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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平萬

戴平萬（1903年12月18日－1945年），原名戴均，筆名貝絲、莊錯、岳昭、君博，中國左翼作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人之一。廣東潮安縣歸湖溪口人。

人物生平

1903年戴平萬出生在廣東潮安縣一個書香門第，1918年畢業於潮安縣城城南小學，同年考進廣東省立潮州中學（今汕頭金山中學）。1922年夏天，考入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中山大學的前身）西語系。同年與許美勛、洪靈菲等組織潮汕地區第一個新文學團體「火焰社」，又與他們在汕頭《大嶺東報》上創辦《火焰周刊》。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被中國共產黨海外部派往暹邏工作。1927年在暹邏遭追捕，被迫回國赴海陸豐參加農民運動。後農運失敗，到上海投身左翼文學運動。1928年初加入太陽社，同年與杜國庠、洪靈菲等創辦曉山書店。1930至1934年間，被派到東北滿洲省委，與時任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等人合作領導抗日罷工。1935年上半年，任左聯黨團書記。同年6月，加入中國文藝家協會、擁護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1940年11月，奉調從上海到蘇北根據地從事共產黨的新聞與教育宣傳工作。翌年5月，中共華中局調他到蘇中區黨委宣傳部主編《抗敵報》。1943年被調往蘇中區黨校任副校長兼教務主任。1945年初在興化縣鶴兒灣村白水塘不幸溺死。

戴平萬-貢獻

1930至1934年間，被黨委派到東北滿洲省委做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同志的秘書。1932年中期，戴平萬開始任哈爾濱地下總工會（滿洲省委）宣傳部長，和9.18事變後臨危受命的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女工部長趙一曼等人共同領導東北地區的工人運動及反日罷工。戴平萬和羅登賢同為廣東老鄉又同是參加過省港大罷工的老戰友，兩人關於在東北地區領導工人反日罷工運動及創立東北抗日聯軍的觀點不謀而合。在他們的主導下，滿洲省委在東北各地鼓動組織抗日義勇軍，並把它們組織成統一的抗日聯軍。滿洲省委還以省委書記羅登賢的名義任命楊靖宇，趙尚志，馮仲雲，李兆麟等數位共產黨員為東北抗日聯軍各路軍的領導人，抗日聯軍的士兵不分出身，也不分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只要他們願意為解放民族而戰，就被收編入軍隊。像鄧鐵梅這樣雖是國民黨人但也拉起軍隊抗日的也被任命為領導人。有了獨立的領導人，東北抗日聯軍就有了堅實的生命力。羅登賢，戴平萬，趙一曼等滿洲省委領導不光領導組織抗日義勇軍對敵作戰，他們自己也和義勇軍一起並肩作戰，羅登賢在他最後犧牲前的駁斥法庭的講演中提到他和抗日義勇軍並肩作戰。戴平萬也和周揚等同志提到他在東北和抗日義勇軍一起並肩作戰。羅登賢於1932年12月被左傾機會主義逼迫離開東北，1933年3月，羅登賢遭國民黨逮捕並於同年8月犧牲於南京雨花台。戴平萬在羅登賢離職後堅持留在東北繼續領導抗日。他於1934年滿洲省委機關遭受巨大破壞時被迫離開滿洲。雖然滿洲省委領導機關屢遭敵人的破壞，但東北抗日聯軍卻堅強地存活下來,並在抗日戰爭中越戰越勇，從1931年到1945年14年中，趙尚志，楊靖宇，周保中，趙一曼，李兆麟，馮仲雲等抗日將領領導着無數抗日健兒用鮮血和生命為中華抗日戰爭史寫下了耀眼的一頁。東北地區的工人運動的開展和東北抗日聯軍的創立開闢了東北地區抗日鬥爭的先河。

1935年春，陽翰笙被捕，原左聯黨團書記周揚被任命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兼任文化總同盟書記。戴平萬接任左聯黨團書記。戴平萬既是左聯的12名籌備委員會委員之一，又是上海地下黨文委之一，也是最後一任左聯黨團書記，他一直參與左聯的工作，對左聯的發展和壯大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1938年春天，上海暨南大學的幾位進步學生，在地下黨的支持下，打破了「孤島」文藝界的沉寂，辦了一個文藝刊物——《文藝》。《文藝》於1938年6月創刊，1939年6月停刊，共出了16期。當時地下黨的一些作家曾經直接間接地關心和支持這個刊物，為這個刊物寫稿。戴平萬是這個刊物的撰稿人之一，他與《文藝》的編者常有接觸，還約他們到普恩濟世路參加地下黨組織的文藝座談會。《文藝》第一卷第六期曾刊登一個題為《關於抗戰文藝的形式》的文藝座談會記錄，出席者有肖岱、岳昭、鍾望陽、鍾洛文、天佐、應彬元、林琪、賀若等同志，這個座談會是岳昭主持的，岳昭就是戴平萬的筆名。

