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內閣首輔李賢與君子文化(張宗成)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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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內閣首輔李賢與君子文化》是中國當代作家張宗成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大明內閣首輔李賢與君子文化
中華民族繁衍昌盛，中華文明生生不息，源於偉大的君子精神。作為中華文明精華的君子文化，是傳統文化中應該弘揚光大的優秀部分，是儒家文化的精髓。繼承和發揚君子文化，不但要學習先賢有關君子文化的諸多論述，尤其要學習古今賢人君子的言行，從中受到教益。
君子是炎黃子孫共同推崇的理想人格的代表。做君子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價值標準和人生追求。大明首輔李賢就是他所在的那個時代君子的典範。他一生倡君子之風，踐君子之行，行君子之道，從政三十餘年，為官清廉正直，政績卓著，是明朝文官中難得的治世良臣之一。李賢在明英宗和憲宗時期，任內閣首輔十年，對英宗復辟後大明政治秩序和經濟民生的恢復，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擬從三個方面，論述李賢在傳承君子文化中的做法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揭示李賢學習和踐行君子文化，對我們在新時代環境下繼承和弘揚君子文化的啟示。
一、君子之風——李賢的君子文化學養
李賢（1409—1467年），字原德，鄧州（今河南鄧州市）人。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19歲的李賢順利通過縣試、府試、院試，中了秀才，得入州學學習。鄧州治所東南有州學花洲書院，書院為北宋慶曆年間名臣范仲淹知鄧時所建。李賢入州學後，以范公為榜樣，用范仲淹的君子人格和范公倡導的憂樂精神激勵自己，勤奮讀書，手不釋卷，不舍晝夜，日進月益，大異倫輩，深得老師的器重和同學們的喜愛。
李賢少年便有志於聖賢之學，其為諸生時，提學問起他的志向，李賢答道：「為學之道，當如周子言，'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他就讀於鄧州州學花洲書院七年，鄉試得中解元，次年連捷考取進士，顯示了紮實的儒學功底。
李賢在州學時遇到同窗姜貴顯，姜貴顯是時任學正江西人姜志達的侄子，在交往中成為李賢的直友、諍友。李賢和姜貴顯約定，兩人於處己接物之際互相監督，每天交換指出對方的過失。當然評定的標準即儒家崇尚的君子人格。李賢每天能夠發現姜貴顯兩三處過失，而姜貴顯卻能發現李賢四、五處過失。因此李賢常常感嘆「姜君資質之美，予不及也」。可見李賢在學生時代就在思想品德修養上就能夠嚴格要求自己。
在州學學習期間，李賢還大量接觸到陶淵明的詩作，他崇敬陶淵明的文人風骨和君子人格，把陶淵明作為異世知音。他從陶詩中汲取思想道德營養，一生寫下和陶詩多達數百首，僅《古穰集》就收錄和陶詩160首。
李賢宣德八年成進士，他趁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之機，拜訪了以御史身份家居的學士薛瑄，「叩質所疑」。薛瑄是明代初年的大理學家，是河東學派的創始人。其理學強調日用人倫，躬行實踐，被後人稱為「明初理學之冠」，對理學的發展功不可沒。李賢對薛瑄理學讚許備至，認為「本朝仕途中有以理學為務者，才見薛大理一人。」薛瑄對李賢也「亟稱之，以為確非流輩可及」。此後，年輕的李賢仰慕薛瑄的學問義理，曾親自拜訪並多次致信求教。在其《與薛僉憲書》中，李賢道：「觀四方賢士大夫其於道學，見之明求之切者，無如閣下，於是願進其門，冀無虛過一生，惟閣下察此心，憐此志，引而進之。」推崇與向學之心，溢於言表。此後李賢雖因事務繁忙未能真正求學於薛氏門下，但薛瑄對他的影響則至為深遠。薛瑄以復性工夫為落腳點，切己躬行，持敬、存心、求為學之道，複本然之性，既蘊含心學旨向，又有實學之學風。這種實學與心學並重的理論氣質，奠定了李賢由內而外，由修心而治世的思想基礎。李賢很好地繼承了理學大師薛瑄經世致用的思想，作為明中期典型的官僚士大夫，其思想和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這一階層的傾向，其中一些思想堪稱進步。
