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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缬原图链接来自 中华遗产 的图片

夹缬（“缬”音同“协”）是一种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传统雕版镂空印花防染工艺。在日本称为板缔。中国浙江温州的蓝夹缬已经列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日本的板缔也已经极其少见，是日本的国有文化遗产。

夹缬在中国唐朝最为盛行。夹缬制品常用于服饰面料，也用于屏风、包袱等日用品。后经日本遣唐使流传到日本，朝鲜的夹缬工艺也是由中国传入。18世纪后，中国的夹缬发展为单色蓝夹缬；日本也向单色发展，成为红板缔和蓝板缔。

中国的蓝夹缬在浙南民间用作婚嫁时的被面。蓝夹缬的木版在浙南常用红柴、棠梨木、杨梅、枫树等木材制作，图案以晚清之后流行于当地的戏曲为主。

日本的红板缔流传于15-19世纪初期的京都地区，主要用作和服里面穿的衬衣。转为化学染料后，因生产和技术问题逐渐淘汰。图案以松竹梅等吉祥纹样为主。木版多为厚朴制作。

起源

扎染有着悠久历史。起源于黄河流域。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现存最早的扎染制品，是出于新疆地区。据记载，早在东晋，扎结防染的绞缬绸已经有大批生产。公元408年东晋时期的作品，扎染这种工艺早在东晋时期就已经成熟了。当时绞缬产品，有较简单的小簇花样，如蝴蝶、腊梅、海棠等；也有整幅图案花样，如白色小圆点的“鱼子缬”，圆点稍大的“玛瑙缬”，紫地白花斑酷似梅花鹿的“鹿胎缬”等。在南北朝时，扎染产品被广泛用于妇女的衣着。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鼎盛时期，绞缬的纺织品甚为流行、更为普遍，“青碧缬衣裙”成为唐代时尚的基本式样。北宋时，绞缬产品在中原和北方地区流行甚广。

载体

布匹是扎染的载体，没有纺织也就没有布帛、丝锦，没有了诸如此类的载体，也就不可能有在载体上的任何涂染的美术工艺。

我国纺织的历史从现存的史料看，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或西周。在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都曾发现过不少玉蚕，说明当时人们对蚕桑的重视。到了春秋战国，丝织工艺进步很快，从现有发掘出来的实物和文献资料上看，当时的丝织品种类繁多，图案精美。及至汉代，丝织品和染织技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品类已可分为绵、绫、绮、罗、纱、练、纨绢、绨、缎等十数个类别。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中原地区以临淄、襄邑等地为主的丝织生产中心。

我国传统社会以男耕女织的基本经济形态形成之后不太长的时期，社会思潮中便出现了对“织女”的崇拜。汉代画像石星像图中就有“织女”的美丽形象。西汉长安昆明池畔也发现了“织女”的石雕像。这些文物中的“织女”，也就是我国民间无数从事纺织、刺绣、缝纫等手工艺劳动生产的妇女的神化形象。

在古代文献中也有许多纺织生产劳动的记述和描绘。比如《墨子·辞过》：“女工作文采”，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织女的劳动已经不仅只是纺织布帛，而且在布帛、丝织上“作文采”了。孟郊《织妇词》说：“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生动地描绘了织女们艰辛的劳作；王建《织锦曲》写道：“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一梭声尽重一梭，玉腕不停罗袖卷。”描绘了织女的心灵手巧的纺织劳动。正是她们夜以继日的劳动，创造出举世闻名的中国纺织、织染的精品。

古代织女们进行纺织的原始织机是什么模样？我想，大致就是文献上说的“踞织机”。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了汉代铜贮贝器，它的盖上有从事纺织的雕铸人物，从画面上看，这种原始的踞织机是手脚并用的。又从出土的汉代锦绮实物上看，当时的织机已经可以斜织和提花了。东汉王逸《机织赋》：“纤纤静女，经之络之”，“动摇多容，俯仰生姿”，是对织女劳作的精彩描绘。正是她们的辛勤劳作，织就了“方圆绮错，极妙穷奇，虫禽品兽，物有其宜”的精美纺织品。

汉代铜贝器出土地的晋宁属滇池区域。当时滇池区域已有河蛮部族（西南夷中的一个强大部族。河蛮后来分为白蛮、乌蛮两支部落，分别是白族和彝族的先民）居住，我们有理由推断：在汉代，地处边陲的云南纺织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其中必定有河蛮的纺织品，也就是说，必定有白族、彝族先民们的纺织品。

在云南元谋大敦子，洱海及金沙江流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发掘出大量四、五千年前原始的石质、陶质纺轮、纺锤等工具，证明了新石器时期云南已经有了纺织生产这更进一步说明，当时不但有了棉、毛、麻等织物，并且能利用天然染料，印染出白叠花布。可见南诏、大理国的纺织技术已与中原不相上下了。

又据《滇志》记载，云南丝蚕生产也很发达。赵州（现大理市凤仪镇及其周边地域）丝是遐迩闻名的，汉时就有赵州丝出口到掸国（缅甸古称）、身毒的历史。南诏时期，洱海区域就生产出著名的“红布”，鹤庆也有“井口布”出口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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