在「孤島」，戴平萬還負責《新中國文藝叢刊》的編輯工作。這是一份地下黨辦的不定期刊物，由讀書生活出版社負責出版和發行，主要刊載文學作品，也登載一些譯稿和短文。每期改一個名字，用「叢刊」的編號以書籍的形式發行，除在上海印刷發行外，還打成紙版，寄到內地，在重慶翻印，用粗紙印本發行。刊物的主編是陳望道先生，具體的編輯工作則由戴平萬負責，陳望道先生只在他編好稿件以後審批，如沒有什麼意見，就送到斜橋弄去給鄭郊詢發稿。《新中國文藝叢刊》於1939年5月出版第一輯，1940年11月出版第四輯以後停刊，已出版的四輯書名分別為：《鍾》、《高爾基與中國》、《魯迅紀念專輯》、《鷹》。第一、二、三輯的「編者的話」都是戴平萬執筆的。第四輯出版時，戴平萬己被黨派到蘇北根據地工作。這刊物規模較大，內容相當豐富，在「孤島」和內地文藝界中都有過相當影響。

在編輯《新中國文藝叢刊》的同時，戴平萬還參加編輯《文藝新聞》周刊的工作。由於在「孤島」出版的刊物，都要受到租界的帝國主義當局的約束，所以許多進步報刊常常出版了一段時間以後就被迫停刊，地下黨又得另想辦法出版新的刊物。1939年秋天，一些進步文藝報刊被迫停刊，參與文藝通訊運動的文藝青年的稿件沒有園地發展，地下黨決定由戴平萬、黃峰（邱韻鐸）、蔣錫金三人辦一個偏於報導性質的文藝刊物——《文藝新聞》，為了不引起租界當局的注意，由到上海不久的蔣錫金化名蔣策到租界工部登記，手續辦妥後，三個人一起在黃峰家裡編。《文藝新聞》主要是報導文藝界的消息、作家、藝術家的動態，反映動亂時代的現實生活，特別是「孤島」錯綜複雜的社會狀況。《文藝新聞》於1939年10月1日創刊，每周一期，一共出了十期。第四期以後，蔣錫金被調去籌備《文藝新潮》，刊物由戴平萬、黃峰兩個人編輯。戴平萬用君博的筆名先後在《文藝新聞》上發表了《買國旗》、《說苦衷》、《關於「為了生活」》、《辨真偽》等隨筆和文藝短論，還用岳昭的筆名參加《文藝新聞》組織的關於影片《高爾基的童年》的筆談會，發表《歡迎<高爾基童年〉》一文。這些文章，短小精悍，說理透闢，都是聯繫實際、針砭時弊的，旨在幫助讀者識別什麼是真善美，什麼是假惡丑，引導人們為正義的事業而鬥爭，為民族解放而戰鬥。《文藝新聞》作為「孤島」地下黨在文藝界的喉舌，它不但是當地的一面鏡子，同時也給生活在「孤島」的人們傳達內地和根據地的文藝消息和動態，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

1939年至1940年，還有兩個文藝刊物與戴平萬有關。一個是1939年間創辦的《文藝長城》，一個是 1940年元旦創辦的《戲劇與文學》。《文藝長城》是南洋群島進步華僑青年在上海編印的文藝月刊，據蔣錫金回憶：「戴平萬常和編這個刊物的文藝青年聯繫，為他們刊物撰稿，可惜現在記不起他在這個刊物上用的筆名，無法查出他在這個刊物上發表的文章。」《文藝長城》第三期曾刊登《上海文藝界仝人給南洋華僑文藝界的一封信》，倡導共同建築一座抗戰建國的不能摧毀的「文藝長城」，共有26位作家簽名，其中也有戴平萬。《戲劇與文學》是地下黨領導的戲劇界與文學界合辦文藝刊物，由於伶、林談秋兩人主編。戴平萬曾以岳昭的筆名在該刊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長篇文章《一年來的上海文藝界》，在文中他回顧了「孤島」的文藝運動，並作出了正確的評論，是一篇有歷史意義的著文。

