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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
石涛
出生 1642年
逝世 1707年
国籍 中国

石涛(1942-1707)是明靖江王朱赞仪的十世孙,朱亨嘉的长子。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八月初三日,其父朱亨嘉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隆武二年(1646年)四月被唐王朱聿键处死,监国失败。朱若极由桂林逃到全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改名石涛。石涛一生浪迹天涯,云游四方,在安徽宣城敬亭山及黄山住了10年左右,结交画家,后来到了江宁(南京)。晚年弃僧还俗,成为职业画家。

清圣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两次南巡时,他在南京、扬州两次接驾,献诗画,自称“臣僧”。后又北上京师,结交达官贵人,为他们作画。但终不得仕进,返回南京。最后定居扬州,以卖画为生,并总结与整理他多年来绘画实践的经验与理论,使他晚年的作品更加成熟和丰富多彩。著有《画语录》十八章。[1]

“四僧书画”展

2017年4月29日起北京故宫博物院武英殿预展的故宫博物院藏四僧书画展,展示了故宫博物院自1949年至今陆续征集的“四僧”书画作品。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这四位活跃于明末清初的僧人画家在画史上合称“四僧”,他们对于绘画的影响所及直至今日中国画坛。据悉,展览将在5月正式开幕,并将延续到6月28日(周一不开放)。据故宫相关人员对澎湃新闻透露,故宫的展陈设计这次别出新意,特意布置了禅房。四僧精品每人一件环绕着禅房。

《山水人物》卷

《山水人物》卷为石涛早年的书画代表作品,是他从23岁到36岁之间陆续画成的。画中所绘石户农、披裘翁、湘中老人、铁脚道人、雪庵和尚五位,皆古代传说中的隐居高士,其中前三位属远古、中古时代的隐士,而后两位则是明代的。从石涛在画上对后两位隐士的题语看,似别有深意。他在述及铁脚道人登祝融峰竟飘然而去后,感叹自己说“犹恨此身不能去”;而雪庵和尚,传为建文帝时大臣,靖难之役后逃亡至重庆,在大竹县善庆里观音寺出家为僧,他引屈原为知已,借楚辞以抒怀,尤为特立独行。石涛描绘此人,似有同命相怜之感。画中每段人物画均配有一段题识,字体或行楷,或隶书,取法钟王,兼有汉碑,唯独没有当时流行的董其昌书风的痕迹,这和他不喜欢董书的记载是一致的。此画是研究石涛早期思想与艺术的重要资料,卷中人物刻画传神,山水古拙奇肆,笔墨纷披,线条洗练,已具大师风范。

笔墨技巧

山水“三墨法”

石涛对于墨法的运用是其作品的亮点,打开石涛的作品首先是满幅的水墨气氛给观者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显然石涛在墨法上一定有他过人之处。石涛在其一生中大多生活在气候湿润的南方,空气湿度相对较大,吸水性强的生宣纸在南方空气湿润的条件下也自然保存了一定湿气,画家运笔运墨于纸上画面自然温润总有一种下过雨的感觉,所以石涛的作品中出现水墨氤氲的气象也不足为奇。但是《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呈现水墨淋漓效果是在相对干燥的北方所作,石涛在笔墨技巧的运用上一定有他的独特之处。而破墨法、泼墨法、误墨法是《搜尽奇峰打草稿》图中主要运用的三大墨法。

破墨法

黄宾虹先生有言:“石涛精于破墨,以浓墨破淡墨,淡墨破浓墨,甚为精彩。”破墨法是中国画水墨技法中基本的墨法类型,自晚唐纯水墨画出现时,水墨技法也随之产生,往后逐渐丰富、完善。

泼墨法

下面先摘录一段黄宾虹先生对泼墨法的阐述:“唐王洽性疏野,好酒醺酣后,以墨泼纸素,或吟或啸,脚蹴手抹,随其形状,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府观不见其墨污之迹,时人称为王墨。米元章用王洽之泼墨,参以破墨、积墨、焦墨。故浑厚有味。南宋马远,夏珪皆以泼墨法作树石,尚存古法,其墨法之中,运有笔法。吴小仙辈,笔法既失,承伪习谬,而墨法不存,渐入江湖市井之习,论者弗重,董玄宰评古今画法,尤深深痛恶之。唯善用泼墨者,贵有笔法,多施于远山平沙等处,若隐若见,浓淡浑成,斯为妙手。后世没兴马远之目,与李竹懒所谓泼墨之浊者如涂鬼,诚恐学者堕入恶道耳。”可见泼墨法的运用也由来已久。“泼墨”法一般伴随着酣畅、荒率、简约、狂放、粗劲等词语一同出现,它多体现艺术家那狂放不羁的性格。