景泰三年，李賢在巡撫四川途中，拜謁了蘇武墓，寫下了歌頌蘇武愛國精神的詩篇。同年十一月，李賢拜謁了成都武侯祠，寫下了《諸葛武侯祠堂詩》，表達了對諸葛亮的君子之道的無比崇敬。在考察間隙，他處江湖不忘朝廷，讀史時留心千古明君的風範，選取了多位君主可以效仿的行事作風，以《上鑑古錄》上奏朝廷。受此啟示，景泰五年，代宗皇帝下令編纂《歷代君鑒》，以使當世君臣「善可為法」「惡可為戒」。李賢對這本書研學勤奮，晝夜不舍，從中選取精要，編成《鑑古錄》一書，在君臣中倡導君子之道。在學習養成君子品格方面，李賢可以說是活到老，學到老，這為他一生踐行君子人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君子之行——李賢的君子文化實踐
君子是炎黃子孫共同推崇的理想人格的代表。君子追求的目標是仁義。孔子將仁、知、勇當作君子之德。指出君子即仁者、賢者，需要知，也需要智，以行仁義為事業，亦需要勇，還要做到中庸。有人將君子人格歸納為自強、慎獨、寬容等若干關鍵詞。
做君子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價值標準和人生追求。李賢的一生，從做人到做官，都在實踐着君子風範，倡導着君子之道。李賢是孝親的典範。正統十年（公元1445年），李賢的母親病卒於家中，享年65歲。噩耗傳來，李賢悲痛欲絕，急急上書朝廷，請求守制孝親，他還懇請吏部主官王直為母親撰墓志銘。李賢晝夜兼程返鄧奔喪。丁憂期間盡人子之孝，還出資修建了宗族祠堂。景泰四年（1453年），李賢結束考察四川吏治返京，順道探親故里，祭祀家祠。到家的第二天就把伯父李良迎進家中，親奉寢膳至離家返京。
成化二年（1466年），李賢父李升病故。中國古代禮俗，官員遭父母喪應棄官家居守制，稱「丁憂」。落實丁憂制度，離職守孝叫做終制。大臣丁憂期間，朝廷召出任職，或命其不必棄官去職，稱「奪情」。同年三月初九日，李賢上奏《乞終制》，皇帝不允。同年三月十日，李賢上奏《再乞終制》。五月初七日，李賢回京後上奏《四乞終制》。當天奉聖旨：「卿言之再三，朕已具知。但委託尤重，宜體至懷。即日就任，慎勿再言。」皇帝不允，並派使者宣示他的心意，李賢才入閣視事。
古代官員的仁，集中體現在忠君愛民。李賢入仕後，經歷了五朝四帝，從見習人員到內閣首輔，他將忠君愛民做到極致，屢受提拔和封賞。君子還要做到中庸。中庸要求處事恰到好處，需要當事人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靈活運用。要做到中庸，實在很難。但正是因為難，才顯得更為可貴。李賢能從實際出發，正確應對面臨的一切，適時提出正確的建議。代宗即位，也先大軍繼續威脅明朝。李賢便上正本十策，勸代宗勤於政事，厲行節儉，收攬民心，振奮士氣。代宗十分欣賞，誠心採納，並將李賢的奏本命翰林院抄寫張貼，視為座右銘。英宗復辟後，李賢任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不久，進為尚書。李賢雖然為奪門有功的人推薦，但他絕不與其同流合污。石亨、曹吉祥自恃擁英宗復辟有功，專橫跋扈。石亨罪發被誅後，英宗對李賢信任日深，任用他為首輔，與彭時、呂原共同輔政。李賢選擇時機，勸說英宗，終於使英宗認清了「奪門功臣」的本質，他們為一己私利，不惜陷自己於不義，且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醒悟後的英宗剪除了邪惡勢力，也為後來給于謙平反奠定了基礎。
李賢一生十分重視民生問題，多次上奏朝廷為災民解困。天順元年四月，山東鬧饑荒，皇上召徐有貞和李賢商議。徐有貞認為，因為有官員中飽私囊，撥銀再多也無濟於事。李賢說，擔心中飽而不賑貸，坐視百姓死亡，這是因噎廢食。皇上採納了李賢的意見，將賑濟的銀兩由原定的3萬兩增至4萬兩，使饑民得活者甚眾。李賢還愛惜人才，薦引了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崔恭、李紹等人入朝，這些人後都成為名臣。
公元1461年秋，宦官曹吉祥與其弟曹欽在京城發動兵變，進攻皇宮，殺戮大臣，進而欲篡奪帝位。李賢正在值夜，猝不及防而被捕。曹欽脅迫他起草奏章為這次叛亂辯解。這時，尚書王翱也被叛兵劫持。李賢在王翱配合下，假意起草了奏章，實為密請英宗趕快平叛，然後將奏章塞入長安左門門縫。英宗見奏章大喜，於次日天明平息了叛亂。當李賢帶傷謁見時，英宗對他大加慰勞，進封他為太子太保。李賢建議立即頒詔天下，停罷工役，徵求直言，以穩定局勢，英宗也都採納。
