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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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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獄中雜記 作 者；方苞 創作年代；清代 作品出處；《方望溪先生全集》 文學體裁；散文

《'''獄中雜記'''》是清代文學家方苞創作的一篇散文。作品散文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二兩段為第一部分，寫獄中瘟疫流行，死者甚眾的情況和原因。第三、四段為第二部分，進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縛者、主梏撲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險惡。第五、六段為第三部分，揭發奸吏貪贓枉法的罪惡行為。第七段為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獄卒和姦民相勾結牟利的事實，說明當時的監獄陰森可怕。這篇散文記敘具體真切，富有說服力，行文簡潔有序，卻不失生動。

作品原文

獄中雜記1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2，見死而由竇出者，日四三人3。有洪洞令杜君者4，作而言曰5：「此疫作也6。今天時順正7，死者尚稀，往歲多至日數十人。」余叩所以8。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遘者雖戚屬9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為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10，屋極有窗以達氣11。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12，矢溺皆閉其中13，與飲食之氣相薄14，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15，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16，無可旋避17，此所以染者眾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18，殺人重囚，氣傑旺19，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20，其駢死21，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22。」

余曰：「京師有京兆獄23，有五城御史司坊24，何故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25，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26，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27，皆利系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鈎致28。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29，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30，然後導以取保31，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為劑32，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33；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為標準以警其餘34。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35。積憂憤，寢食違節36，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余伏見聖上好生之德37，同於往聖。每質獄詞38，必於死中求其生，而無辜者乃至此。儻仁人君子為上昌言39：除死刑及發塞外重犯，其輕系及牽連未結正者40，別置一所以羈之41，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數計哉？或曰：「獄舊有室五，名曰現監，訟而未結正者居之。儻舉舊典42，可小補也。杜君曰：「上推恩43，凡職官居板屋。今貧者轉系老監，而大盜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細詰哉44！不若別置一所，為拔本塞源之道也45。」余同系朱翁、餘生46及在獄同官僧某47，遘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訊之48，眾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49，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50。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51，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52，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53，然後得死。」唯大辟無可要54，然猶質其首55。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56；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57。主縛者亦然58，不如所欲，縛時即先折筋骨。每歲大決59，勾者十四三60，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61。其傷於縛者，即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62。

余嘗就老胥而問焉63：「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幸心64。」主梏撲者亦然65。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66：一人予三十金，骨微傷，病間月67；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68；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69，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為差？」曰：「無差，誰為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70。」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偽章，文書下行直省71，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72，猶未敢然。功令73：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余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詞上74，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75。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76，獄詞無易，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77。」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78，倘復請之79，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撟80，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眾皆以為冥謫雲81。

凡殺人，獄詞無謀、故者82，經秋審入矜疑83，即免死。吏因以巧法84。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之，意色揚揚，若自矜詡85。噫！渫惡吏忍於鬻獄86，無責也；而道之不明87，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為功，而不求其情88，其枉民也89亦甚矣哉！

奸民久於獄，與胥卒表里，頗有奇羨90。山陰李姓以殺人系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91。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系，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92，嘆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93：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94，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出。

作品譯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里，當我被關在刑部監獄的時候，看見犯人死了，由牆洞裡拖出去，平均每天總有三四個，不覺心裡奇怪。有個曾經做過洪洞縣長的杜君，站起來說：「這是生瘟疫了。現在天時正常，死的還少；過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幾個的。」我問是什麼原因。杜君說：「這種病容易傳染，生這種病的，縱然是親人，也不敢住在一起。這監獄一共有四座老監房。每座監房有五個房間：獄卒住在當中的一間，前面有大窗通光線，屋頂有小窗透空氣；其餘四個房間都沒有窗，可是關的犯人經常有兩百多。每天天還沒黑，就上鎖了，大小便都在房間裡，和吃飯喝水的氣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臘月，沒錢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氣一動，沒有不發病的。監獄的規矩，一定要等天亮才開鎖，整個晚上，活人和死人就頭靠頭腳對腳地睡着，沒法閃躲，這便是傳染人多的原因。還有奇怪的是：凡屬大盜累犯，或殺人要犯，大概由於氣質強悍旺盛，反倒被傳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縱使傳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連三死掉的，卻都是些案子輕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該繩之以法的人們。」

