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内阁首辅李贤与君子文化(张宗成)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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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内阁首辅李贤与君子文化》是中国当代作家张宗成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大明内阁首辅李贤与君子文化
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源于伟大的君子精神。作为中华文明精华的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中应该弘扬光大的优秀部分，是儒家文化的精髓。继承和发扬君子文化，不但要学习先贤有关君子文化的诸多论述，尤其要学习古今贤人君子的言行，从中受到教益。
君子是炎黄子孙共同推崇的理想人格的代表。做君子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和人生追求。大明首辅李贤就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君子的典范。他一生倡君子之风，践君子之行，行君子之道，从政三十余年，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是明朝文官中难得的治世良臣之一。李贤在明英宗和宪宗时期，任内阁首辅十年，对英宗复辟后大明政治秩序和经济民生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论述李贤在传承君子文化中的做法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李贤学习和践行君子文化，对我们在新时代环境下继承和弘扬君子文化的启示。
一、君子之风——李贤的君子文化学养
李贤（1409—1467年），字原德，邓州（今河南邓州市）人。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19岁的李贤顺利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中了秀才，得入州学学习。邓州治所东南有州学花洲书院，书院为北宋庆历年间名臣范仲淹知邓时所建。李贤入州学后，以范公为榜样，用范仲淹的君子人格和范公倡导的忧乐精神激励自己，勤奋读书，手不释卷，不舍昼夜，日进月益，大异伦辈，深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们的喜爱。
李贤少年便有志于圣贤之学，其为诸生时，提学问起他的志向，李贤答道：“为学之道，当如周子言，'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其人大异之。他就读于邓州州学花洲书院七年，乡试得中解元，次年连捷考取进士，显示了扎实的儒学功底。
李贤在州学时遇到同窗姜贵显，姜贵显是时任学正江西人姜志达的侄子，在交往中成为李贤的直友、诤友。李贤和姜贵显约定，两人于处己接物之际互相监督，每天交换指出对方的过失。当然评定的标准即儒家崇尚的君子人格。李贤每天能够发现姜贵显两三处过失，而姜贵显却能发现李贤四、五处过失。因此李贤常常感叹“姜君资质之美，予不及也”。可见李贤在学生时代就在思想品德修养上就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在州学学习期间，李贤还大量接触到陶渊明的诗作，他崇敬陶渊明的文人风骨和君子人格，把陶渊明作为异世知音。他从陶诗中汲取思想道德营养，一生写下和陶诗多达数百首，仅《古穰集》就收录和陶诗160首。
李贤宣德八年成进士，他趁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灾之机，拜访了以御史身份家居的学士薛瑄，“叩质所疑”。薛瑄是明代初年的大理学家，是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其理学强调日用人伦，躬行实践，被后人称为“明初理学之冠”，对理学的发展功不可没。李贤对薛瑄理学赞许备至，认为“本朝仕途中有以理学为务者，才见薛大理一人。”薛瑄对李贤也“亟称之，以为确非流辈可及”。此后，年轻的李贤仰慕薛瑄的学问义理，曾亲自拜访并多次致信求教。在其《与薛佥宪书》中，李贤道：“观四方贤士大夫其于道学，见之明求之切者，无如阁下，于是愿进其门，冀无虚过一生，惟阁下察此心，怜此志，引而进之。”推崇与向学之心，溢于言表。此后李贤虽因事务繁忙未能真正求学于薛氏门下，但薛瑄对他的影响则至为深远。薛瑄以复性工夫为落脚点，切己躬行，持敬、存心、求为学之道，复本然之性，既蕴含心学旨向，又有实学之学风。这种实学与心学并重的理论气质，奠定了李贤由内而外，由修心而治世的思想基础。李贤很好地继承了理学大师薛瑄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明中期典型的官僚士大夫，其思想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这一阶层的倾向，其中一些思想堪称进步。
景泰三年，李贤在巡抚四川途中，拜谒了苏武墓，写下了歌颂苏武爱国精神的诗篇。同年十一月，李贤拜谒了成都武侯祠，写下了《诸葛武侯祠堂诗》，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君子之道的无比崇敬。在考察间隙，他处江湖不忘朝廷，读史时留心千古明君的风范，选取了多位君主可以效仿的行事作风，以《上鉴古录》上奏朝廷。受此启示，景泰五年，代宗皇帝下令编纂《历代君鉴》，以使当世君臣“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李贤对这本书研学勤奋，昼夜不舍，从中选取精要，编成《鉴古录》一书，在君臣中倡导君子之道。在学习养成君子品格方面，李贤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这为他一生践行君子人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君子之行——李贤的君子文化实践
君子是炎黄子孙共同推崇的理想人格的代表。君子追求的目标是仁义。孔子将仁、知、勇当作君子之德。指出君子即仁者、贤者，需要知，也需要智，以行仁义为事业，亦需要勇，还要做到中庸。有人将君子人格归纳为自强、慎独、宽容等若干关键词。