李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曾向英宗建議裁減冗官、冗卒以節省軍費，減免百姓賦稅以與民休息，均被採納。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勸諫英宗輕徭薄賦，罷去擾民的江南織造，撤銷特務衙門錦衣衛．禁止邊境官員向皇宮納貢，停止皇宮派使者外出大肆採買物資等。他見英宗面有難色，仍接連幾遍重複自己的主張，爭得面紅耳赤，並說：「大臣當知無不言，豈可緘口而苟於職位！」他敢於跟皇帝爭辯，不畏皇帝壓人的氣勢，是要有相當勇氣的。當然他並不是一味蠻幹，而是憑藉自己的智慧，號准皇帝的脈搏，始終把握好處事的度。
李賢的進言涉及很多方面，大都是體恤百姓，崇尚人倫，解決皇帝面臨的困難，給人帶來好處。英宗病重之際，李賢奏准將被幽禁了60年的建文帝的小兒子赦免釋放，並諫勸英宗勿聽信讒言，遺命傳位於太子。天順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病死，太子朱見深即位，是為憲宗。李賢和彭時一起，又勸憲宗冊命嫡母和生母同為太后，解決了憲宗面臨的情感難題。
三、君子之道——李賢傳承君子文化的啟示
李賢一生致力於學習和踐行君子風範，成為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成為他所在的那個時代君子人格的優秀傳承者和為人稱道的君子、賢人。他傳承君子文化的人生，可以為我們與時俱進，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精髓，加強新時代的精神文明建設，提供許多有益的啟示。
首先，要樹立遠大的目標，堅定求仁的志向，確立明確的人生目標。李賢在入州學時就確立了要一生忠君愛民，以儒家學說為行為標準，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為他後來做人當官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君子尚仁，而仁者愛人。當下應當追求具有愛祖國愛人民的思想感情。還要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有擔當。不憚前驅，百折不撓。不忘初心，始終追尋「詩與遠方」，決不隨波逐流，沉淪、放縱；沒有外在的監督，沒有功利的權衡，一以貫之踐行君子之道。青少年趁着年輕，立向為國為民做出較大的貢獻，還要堅定信念，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向古今聖賢，君子和英雄模範人物學習，爭取天天向上，為成為偉大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打好思想道德的基礎。在青少年的道德養成方面，家長、學校和社會要形成合力，起到引導、推動和監督作用。成年以後仍需要每日「三省吾身」，不斷學習，加強君子人格的修養，努力踐行君子之道。為人處世儘量按照高標準要求自己，盡心竭力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成為有用之才，為社會做出儘可能多的貢獻。
其次，要不斷增進自己的知和智，有足夠的才能支撐實現報國之志。
知，就是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人需要從社會實踐中親身接觸外界事物獲取知識，也需要通過讀書間接獲取知識，認識客觀事物的規律。智，指智慧，即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獲取處理事務解決問題的能力。李賢從考上秀才，到中舉成為全省第一名，中間在州學學習用了七年時間。這期間，他深入鑽研學問，考察外部世界，探究事理規律，增長才幹，成為一方學霸。入仕以後，他廣泛接觸實際，在履職中增長才幹。在擔任兵部吏部部門副職期間，就思考國計民生大事，顯示出處理全局事務的能力，見識和智慧超出眾人之上，終使自己脫穎而出，成為國家棟樑。
過去有一個誤解，就是認為君子之風僅屬于思想道德範疇，其實，要成為君子，更需要具備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需要妥善解決問題的智慧。李賢厚積薄發終獲成功的人生實踐告訴我們，德才學識缺一不可；思想道德很重要，但君子人生不能只靠品行，還必須有真才實學，具備高超的待人接物和恰當的處事能力。要成為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一定要時時提高自己的本事要做實幹家，當開拓者，不能做空頭的政治家，更不能只會做傳聲筒和應聲蟲。
獲取知識要靠學習，占有知識需要積累，還要注意時時更新，善於應用。只有應用，知識才是活的，才是屬於自己的。活到老，學到老，應該成為崇尚君子之道的人生信條。
