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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习之论文》出自宋代文学家洪迈的《容斋随笔》卷七。

《容斋随笔》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共五集七十四卷。其中前四集各十六卷,因书未成而作者过世,故《五笔》仅为十卷。这部书内容范围颇广,资料甚富,包括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宋代掌故及人物评价诸方面内容。它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推它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

原文

李习之《答朱载言书》论文最为明白周尽,云:“《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辞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非对也;‘遘闵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对也;‘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候旬,捋采其刘’,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非难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

译文

李习之所写的《 答朱载言书》 ,论述写文章最为明白、周到详尽。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诗经》、《书经》、《礼记》、《乐经》、《易》、《春秋》六经,立意用语,各有特点,富于创造,不相互仿效引用。所以在读《春秋》的时候,就见不到其中有引用《诗经》 的。在读《诗经》 的时候,就见不到其中有引用《易经》 的,在读《易经》的时候,就见不到其中有引用《书经》 的。甚至,在读屈原、庄周的著作的时候,也见不到其中有引用《六经》的。譬如高山,有泰山华山嵩山衡山,它们共同的一点是高大,至于说山上草木的茂盛如何,则是不完全相同的,又如河川,有济水、淮河黄河长江,它们共同的一点是从发源地流出,一归于大海,至于说河道的曲直,河水是深是浅,则是不完全相同的。现在评论文章,有六种说法.有崇尚奇特的人说,文章语言词句,要奇特惊险;有喜好辨论的人说,文章叙事论理,要通顺流畅;有拘泥时尚的人说,文章必须讲求对仗;有厌恶时尚的人说,文章不应当讲求对仗;喜爱难的人说,主张文章应当难,而不应当浅显;喜爱容易的人则说,文童应当通顺不应当难。这六种情形,都是由于人的情感喜怒爱好不同,未曾涉及文章的主题总旨,有的文章义理说得浮浅不透彻,但是词句离奇华美,像《剧秦美新》 、王褒的《僮约》,便是如此。有的文章讲道理讲得好,但是不注意修辞,语句粗劣,如王通的《中说》 、俗传《太公家教》,便是如此。古时候的人,能够在语言文字上狠下一番工夫,但不大明白其词是对仗还是不对仗,是易还是难。‘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是不对仗。‘遘闵既多,受侮不少’,是对仗。‘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候旬,捋采其刘’,是容易。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是不容易。自从《六经》出现之后,百家之言纷纷兴起,老耽、列子、庄子,以至于刘向、扬雄,在文坛上都自成一家,[学习]]写文章的人,纷纷以他们为师。由此可见,有的文章虽然道理讲得很深,说理亦恰当,但是语言文字不好,不能成为好文章,亦不能传之于世。”李习之关于文章的论述,大致是这样,作为后学,应当注意他的这些论述。

作品简介

《容斋随笔》[2]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是考证了前朝的一些史实,如政治制度、事件、年代、人物等,对历代经史典籍进行了重评、辨伪与订误,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更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谬误,不仅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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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