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图片来源:SARS病毒的数字式例证在色的背景中dreamstime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简称“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属于非典型肺炎之一，受冠状病毒感染，严重时肺部呈纤维化会丧命，2002年中国大陆广东省顺德出现确诊首例，随后疫情扩散蔓延至东南亚乃至全球。

命名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是由变异的冠状病毒所引起，冠状病毒由蛋白质壳套包裹单股RNA所组成，套壳表面的糖蛋白呈棒状突起，病毒外表成圆球形，直径约60-220奈米(nm)，在电子显微镜下外膜呈日冕型突起有如皇冠一般，因此得名。

冠状病毒具有高度专一性，宿主以哺乳类或鸟类居多，主要以呼吸道或肠道作为感染目标。由于在病毒蔓延之初，医界无法确定SARS的病原体为何，按照惯例将未知病原体引起的肺炎称为非典型肺炎，也因此非典型肺炎(非典)成为SARS在中国地区的代名词。

爆发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的义大利医生卡尔娄•武尔班尼发现，他是全球第一位发现SARS这个非典型肺炎的医护人员。他本人也是疫情爆发下的受难者，因在越南研究该病毒时受到了感染， 2003年3月不幸在泰国殉职。

虽然病毒专家无法确定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病患的传染模式和尖峰传染时刻，但是根据临床观察，病患传染力最高的时候是在他已发展出症状的时候，也就是发烧咳嗽的阶段。最容易被传染的场合是在群聚密集的封闭空间里，医护人员的被感染率最高，因为他们长久暴露于与已发病之SARS病患的近距离接触过程中。

传播及死亡率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发现首例是在2002年11月初中国大陆广东省河源市，由于病患起初出现发烧感冒咳嗽类似感冒症状，但迅即产生肺炎症状，所以将SARS归入至非典型肺炎。医学研究指出，SARS发病是由冠状病毒所引起的，传播途径包括由已被感染者所咳出的飞沫传染，通常需要极为亲密的接触，死亡率有7-15%。世界卫生组织警告，未来有可能达到15%。根据统计结果，24岁以下死亡率约为1%，25到44岁死亡率为6%，45到64岁死亡率15%，65岁以上的死亡率则为55%。

扩散

由于中国大陆幅员甚广，SARS的冠状病毒随著由旅游、贸易、移民人群迅速扩散到邻近的香港，再由香港再扩散至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新加坡、台湾等地，北美洲则是加拿大多伦多。

致命

研究病毒的医护人员曝露在染病的高风险之下，严重时甚至会丧命。

2003年2月，中国大陆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退休教授“刘剑伦”于参加抗疫工作时受到传染出现肺炎病征，但据消息来源指出，他因自行服用抗生素后病情获得改善，好转后2月21日携同妻子到香港参加外甥的婚宴，入住京华国际酒店（今九龙维景酒店）。

刘医师仅在京华国际酒店入住一晚，但隔天22日早上病情突然恶化，先前他服下的抗生素无效，于是他赶紧到香港广华医院求诊，随即送进加护病房隔离。

中国对来势汹汹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为何发生其实并不清楚，而香港也对疫情掌握不多，只是要求间医院留意来自社区的严重肺炎个案，但未有进一步的措施来因应，因此防疫出现了漏洞。

防疫破口

刘剑伦医师虽然只在饭店住一晚，却让16名酒店住客和访客都受到感染，还有自己的妻子女儿、以及妹夫，之后尚有广华医院的一名护士，合计共20人被传染，一场出国之旅演变成不可收拾的防疫破口，引起香港的威尔斯亲王医院疫情大爆发和圣保罗医院的小型疫情以及社区疫情爆发，随著群聚感染迅速传播，遥远的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越南河内、新加坡、菲律宾、英国、美国等地都有确诊病例，最后还随著刘医师回归中国大陆。

淘大花园社区的传播模式算是特殊的环境污染方式。但是在这个案例中香港卫生署的调查报告也已经指出空气传染（病毒或含有病毒的液滴在空气中漂浮扩散而传染的方式）是极不可能的传播模式。

依过往纪录2003年5月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在首都北京和香港。时隔不到半年，11月间再发生零星案例，次年3月北京再次发现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疑似病例，科研人员在实验室研究该病毒时受到感染，但最终受到控制没有扩散开来。

目前存在的医学证据显示：绝大部分的传播途径都是借由患者的口鼻分泌物。 接触到被污染的物件或患者的体液（然后再碰触眼、鼻、口）也有可能是另一个传播途径。因此，早期的诊断与治疗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只是为了较好的疗效，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SARS的传播。

疑似病例

2009年4月15日一名24岁的中国女性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搭火车欲前往莫斯科，途中因为严重肺炎死亡，俄罗斯基洛夫州政府担心她可能是患上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致命。与她同行的53名中国人，亦被送往医院隔离观察，而她所在的车厢进行分离并进行消毒，后经解剖证实是肺炎引发的肺水肿和脑水肿导致死亡，与SARS没有直接关连。

宿主

2013年中国北京中央电视台报导，杰出的香港微生物学家、传染病专家和外科医生，也是香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经过十年潜心研究SARS，他指出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中华菊头蝠（Chinese horseshoe bats），他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以为果子狸是‘天然宿主’，但这是错的，因为在野外的果子狸和在繁殖场的果子狸都没有这个病毒，但果子狸到了野生动物市场的时候，就有SARS冠状病毒，这说明果子狸是在野生动物市场由其他的动物传染的。”