我說：「京師裡頭有順天府尹的直轄監獄、有五城御史的司坊，為什麼刑部的監獄還關着這麼多囚犯？」杜君說：「近幾年來打官司，凡情節比較重的，順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門提督調查抓來的，也都撥歸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個清吏司里喜歡多事的正副滿漢郎官們，以及司法人員、典獄官、獄卒們，都因為人關的越多越有好處，所以只要沾上一點邊就給千方百計抓進來。人一進監獄，不問有罪沒罪，照例先給戴上手銬腳鐐，放進老監房，使你吃盡苦頭，在吃不消的時候，他們就教你怎樣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隨傳隨到；再照你的家庭、財產狀況，把錢敲詐來，由他們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儘其所有出錢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銬腳鐐搬到老監房外板屋裡去住的，費用也得幾十兩銀子。至於那又窮又無依無靠的，就手銬腳鐐毫不客氣，作為樣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關的，情節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節輕的、沒罪的，卻吃着苦頭，這種人一肚子冤氣，沒好吃沒好睡，生了病，又沒錢治，就往往死翹翹了。」我認為我們的皇上，和過去的聖人一樣，有好生之德，每在批公文的時候，總給犯人死中求生，但現在竟有無辜的人這樣倒霉的！如有仁人君子，能向皇上上奏除死刑及發配邊疆的重犯外，其他輕犯和受到牽連還沒定案的，如果另設看守所來關，不上手銬腳鐐，就不知可救多少人命了！聽說監獄本有五間房名叫「現監」的，是給涉案而沒定案的人住的。如果能查出這種規定，實行起來，倒也不無小補。杜君說：「皇上開恩，規定做官的可住優待房，現在窮人住進老監房，大盜累犯反住進優待房，這中間的微妙，能細問嗎？這樣看來，只有另外關到一座監獄裡，才能根本解決啊！同我關在一起的朱老頭、姓余的青年和關在一起的同僚，都這樣碰上疫症死了，論罪狀，他們都是不該受重罰的小罪。又有某氏控告兒子不孝，左右的鄰居都被關進老監，哭哭叫叫直從晚上鬧到天亮。」我聽了，有動於衷，曾拿杜君這些話來普通的問了問別人；結果大家說的一樣，我就決定記錄下來。

凡判死刑的，一經判決執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門外，派同党進去索討財物，叫做「斯羅」。對有錢的犯人，要找他的親屬講條件；對沒錢的犯人，便當面直接講條件。如果判的是剮刑，便說：「答應了我的條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話，四肢解完，心還沒死。」如果判的是絞刑，便說：「答應了我的條件，第一絞便包斷氣；不然的話，絞你三次以後還須加用別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殺頭，才沒什麼可討價還價的，但是仍舊可以扣留腦袋不給死者家屬，達成敲詐目的。因此，有錢的自然甘心賄賂幾十百兩銀子，沒錢的也會賣盡衣服雜物報效；只有窮得絕對拿不出錢的，才真照他們所說的執行。擔任捆綁的也一樣，如果不滿足他們開的條件，五花大綁時便先給你來個骨斷筋折。每年秋決的時候，雖然皇帝朱筆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體囚犯都須捆綁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綁受傷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須病幾個月才能好，甚或成為一輩子也治不好的暗傷。我曾問過一個老差役說：「大家對受刑受綁的既沒什麼深仇大恨，目的只不過希望弄點錢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錢，最後又何妨放人一馬，不也算積德嗎？」老差役說：「這是因為要立下規矩以警告旁的犯人，並警告後來的犯人的緣故。如果不這樣，便人人都心存僥倖了。」擔任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樣。和我同時被捕受審時挨過夾棍的有三個人。其中有一個人給了二十兩銀子的代價，只骨頭受點輕傷，結果病了個把月；另一個人給了雙倍代價，只傷了皮膚，二十天便好了；再一個人給了六倍代價，當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樣的走路。有人問這差役說：「犯人有的闊有的窮，既然大家都拿了錢，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別？」差役說：「沒有分別，誰願意多出錢？」由這故事，印證孟子「選擇職業不可不慎重」的話，真是一點也不錯！

部里的老職員家裡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級的，往往偷偷動手腳，增減着緊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來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這樣。依照法律規定：大盜沒殺過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謀的一兩個人立時處決，其餘人犯交付八月秋審後概給減等充軍。當刑部判詞上奏過皇帝之後，其中有立時處決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門外；命令一下，便捆綁出來，一時一刻也不耽擱。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倉入獄，依法應該立時處決，判詞都已擬好了，部員某對他們說：「給我一千兩銀子，我弄活你們。」問什麼辦法，部員某說：「這不難，只消另具奏本，判詞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單身沒有親戚的兩個人換掉你們的名字，等到封奏時候，抽出真奏，換上此奏，就行了。」

他的一個同事說：「這樣辦可以欺矇死的，卻不能欺矇長官；假使長官發覺，再行申請，我們都沒活路了。」部員某笑着說：「再行申請，我們固然沒活路；但長官也必定以失察見罪、連帶免官。他不會只為兩條人命把自己的官丟掉的，那麼，我們最後還是沒有死的理由的。」結果便這麼辦，案末兩個人果然被立即處決。主審官張口結舌給嚇呆了，可是終於不敢追究責任。我關在監獄的時候，還見過某姓兄弟，同獄的人都指着說：「這便是把某某人的命換來他們的頭的。」後來部員某忽然在一個晚上死了，大家都說這是上天報應。