智慧來源於實踐，活用知識，善於總結和發現規律，舉一反三，言別人所不能言，干別人幹不成干不好的事，做別人所沒有或達不到的貢獻，這才是君子之行。
我們就是要讓自己具備更高更強的君子之能，來服務君子之品，成就君子之德。我們提倡踏踏實實幹事，更要提倡發揮聰明才智，攻克面臨的難關，為國家和人民做出較大的貢獻。不能做語言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
第三，勇於擔當，在遇到困難的時候，要敢作敢為，勇往直前。
還要追求正直公平，審時度勢，堅守正道。
李賢在亂局之中，面對飛揚跋扈的政治對手，他毫不畏懼，堅守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徐有貞和石曹之流鬥智鬥勇，最終推動皇帝將其罷黜。面對大權在握的皇帝，他敢於據理力爭，表現出極大的勇氣。在具有勇的前提下，他還是保持中庸的高手。中庸，指儒家的道德標準，即中用，庸古同用；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時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中庸之道的高明之處在於它強調的是處事的「度」。過猶不及，欲速則不達，物極必反。李賢任內閣首輔時，宦官當權，錦衣衛作惡。他敢於直面這些勢力，與其鬥智鬥勇，但又不赤膊上陣，力爭藉助皇帝的力量對政敵加以抑制。在為于謙平反一事上，他為別人所不敢為、不能為，盡顯一個成熟政治家的風範。他立朝三十餘年，歷經政治風波，越戰越勇，越戰越強。從他的行為看，他是深得中庸之道精髓的。
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國內外敵人的圍堵、破壞，我們革命者同樣需要敢於鬥爭的勇氣，大敵當前，敢於亮劍，有時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名利地位以至生命。我們共產黨人在戰爭年代倡導「兩軍相逢勇者勝」，在和平建設時期，仍舊要有敢於為勝利赴湯蹈火的大無畏精神。同時還需要善於鬥爭的智慧，保持戰略定力，把握好分寸，不斷化解風險，提高應變能力。
近現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為了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為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犧牲，集中體現了愛國主義精神。在今天，愛國主義仍然是把中華民族緊密團結在一起、共同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的精神旗幟。在新時期，愛國就要奮發圖強，讓國家更加強大，讓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除了愛國主義外，中華文化還有很多獨特而豐富的思想理念。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鬥理念；「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包容理念。這些思想理念培育了中國人民崇高的精神追求，演化成中國人民獨特的民族精神，支撐着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這些理念和精神，今天依然是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
偉大的事業呼喚偉大的精神。君子文化是中華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種文化基因，源遠流長、無處不在。站在復興大業新的起點上，我們要進一步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斷增強團結一心的精神紐帶、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振奮起全民族的「精氣神」，永遠朝氣蓬勃邁向未來。要倡導新時代的君子文化，繼承和弘揚君子之風，向歷史上像李賢這樣的賢人君子學習，不斷提升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水平，培養更多的新時代的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才，促進民族的偉大復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