做君子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和人生追求。李贤的一生，从做人到做官，都在实践着君子风范，倡导着君子之道。李贤是孝亲的典范。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李贤的母亲病卒于家中，享年65岁。噩耗传来，李贤悲痛欲绝，急急上书朝廷，请求守制孝亲，他还恳请吏部主官王直为母亲撰墓志铭。李贤昼夜兼程返邓奔丧。丁忧期间尽人子之孝，还出资修建了宗族祠堂。景泰四年（1453年），李贤结束考察四川吏治返京，顺道探亲故里，祭祀家祠。到家的第二天就把伯父李良迎进家中，亲奉寝膳至离家返京。
成化二年（1466年），李贤父李升病故。中国古代礼俗，官员遭父母丧应弃官家居守制，称“丁忧”。落实丁忧制度，离职守孝叫做终制。大臣丁忧期间，朝廷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称“夺情”。同年三月初九日，李贤上奏《乞终制》，皇帝不允。同年三月十日，李贤上奏《再乞终制》。五月初七日，李贤回京后上奏《四乞终制》。当天奉圣旨：“卿言之再三，朕已具知。但委托尤重，宜体至怀。即日就任，慎勿再言。”皇帝不允，并派使者宣示他的心意，李贤才入阁视事。
古代官员的仁，集中体现在忠君爱民。李贤入仕后，经历了五朝四帝，从见习人员到内阁首辅，他将忠君爱民做到极致，屡受提拔和封赏。君子还要做到中庸。中庸要求处事恰到好处，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要做到中庸，实在很难。但正是因为难，才显得更为可贵。李贤能从实际出发，正确应对面临的一切，适时提出正确的建议。代宗即位，也先大军继续威胁明朝。李贤便上正本十策，劝代宗勤于政事，厉行节俭，收揽民心，振奋士气。代宗十分欣赏，诚心采纳，并将李贤的奏本命翰林院抄写张贴，视为座右铭。英宗复辟后，李贤任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不久，进为尚书。李贤虽然为夺门有功的人推荐，但他绝不与其同流合污。石亨、曹吉祥自恃拥英宗复辟有功，专横跋扈。石亨罪发被诛后，英宗对李贤信任日深，任用他为首辅，与彭时、吕原共同辅政。李贤选择时机，劝说英宗，终于使英宗认清了“夺门功臣”的本质，他们为一己私利，不惜陷自己于不义，且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醒悟后的英宗剪除了邪恶势力，也为后来给于谦平反奠定了基础。
李贤一生十分重视民生问题，多次上奏朝廷为灾民解困。天顺元年四月，山东闹饥荒，皇上召徐有贞和李贤商议。徐有贞认为，因为有官员中饱私囊，拨银再多也无济于事。李贤说，担心中饱而不赈贷，坐视百姓死亡，这是因噎废食。皇上采纳了李贤的意见，将赈济的银两由原定的3万两增至4万两，使饥民得活者甚众。李贤还爱惜人才，荐引了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崔恭、李绍等人入朝，这些人后都成为名臣。
公元1461年秋，宦官曹吉祥与其弟曹钦在京城发动兵变，进攻皇宫，杀戮大臣，进而欲篡夺帝位。李贤正在值夜，猝不及防而被捕。曹钦胁迫他起草奏章为这次叛乱辩解。这时，尚书王翱也被叛兵劫持。李贤在王翱配合下，假意起草了奏章，实为密请英宗赶快平叛，然后将奏章塞入长安左门门缝。英宗见奏章大喜，于次日天明平息了叛乱。当李贤带伤谒见时，英宗对他大加慰劳，进封他为太子太保。李贤建议立即颁诏天下，停罢工役，征求直言，以稳定局势，英宗也都采纳。
李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曾向英宗建议裁减冗官、冗卒以节省军费，减免百姓赋税以与民休息，均被采纳。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劝谏英宗轻徭薄赋，罢去扰民的江南织造，撤销特务衙门锦衣卫．禁止边境官员向皇宫纳贡，停止皇宫派使者外出大肆采买物资等。他见英宗面有难色，仍接连几遍重复自己的主张，争得面红耳赤，并说：“大臣当知无不言，岂可缄口而苟于职位！”他敢于跟皇帝争辩，不畏皇帝压人的气势，是要有相当勇气的。当然他并不是一味蛮干，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号准皇帝的脉搏，始终把握好处事的度。
李贤的进言涉及很多方面，大都是体恤百姓，崇尚人伦，解决皇帝面临的困难，给人带来好处。英宗病重之际，李贤奏准将被幽禁了60年的建文帝的小儿子赦免释放，并谏劝英宗勿听信谗言，遗命传位于太子。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病死，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李贤和彭时一起，又劝宪宗册命嫡母和生母同为太后，解决了宪宗面临的情感难题。
三、君子之道——李贤传承君子文化的启示
李贤一生致力于学习和践行君子风范，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成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君子人格的优秀传承者和为人称道的君子、贤人。他传承君子文化的人生，可以为我们与时俱进，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加强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要树立远大的目标，坚定求仁的志向，确立明确的人生目标。李贤在入州学时就确立了要一生忠君爱民，以儒家学说为行为标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他后来做人当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君子尚仁，而仁者爱人。当下应当追求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感情。还要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有担当。不惮前驱，百折不挠。不忘初心，始终追寻“诗与远方”，决不随波逐流，沉沦、放纵；没有外在的监督，没有功利的权衡，一以贯之践行君子之道。青少年趁着年轻，立向为国为民做出较大的贡献，还要坚定信念，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向古今圣贤，君子和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争取天天向上，为成为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打好思想道德的基础。在青少年的道德养成方面，家长、学校和社会要形成合力，起到引导、推动和监督作用。成年以后仍需要每日“三省吾身”，不断学习，加强君子人格的修养，努力践行君子之道。为人处世尽量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尽心竭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成为有用之才，为社会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