误墨法

石涛在画跋中这样提到:“昔人作画,善用误墨。误者无心,所谓天然也,生烟啮叶,似菊非菊,以为误不可,以为不误又不可,请着一解。”一般而言误墨是指作品中败笔制造的墨迹,作者在作画过程中,几笔墨放在不如意的位置,或为画作时不慎滴落几滴墨点,破坏了原本的画面效果,这样的墨常被称为误墨。误墨现象很常见,即为画者通常都有此经历。但每个人对待误墨的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人将作品弃之,也有人将其变丑为美。

书法作品

石涛单纯的书法作品并不多,临摹法帖的作品更加少见。《行草书临阁帖》卷分别临《淳化阁帖》卷二、卷四、卷五中的部分单帖,共六则七帖。分别是《隋僧智果评书五则帖》、《晋卫夫人稽首和南帖》、《秦程邈书帖》、《梁萧子云列子帖》、《唐中书令褚遂良家侄帖》、《魏太傅钟繇宣示表、还示表帖》,是石涛五十五岁时所书。临此帖时以小楷、隶书为主,兼以行草,依旧注重以自己对晋唐书法的理解去意临,而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临钟繇二帖时,更将两帖内容混淆,显示此卷不是应人所求而书,仅是平时练笔之习作,故书写比较放松。通篇布局平稳规整,笔划清劲、古朴。特别是小楷和隶书,字体方正而不版刻,显得凝重而平实。[2]

石涛画语录

石涛,清初画家,原姓朱,名若极。后隐蔽为僧,法名原济,号石涛,又号苦瓜和尚。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四僧”。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既是绘画实践的探索者、革新者,又是艺术理论家。著写《石涛画语录》,又名《苦瓜和尚画语录》。[3]

石涛百页罗汉图册

以前的画史一般都把石涛作为杰出的山水画家,亦作花卉。鲜有称他为杰出的人物画家。但这册《石涛百页罗汉图册》的出现,也许将彻底改写这一历史,石涛是杰出的人物画家。画中的310个形象,各有特点,其中的变形更是非常美,从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画不同于西洋画的魅力。

西方文化讲科学,东方文化讲哲学。具体到绘画上,西方绘画追求具象,追求技巧;东方绘画追求意象,追求境界,技巧有限而境界无限。[4][5]

人物经历

石涛,本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削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原济,自称苦瓜和尚。游南京时,得长竿一枝,因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山乘客、济山僧、石道人、一枝阁。他的别号很多,还有大涤子、清湘遗人、清湘陈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晚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

石涛号称出生于帝王胄裔,明亡之时他不过是三岁小孩,他的出家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姿态,这与渐江的"受性偏孤"是不同的,石涛的性格中充满了"动"的因素,因而他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康熙南巡时,石涛曾两次接驾,并山呼万岁,并且主动进京交结达官显贵,企图出人头地,但权贵们仅把他当作一名会画画的和尚而已,并未与之计较,故而功败垂成。因此他是在清高自许与不甘岑寂之间矛盾地渡过了一生,好在他聪明绝顶,巧妙地把这种矛盾发泄到他的画作之中,所以他的作品纵横排闼、闪转腾挪,充满了动感与张力,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高明之处,也是他作品呈现瑰奇特点的原因所在。

石涛生于明朝末年,十五岁时,明朝灭亡,父亲被唐王捉杀。国破家亡,石涛被迫逃亡到广西全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以后颠沛流离,辗转于广西、江西、安徽、江苏、浙江、陕西、河北等地,到晚年才定居扬州。他带着内心的矛盾和隐痛,创作了大量精湛的作品。最为人推崇的,是他画中那种奇险兼秀润的独特风格,笔墨中包含的那种淡淡的苦涩味。一种和苦瓜极为近似的韵致。