凡屬殺人案件而判詞上沒有「謀殺」、「故意殺人」等字眼的，大概經過秋審，列入「矜疑」（情有可矜而罪在疑似之間的）類中，便可以免死，司法人員因此也就可以在法律夾縫裡做手腳。有個叫郭老四的，曾四次犯殺人案，最後一次仍以「矜疑」減等，不久碰上大赦。出獄以前，一天到晚都和同黨喝酒唱歌，有時直鬧到天亮。有人問他過去的事，他竟一件一件原原本本道來，神氣活現，好像自己了不起似的。唉！那些無恥而惡毒的司法人員貪贓枉法，原不足深責；但道理並沒真正弄清，一班善良官吏往往以脫人死罪為功德，而不追究真正的實情，就使死者含冤不淺了！

有些壞人在監獄裡坐久了，和典獄官獄卒們狼狽為奸，就很肥了。山陰有個姓李的，因犯殺人罪坐牢，每年都賺上幾百兩銀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獄。住了幾個月，無所事事。恰好他同鄉有犯殺人案的，便冒名頂替。因為法律規定，如果不是故意殺人，必然可以長期監禁，不會判死罪的，五十一年，依赦例減等充軍。他嘆氣說：「我沒辦法再能進這兒來了！」按照舊例，充軍的人都移押順天府待命；這時正是冬天，停止發遣，姓李的具狀要求仍回刑部監獄等候春天發遣，要求再三，都沒批准，還老大不高興呢！

創作背景

康熙五十年（1711年），方苞因《南山集》案牽連入獄。《南山集》為桐城人戴名世所著。戴名世在《南山集》的《與餘生書》一文中提出寫歷史時應給明末幾個皇帝立「本紀」。此事被御史趙申喬揭發，戴名世全家及其族人牽累定死罪者甚多。方苞也因《南山集》序文上列有名字，被捕入獄。開始在江寧縣獄，後解至京城，下刑部獄。兩年後出獄，被編入漢軍旗，以奴隸身份入值南書房。康熙皇帝死後被特赦，解除旗籍。後累官至禮部侍郎。這篇文章是方苞出獄後，追述他在刑部獄中所見所聞的記錄。

作品散文是「雜記」名篇，材料繁富，錯綜複雜，人物眾多，作者善於選擇典型事例重點描寫，「雜」而有序，散中見整，中心突出。如用方苞提出的古文「義法」來衡量，繁富的材料就是「義」，即「言之有物」；井然有序的記敘就是「法」，即「言之有序」。文章記獄中事實，在觸目驚心的敘述中，間作冷峻深沉的議論。文中記敘了刑部監獄中的殘酷陰森和官吏、奸民勾結午弊的罪惡事實，深刻揭露了當時的政治黑暗。全文分四部分。

第一、二兩段為第一部分。寫獄中瘟疫流行，死者甚眾的情況和原因。作者親眼見到「死麗由竇出者，日四三人」，獄中情狀，慘不忍睹，隨即運用對話方式，由杜君介紹詳細情況，「天時順正，死者尚稀，往歲多至日十數人」，瘟疫流行，死人之多更加駭人聽聞。瘟疫流行的原因，一則房屋設備惡劣，旁四室無牖無窗，晴無天日，空氣不流通。二則犯人太多，「繫囚常二百餘」。三則獄中成法殘酷，「薄暮下管鍵」，「質明啟鑰」。四賊非人的生活環境，「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再加上氣候變化，「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更加奇怪的是「大盜積賊，殺人重犯」「染此者十不一二」，「其駢死，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善惡顛倒，是非不明。由此不難想見獄中的一片殘酷陰森的景象，作者已經勾畫出了一幅人間地獄的圖畫。

接着作者設問，由杜君繼續作答，進一步說明犯人之多的原因以及「其駢死」，皆「法所不及者」的原因。封建統治者為着鞏固其封建專制政權，實行恐怖政策，京師一地，監獄林立，法網密布，貪官暴吏們則趁機大發橫財。他們為了榨取錢財，任意拘捕無辜，然後勾結起來，狼狽為奸，向囚犯肆意敲榨勒索。這樣，有錢的可以消遙法外，無錢的就橫遭追害，貧苦百姓更是冤沉海底，憂恨病死的不可勝數。最後，作者以同監的朱翁、餘生及僧某等的遭遇證明杜君所談屬實，並「以杜君畝泛訊之，眾言同」這才記下來，可見所記事實是確鑿有據的，表現了對罪犯的同情和對官僚胥吏等的憎恨。