其次，要不断增进自己的知和智，有足够的才能支撑实现报国之志。
知，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人需要从社会实践中亲身接触外界事物获取知识，也需要通过读书间接获取知识，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智，指智慧，即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取处理事务解决问题的能力。李贤从考上秀才，到中举成为全省第一名，中间在州学学习用了七年时间。这期间，他深入钻研学问，考察外部世界，探究事理规律，增长才干，成为一方学霸。入仕以后，他广泛接触实际，在履职中增长才干。在担任兵部吏部部门副职期间，就思考国计民生大事，显示出处理全局事务的能力，见识和智慧超出众人之上，终使自己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栋梁。
过去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君子之风仅属于思想道德范畴，其实，要成为君子，更需要具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需要妥善解决问题的智慧。李贤厚积薄发终获成功的人生实践告诉我们，德才学识缺一不可；思想道德很重要，但君子人生不能只靠品行，还必须有真才实学，具备高超的待人接物和恰当的处事能力。要成为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一定要时时提高自己的本事要做实干家，当开拓者，不能做空头的政治家，更不能只会做传声筒和应声虫。
获取知识要靠学习，占有知识需要积累，还要注意时时更新，善于应用。只有应用，知识才是活的，才是属于自己的。活到老，学到老，应该成为崇尚君子之道的人生信条。
智慧来源于实践，活用知识，善于总结和发现规律，举一反三，言别人所不能言，干别人干不成干不好的事，做别人所没有或达不到的贡献，这才是君子之行。
我们就是要让自己具备更高更强的君子之能，来服务君子之品，成就君子之德。我们提倡踏踏实实干事，更要提倡发挥聪明才智，攻克面临的难关，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较大的贡献。不能做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第三，勇于担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敢作敢为，勇往直前。
还要追求正直公平，审时度势，坚守正道。
李贤在乱局之中，面对飞扬跋扈的政治对手，他毫不畏惧，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徐有贞和石曹之流斗智斗勇，最终推动皇帝将其罢黜。面对大权在握的皇帝，他敢于据理力争，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在具有勇的前提下，他还是保持中庸的高手。中庸，指儒家的道德标准，即中用，庸古同用；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中庸之道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强调的是处事的“度”。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物极必反。李贤任内阁首辅时，宦官当权，锦衣卫作恶。他敢于直面这些势力，与其斗智斗勇，但又不赤膊上阵，力争借助皇帝的力量对政敌加以抑制。在为于谦平反一事上，他为别人所不敢为、不能为，尽显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他立朝三十余年，历经政治风波，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从他的行为看，他是深得中庸之道精髓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国内外敌人的围堵、破坏，我们革命者同样需要敢于斗争的勇气，大敌当前，敢于亮剑，有时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名利地位以至生命。我们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倡导“两军相逢勇者胜”，在和平建设时期，仍旧要有敢于为胜利赴汤蹈火的大无畏精神。同时还需要善于斗争的智慧，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好分寸，不断化解风险，提高应变能力。
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在今天，爱国主义仍然是把中华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旗帜。在新时期，爱国就要奋发图强，让国家更加强大，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除了爱国主义外，中华文化还有很多独特而丰富的思想理念。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理念；“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包容理念。这些思想理念培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精神追求，演化成中国人民独特的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这些理念和精神，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伟大的事业呼唤伟大的精神。君子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基因，源远流长、无处不在。站在复兴大业新的起点上，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要倡导新时代的君子文化，继承和弘扬君子之风，向历史上像李贤这样的贤人君子学习，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水平，培养更多的新时代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