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年方16岁的石涛已在绘画艺术方面显露出他的天赋,当年的《山水人物花卉册》是目前所能见到石涛署年款最早的作品之一。此册其中一页的画面为:临山的浩淼江水中,一叶扁舟正逐波荡漾,舟中端坐一人物正捧读《离骚》。画面下方是题诗:“落木寒生秋气高,荡波小艇读《离骚》;夜深还向山中去,孤鹤辽天松响涛。”从作品中可看出石涛后期之所以能在山水、人物、花卉、书法、诗文等方面取得高超造诣,是同他早年全面学习传统技法和广涉书法、诗文各科艺术门类的坚实根基分不开的。从笔墨特征看,此册画笔较为稚拙,朴实、表现出了石涛后来所少有的恬淡静穆的稚气。从康熙3年甲辰(1664)石涛23岁时所作的《山水人物图卷》来看,无论在意境的追求还是笔墨技巧上,都有长足的进步。在技法表现上已显得章法紧凑,笔墨凝炼,具有恣肆豪放的气质和郁茂酣畅的笔墨个性。白描法是中国绘画线条练习的基本技法,据《虬峰文集•大涤子传》所载:“时画一横卷,为十六尊者像,梅渊公称其可敌李伯时。”此图当为石涛丁未年(1667)所作《十六罗汉应真图卷》,从笔墨风格观察拟为临摹明代丁云鹏的作品,是石涛早年工笔人物画的代表作。画笔以清圆细劲的线条,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盘亘的山石,从此图可看到石涛后期恣肆流畅的笔墨技巧,显然是出自早年对传统白描技法进行认真扎实苦练的硕果。

现存石涛早年作品不多,可信者更少,上述几件作品体现了石涛后期绘画风格多变善化的创造能力,是建立在早期刻苦钻研传统技巧以及兼收并蓄同时代画家优秀技法的根基上的。他在一则画跋中说:“古人虽善一家,不知临摹皆备。不然,何有法度渊源。岂似今之学者,如枯骨死灰相乎?知此即为书画中龙矣。”(《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融古法为我法,不囿于陈式,不拘泥一格,取其为己所好者学之。”因此,他的个性特征在早期临摹作品中已自然地流露出来,为以后艺术形式的变革和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传世作品

石涛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四僧”。早年山水师法宋元诸家,画风疏秀明洁,晚年用笔纵肆,墨法淋漓,格法多变,尤精册页小品;花卉潇洒隽朗,天真烂漫,清气袭人;人物生拙古朴,别具一格。工书法,能诗文。存世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山水清音图》《竹石图》等。名言有“”一画论‘、“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等,但最著名的当属《石涛罗汉百开册页》。

《石涛罗汉百开册页》为画家崔如琢先生所藏,1999年春,崔如琢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石涛罗汉百开册页》。经过多次协商,崔如琢终于如愿从日本藏家手里高价购回这套册页;

根据崔如琢的考证,《石涛罗汉百开册页》是石涛青年时期绘制的工笔人物作品,为完整一百开册页,共画山水背景中的罗汉人物310位,各册页中罗汉左右分别陪饰众多人物及似龙、虎、鹿、狮等神兽形象。根据石涛在画中自题,最早一开创作于“丁未” (1667 年),石涛时年26岁。整套册页作品分别作于1667年、1669年、1670年,1672年,即从石涛的26岁至31岁,历时6年之久,实为石涛倾力之作。《石涛罗汉百开册页》集人物、山水、花鸟之大成,是石涛技艺日臻成熟时的作品,所绘人物,造型生动,神态各异,笔墨洗练,叙事清楚,饱含人文情怀。

这件作品是石涛在安徽宣城广教寺出家的时候创造的,画作完成后捐予安徽宣城广教寺,20年后,画家方士庶看到之后爱不释手,并收藏了该册页。几经辗转,上世纪40年代,册页又流入日本藏家手中。

从鉴藏印、题跋中可以大致画出它的流传路线。

册页钤有8枚鉴藏印,分别为:敬亭山广教寺永远供奉(广教寺)、天慵书屋(方士庶)、洵远(方士庶)、天洵(方士庶)、小师老人 (方士庶) 、士庶(方士庶)、环山(方士庶)、环山审定(方士庶)、苦藐居士(仇淼之)。从中可以看出,方士庶是个重要的名字。方士庶是乾隆时很有名的画家,字洵远,号环山,又号小狮道人,一号小师老人。崔如琢收藏有方士庶画作,对他的印很熟悉,这也是判断《石涛罗汉百开册页》真伪的一个辅助佐证。

书画家、收藏鉴赏大家吴湖帆先生所言“(石涛)画人物最佳,远胜山水;山水则愈细愈妙。后之学者,从横暴处求石师,远矣!”

