度有所收斂。據鄭位三同志一九七四年回憶：一九三一年，紅安五區農民起來反對張國燾的大肅反，赤衛隊繳了保衛總局的槍。全區五萬多人動員起來，準備和張國燾打仗。他們的口號是：「擁護蘇維埃!」「擁護紅軍!」「打倒張國燾!」「打倒保衛局!」
其次，是根據地廣大紅軍和群眾都是堅持革命的。他們雖說對「左」傾的領導非常氣憤，但是，敵人來了，卻能顧全大局，一致對敵，英勇戰鬥。黃安三區就是一個典型，當時人們稱它是「小莫斯科」。這個區人口不過三萬人，各鄉游擊隊加起來僅有四百條槍。然而，群眾覺悟高、組織的好，敵人從南邊來，他們很快跑到了北邊，很少有被敵人殺害的。他們說：「娘的，你燒老子的房屋，燒不了老子的土地，再有一個好年成，我們還住新房子。」
中央分局成立的時候，正是敵人對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圍剿」的時候。宣化店南陳家河的赤衛隊員繳獲敵機一架，發動群眾組織搬運隊運到新集，改為「列寧號」，還設立航空局，參加了反「圍剿」的戰鬥。第三次反「圍剿」中的蘇家埠戰役，紅軍激戰四十天，殲敵三萬餘，活捉敵總指揮厲式鼎。這是一次成功的圍城打援，取得全勝的典型戰例。
另外，還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即使犯了路線錯誤的人，也不是一切都錯了。正如我黨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在否定各次左傾路線的錯誤時，同時，要牢記和實行毛澤東同志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應當指出：犯了這些錯誤的同志的觀點中，並不是一切都錯了，他們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蔣戰爭等問題上的若干觀點，同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仍然是一致的。」我們對當時鄂豫皖蘇區的領導也應當這樣看待他們。 第三是根據地嚴重困難和三年游擊戰爭階段(1932·6—1937·9)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張國燾被勝利沖昏頭腦，錯誤地估計形勢，把國民黨的軍隊看成了「偏師」。當國民黨第四次「圍剿」到來的時候，張國燾便不顧紅軍戰士的疲勞和盛暑天氣的炎熱，命令部隊不停頓地進攻，倉忙應戰。結果，數戰不利，未能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從此，鄂豫皖工農武裝割據便進入嚴重困難的發展階段。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分局和四方面軍離開了根據地，但是，鄂豫皖省委和政權機構還存在。沈澤民、徐寶珊、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成仿吾、鄭位三、徐海東、戴季英等，都還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他們重建了紅二十五軍和二十八軍，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殊死鬥爭。一九三三年一月，郭家河一戰，全殲馬騰蛟兩個團。二月中旬，在九龍纏頂一仗，又殲敵萬耀煌一個師。英勇頑強地保衛了鄂豫皖紅色根據地。
在這個困難時期，根據地出現了三個突出的問題：一是敵人瘋狂摧殘革命根據地；二是根據地人民被迫跑反，耕地幾乎全部荒蕪；三是紅軍靠打糧吃飯，經常餓着肚子打仗。鄂豫皖根據地曾一度縮得很小。皖西蘇區只剩下東西長不過二百里，南北寬不過五十里，最窄處只有十幾里。一九三三年十月，國民黨又開始了第五次「圍剿」，七里坪又被敵侵入。我紅二十五軍在包圍七里坪的戰鬥中，靠群眾每天送稀飯，堅持了一個月，終因戰士體力不支，不得不放棄對七里坪的包圍。
敵人對根據地的摧殘是非常兇狠的。據光山中部蘇區六十五個鄉統計，被敵人摧毀二十九個鄉，殺害干群一萬二千四百多人，燒房一萬二千三百多間，全家殺絕的二百多戶，燒光村子四百多個，一千多人下落不明。摧毀較輕的三十六個鄉，也有九百多人被殺或被關，三千八百多間房屋被燒，一百四十多戶被殺絕。中央交通員劉士傑，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間，在鄂豫皖蘇區停留幾個月，曾將自己所見所聞向中央寫了三次報告，其中一段話就描述了當時鄂豫皖地區的困難情景：「蘇區內房屋，自國民黨十月間實行五次圍剿大進攻以後，全蘇區內的房屋完全被匪燒個乾淨。群眾大半被匪虜到白區里去了。剩下的最多不過三分之一。耕牛差不多快被匪拉完了，群眾的糧食完全被匪搶去了，甚至於群眾埋在地下的谷完全被匪挖去了。群眾很早就沒有糧食吃了，完全靠跟着游擊隊打糧回來吃飯。現在群眾完全吃野菜及樹頭葉子，群眾現在已經有餓死的現象。但1934年的春耕及1933年的秋種都不到萬分之一。現在的蘇維埃各機關及紅軍完全都是靠打糧吃飯。所以有幾次紅軍比較容(易)消滅匪的勢力，因為沒有糧食所以就放棄了這個機會去打糧了。」
我們黨領導的根據地軍民，並沒有被敵人的屠殺摧殘所嚇倒。他們為了保衛紅色的土地，忍受了極大的犧牲和痛苦，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咬緊牙關，繼續戰鬥，發揚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敢，決心把大別山的紅旗扛到底!正象當時根據地的群眾所說的那樣：「樹也砍不完，根也挖不盡!留得大山在，到處有紅軍」。
一九三四年九月，程子華帶着黨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來到鄂豫皖，領導紅軍進行了戰略轉移，開闢新的根據地，從此，鄂豫皖地區進入三年游擊戰爭時期。
三年游擊戰爭，是鄂豫皖根據地極其艱難的最後一個時期。鄂豫皖人民為保衛紅色土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九三四年秋，紅二十五軍長征後，國民黨反動派以為鄂豫皖的紅軍走光了，便用十餘萬人的正規部隊，配合各種地方反動武裝，對這個地區進行了滅絕人性的摧殘。他們採取「三光政策」，一次又一次的大「清剿」，瘋狂地殘殺我革命幹部和群眾。甚至在我們的部隊經常活動的地方往井水裡放毒，在饅頭裡放炸藥，妄圖撲滅我留在大別山的革命火種。
當時，在根據地內堅持鬥爭的主要武裝力量，是黨又重建起來紅二十八軍和逐步恢復發展起來的便衣隊。他們在鄂豫皖邊界機動靈活地跳到外線，分散兵力，搞游擊戰，英勇頑強、艱苦卓絕地與敵人周旋三年。他們不僅未被敵人消滅，反而在戰略戰術上創造了豐富的經驗，打破了敵人無數次的「清剿」、「圍剿」、「追剿」、「堵剿」和「駐剿」，終於保住了鄂豫皖蘇區，堅持了大別山紅旗不倒，還保存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爛的鋼鐵紅軍二十八軍，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編入新四軍。
象鄂豫皖蘇區黨、人民和軍隊的這種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是值得我們永遠繼承和發揚光大的。在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鬥爭的新長征中，尤其需要這樣堅強的革命精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