第三、四段為第二部分。進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縛者、主梏撲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險惡。管行刑的，明搶暗奪，毫無人性，就是對予判處死刑的犯人，也要處心積慮加以勒索。甚至連死人的頭也要拿來做索取賄賂的資本。他們的殘酷罪行，令人髮指。管捆人的，捆綁之鬆緊，要看賄賂的多少而定，不滿足他們的欲望，就殘暴地摧殘犯人，敲詐錢財的手段，無所不施。管施刑的也是如此，棍棒的輕重，看賄賂的多少而區別。他們認為從犯人身上榨取錢財是理所當然的，以得賄多少決定對犯人的待遇也是合理的。作者記敘了一系列的罪惡事實，有力地揭弦了封建專制時代黑暗政治的真相。

第五、六段為第三部分。揭發奸吏貪贓枉法的罪惡行為。作者先概括敘述老胥藏偽章，任意篡改「文書」的枉法情況，接着舉出具體事飼說明官吏枉法受賄，使良民含冤屈死，壞人逍遙法外。在「把持公倉」一案里，胥吏受鰳千金的賄賂，居然敢私造上行文書，調換「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代主犯受刑。當時的「主讞者」明知換了本章，錯殺了人，但卻不敢查問。這裡，不僅表現了「主讞者」的醜態和卑怯心理，而且說明了只要保住官位就不管人民的死活，正是封建官僚的人生觀。重賄千金的事件，作者沒有目睹，但「余在獄，猶見某姓」，並寫出獄中人相互指認的情況，可見這一駭人事件完全屬實。

此外，胥吏還借「矜疑減等」的機會，設法午弊，作者在獄中親見郭四的事實，令人極為憤慨。「凡四殺人」的罪犯逍遙法外，「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寫出了殺人惡棍的囂張氣焰。作者對這種情況，不僅指斥「渫惡吏忍予鬻獄」，還責備一些「良吏」不追究實情，「多以脫人予死為功」，而開釋了壞人，冤枉了良民，說明了這個時代的法律和監獄完全是迫害良民，助長壞人的氣焰，作者慨嘆「其枉民也，亦甚矣哉」，這是對封建統治罪惡的控訴。

第七段為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獄卒和姦民相勾結牟利的事實，說明當時的監獄陰森可怕。「奸民久於獄，與胥卒表里，頗有奇羨」，概括說明當時監獄的黑暗，接着舉出一件事實，李姓「殺人系獄」， 「每歲致數百金」，赦出後「漠然無所事」。刑部獄對於良民來說，完全是殘酷陰森的人間地獄，令人體目驚心，而對壞人來說，則不但不可怕，而且是牟利的好地方。他們對監獄戀戀不捨，到不得不離開時，竟「嘆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悵然而出」，乍看這樣的言行未免有些奇異，但事實確實如此，更足以說明當時監獄的本質。

這篇散文勾勒出一幅暗無天日的封建社會監獄圖，表現事對一些無辜受害者的同情，對於暴露封建社會的罪惡有一定的意義。文章所記的內容頭緒紛繁，但作者寫得簡潔有力，沒有濃郁的渲染，而人物神態卻歷歷在目。在寫法上選取了獄中幾個方面的典型事例，用先概括敘述，再具體描寫，先提出問題，再舉事例的方法，並時時設問作答，突出重點，真實性很強，這些都值得借鑑。

全文記述作者在封建監獄中的種種見聞，具體深刻，牽涉面廣。作者能於頭緒紛繁，情況複雜中，圍繞中心，選用材料，敘述有詳有略，語言不蔓不枝，且多用散句，下字簡煉有力，而又雅潔通暢，不事濃郁渲染，人物神態，環境情狀，歷歷如在目前。記述時多采對話形式，常舉典型事例為證。先用概括介紹，次敘具體事實，間發個人議論，質樸中靈活多變。桐城文章，此作可稱佳構。

名家點評

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中文系教授嚴鳴晨《古代散文名篇選讀》：「本文人物眾多，事件繁複，而作者卻寫得有條不紊，重點突出。人物對話，雖只三官兩語，卻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遼寧大學中文系教授董文成《清晚清文學作品譯註講析》：「儘管這篇文章篇幅較長，但語言同樣具有方苞散文簡潔洗鍊的共同特點，生動形象，很富於表現力。」

作者簡介

方苞（1668—1749年），清代散文家。字鳳九，號靈皋，晚年又號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間（1662—1722）進士。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文字獄牽連入獄，得人營救，兩年後出獄。後官至禮部侍郎。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創始人，當時頗有影響。主張寫文章應講究「義法」，「義」指文章的內容，要符合封建的綱常倫理；「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要結構條理，語言雅潔；從而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所作文章多宣揚封建禮教，有的也很有思想意義。有《方望溪先生全集》傳世。

參考來源

獄中花 第30集 預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