《石涛罗汉百开册页》是石涛在安徽宣城广教寺出家的时候创造的,画作完成后捐予安徽宣城广教寺,20年后,画家方士庶看到之后爱不释手,并收藏了该册页。几经辗转,上世纪40年代,册页又流入日本藏家手中。1999年春,崔如琢先生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石涛罗汉百开册页》。经过多次协商,崔如琢终于如愿从日本藏家手里高价购回这套传世册页。《石涛罗汉百开册页》现保守估计价值30亿。

后世影响

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同一,还有无法儿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封为圭臬。把他看成清代以来300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 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石涛是明朝宗室,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但由于国亡家破,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从此登山临水,云游四方,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足迹达半个中国。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身世不定的感念,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山高海深,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但在石涛看来,“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坐禅入定,超凡脱俗,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7]

石涛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与他坎坷的生活境遇密切相关,他从显赫的皇族后裔沦为贫民,从而遁入空门,浪迹天涯数十载,饱尝人世间的艰辛,这些都对他的艺术道路带来很大的影响。 石涛是明皇族后裔,生于明朝即将灭亡之时,俗姓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孙朱守谦的11世孙。据《明史》第118卷所载可知,朱守谦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死后,子朱赞仪袭封其位,“赞仪恭慎好学”颇得朝廷信任,曾奉命到各地视察晋、燕、周、楚等13个藩王事务,所以在石涛作品上,常盖有“靖江后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这即是画家对自己身世的表白,又是画家对十世祖朱赞仪的深情遥念。

康熙28年秋,石涛到了北京,结交了不少上层官吏,如大司马王骘、大司寇图公、辅国将军博尔都等,并与博尔都结为挚友。结交这些上层人物,应酬绘画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石涛的一批新作随之问世,不少官吏得到他的新作。其中给博尔都画得最多,不乏精工之作,如和王原祁合作的《竹石图》就是专为博尔都所作,作为挚友,博尔都也对之有回报,他曾作《赠苦瓜和尚》七律一首,诗云:“风神落落意忘机,定里钟声出翠微。石火应知着处幻,须眉果是本来非。坐标海月群心悦,语夹天花百道飞。高步自随龙象侣,惟余元度得相依。”可以想象,新的游历和交往,大量新作品的绘制,石涛画艺的提高也是必然的。石涛在广泛的交友活动中,不断地向同时代的画家学习,凡能为我所好,为我所用的笔墨技法都虚心采撷,兼收并蓄。在南京时,他就结交了梅清、龚贤、程邃、髡残等,在北京与王石谷,王原祁等亦十分投契,常在一起切磋画艺,从而使他在当时和回扬州后创作了不少气势恢弘,深厚严谨的精心之作。50开外蕴藉凝炼的风貌中,一股刚健之气溢幅而出,诚如王原祁评语:“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

北京之行是石涛人生的转折点,在绘画艺术上,他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他并未能达到报效朝廷的愿望。原先石涛是抱着欲向“皇家问赏心”的愿望北上的,他曾以为康熙帝也礼佛,能像顺治帝礼待旅庵那样礼待他;原先以为京城的权贵也礼贤,能像伯乐荐举千里马那样荐举他,然而他的这些愿望最终彻底落空。在京期间,他受人之邀,频频出入王公贵族的高第深宅,吃喝之余,须投挑报李,得写画回敬主人,赋诗美言主人。虽然结交的达官贵人不少,但真正能体察他心思的屈指可数,他终于明白自己在京城社会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丝苦笑中吟出了如下凄楚哀婉的诗章:“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诗中道明他在京城的社交舞台上,充其量只是个“乞食”者而已!上层人物只把他当作画匠,这使他思想上感到很失望。康熙31年秋,51岁的石涛买舟南下,与他相交颇深的博尔都等至码头送行,至冬日石涛回到扬州,从此定居当地,直至康熙46年后病故。自回到扬州后,石涛一心投身于艺术创作,其绘画风格由中年较繁富、清逸转向沉雄、朴实,艺术创作上进入最为纯熟、最为旺盛的时期。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