戴平萬是「孤島」地下黨在文學界的負責人之一。據鍾望陽回憶：「1937年10月，戴平萬同志介紹我入黨，入黨以後和戴平萬、林談秋等同志合編一個黨小組，由戴平萬擔任黨小組長。」據肖岱回憶：「我於1938年入黨，入黨後編入戴平萬負責的黨小組，黨小組成員還有林談秋、鍾望陽等。」據蔣錫金回憶：1938年冬，他從廣東到上海，黨派戴平萬去找他，給他接上組織關係，並把他和戴千萬、鍾望陽編在一個黨小組，由戴平萬擔任小組長。此外，據蔣天佐、蔣錫金回憶：1939年春天，在「文委」領導下，由王任叔定期召開一個推動「孤島」文藝工作的中心座談會，每周一次，在霞飛路的大三元茶室以茶會的形式召開，討論「孤島」文藝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研究工作進行的辦法，參加會議有王任叔、戴平萬、林淡秋、蔣天佐、鍾望陽、蔣錫金等六人，六個人各有分工，王任叔主要是負責給世界書局主編文學叢書，參與周刊《魯迅風》的工作。戴平萬主要是協助陳望道先生編輯出版《新中國文藝叢刊》，還兼管光明書局出版的「光明文學叢書」的事。林談秋當時主要是搞翻譯工作，所以負責介紹、分析翻譯方面的情況。蔣天佐負責文藝理論方面的工作。鍾望陽、蔣錫金分別負責兒童文學和詩歌。這個以茶會形式召開的文藝座談會，曾經堅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對推動「孤島」文學界各方面的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為了鬥爭的需要，戴平萬還經常翻譯外國的政論，在刊物上發表。1939年3月17日，他在《譯報周刊》第一卷第十九期上，用岳昭的筆名發表譯文《在汪精衛自殺政策的後面德國法西斯的陰謀》（作者是AsiatcuS）。這篇譯文是《譯報周刊》特約的稿件，它揭露了日本軍閥企圖用武力征服和支配中國的陰謀，指出他們支持汪精衛逃出重慶，是要破壞中國的統一戰線，「對中國包辦一種侵略者的和平，使日本武力能自由地執行其國際任務，象德意志在歐洲及地中海的行動一般。」實際上是藉助國外公開的政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政治陰謀。

戴平萬一貫重視對文藝青年的引導、教育和培養，在「孤島」時，無論是編輯《新中國文藝叢刊》還是《文藝新聞》，都十分注意年青作者的來稿。1939年5月，當《中國文藝叢刊》第一輯《鍾》出版的時候，他就在「編者的話」中寫道：「我們希望每期能多登一些新人的作品。」同年10月，《新中國文藝叢刊》第三部《魯迅逝世紀念特輯》出版，他又在「編後」中着重指出：「《魯迅與尼采》的作者，還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以這樣的年齡，而能有這麼嚴正的精神來治學，真是可敬。雖然在這篇論文中，對於尼采的個性解放，在某一歷史階段上的革命性，估計尚不充分，多少有點機械的味兒，但對於魯迅先生思想的分析，卻非常的正確」。給年青作者以勉勵。四十三年以後，當年《魯迅與尼采》的作者王元化先生回憶起這一切，仍有很深刻的記憶。在《文藝新聞》上，他也經常選登年青的文藝通訊員的稿件，為了幫助青年學習，他還應邀為他們講課。1939年5月7日，戴平萬應上海自學民眾義務補習學校的邀請，在星期日周會中，作題為《自學的方法》的講演，後由沙水根據聽講時筆記整理成文，刊載於1939年5月12日出版的《文匯報》「學習周刊」第十四期上。在這次的講演中，他要求青年在艱苦的環境裡刻苦努力，勤奮求學，以求得非常的學問，來完成非常的事業。

1940年11月，黨派戴平萬到蘇北根據地去，由根據地的同志來接，經過崇明島出長江由水路到達根據地，先在鹽城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文學系任教授，後到蘇中區黨委宣傳部主編《抗擊報》。臨走前，他把自己的短篇小說集《苦菜》交上海光明書局，這本書共收入《苦菜》、《病》、《在風雪中》、《哈爾濱的一夜》、《過江》、《佩佩》六個作品，於1942年2月出版，為光明文藝叢書之一。這是他最後的一個短篇小說集。

作品

小說集《苦菜》《出路》、《都市之夜》、《陸阿六》、《前夜》、《荔清》

家庭

• 祖父戴清源，又名戴漉巾
• 父親戴貞素：詩人，書法家
• 母親莊娥仙：
• 夫人張惠君：1921年首批考入金山中學的女學生。
• 大女兒戴麗枝
• 兒子戴平
• 小女兒戴雙枝
• 大妹戴若荀，原名戴民（取義民主）
• 小妹戴若萱，原名戴權（取義權利）
• 外甥女饒芃子（1935-），戴若萱之女，是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又饒芃子的曾祖父饒興侗就是饒宗頤的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