中华菊头蝠

同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引述《自然》杂志报导，澳洲病毒学家Gary Crameri及团队在中华菊头蝠身上发现两种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它们与一种ACE2受体结合后，以同样的方式感染人体细胞，显示冠状病毒也可能直接从蝙蝠传染给人类，不一定要透过果子狸等这类中间物种。

2015年，中国著名军事医学家徐德忠、李锋出版《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一书，再次阐述了SARS可能是非自然起源的这一观点。

世界卫生组织于2016年4月16日证实，在多个疾病控制实验室发现的冠状病毒确实是引起SARS的病毒。如同红斑性狼疮、牛皮癣，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源于自体免疫，肺部纤维受自体免疫侵袭，过度肿胀，挤压肺泡。肺泡不能膨胀吸不进气，窒息而死。理论上，SARS病毒锁定某一族群的可能性，也有些国家发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大陆人的O-M175基因进行研发抗体。

探索

2017年，病毒学家在云南省一个偏远的洞穴内发现了一个菊头蝠种群，在它们体内所含的病毒毒株中找到了2002年传播至人类身上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约800人死亡的SARS病毒的全部基因组合成份，研究人员在11月30日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上报告称，SARS病毒很可能来自这一蝙蝠种群。他们警告这些基因组组分可能再次导致一种相似疾病的爆发。

科学家鉴定出源头为一株冠状病毒，并在广东牲禽市场上所销售的果子狸中发现了基因类似的病毒。之后的调查显示，大量SARS相关冠状病毒在中国的菊头蝠中传播，这表明致命毒株可能源自这些蝙蝠，再通过果子狸传播到人类身上。但是相关设想存疑，因为在关键基因上（允许病毒接近并感染细胞的蛋白质），人类版病毒和蝙蝠版病毒存在差异。另一个问题是，来自云南蝙蝠身上的病毒是如何传播到约1000公里之外的广东的动物和人身上的，而且在云南没有造成任何疑似病例。研究人员正在搜寻其它也许能够产生感染人类毒株的蝙蝠。现时研究人员已经分离了约300个蝙蝠冠状病毒序列，不过大部分尚未公布。研究人员将利用它们，继续监测该病毒的演化。

病毒学家们警告致命性的疫情可能再次爆发：发现SARS病毒基因组组分的洞穴距离最近的村庄只有1公里，而且病毒毒株之间基因重组频繁。学者表示：“在人群中仍存在类似于SARS的疾病的爆发风险。”

病因论

在一开始，中国病毒专家洪涛曾错误地断定该病主要由衣原体引起，并误认为有六种抗生素具有较好的疗效。后来在香港和德国利用电子显微镜检查病人的鼻腔分泌物时，找到了有结构像副黏液病毒的病毒颗粒。正当同时，加拿大的医疗人员却发现，病毒是一种冠状病毒。实验也发现，染病康复后的病人血液中确实含有这种病毒的抗体。香港医生在利用康复病人的血液进行治疗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果。

症状与治疗

“疑似病例”是定义为在2003年2月1日之后有以下病状历史的人： 发高烧高于38℃（100.4℉）和呼吸征状：

• 头晕征状
• 呼吸急促
• 呼吸困难
• 低氧症
• 肺炎
• 咳嗽

除了发高烧和一个呼吸征状之外，还要一个或是更多个以下的情况： 与疑似病人亲密接触(例如住在一起)，或最近曾经到访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感染地区旅游。 除了发烧和呼吸征状，其它跟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有关的征状包括：

• 头痛
• 肌肉僵硬
• 失去食欲
• 全身虚弱
• 精神紊乱
• 出疹
• 腹泻
• 白血球和血小板数目通常会变低
• 发冷
• 发颤

受病毒感染后，一般潜伏期有2至7天才会出现症状。严重时肺部纤维化需靠呼吸器维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凡是有疑似病例，便要隔离观察治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正在测试抵抗冠状病毒的药物，希望可以找到解方。糖皮质激素主要通过抑制免疫反应来缓解炎症，挽救病人生命。一般抗生素对治SARS冠状病毒已不起作用，而利巴韦林、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作用也不敌。

后遗症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后遗症包括肺纤维化等。在治疗过程中，为了抢救生命，医生大量使用激素类药物于非典紧急治疗，激素的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股骨坏死，过量使用激素导致骨骼坏死，患者日后失去工作能力，甚至于自理能力，这也使得部分SARS病人患上抑郁症。以下为SARS病人对于愈后的痛苦生活泣诉。

愈后馀生

SARS的幸存者留住生命却失去原本生活。SARS后遗症患者方渤常说：“又伸错胳膊了。” 方渤曾因SARS病危被施打激素，一部特别为SARS事件拍摄的纪录片中旁白这么说：“不到半年，方渤一家都出现关节疼痛，此时的方渤怎么也没想到，导致骨头坏死的，正是非典期间救了他一命的激素。”他说：“谁给我们打激素，谁就应该有一定的责任。” 在方渤心中活著受罪比死了更加痛苦和遗憾。

另一位学过法律的吴如欣现在只能靠轮椅度过馀生，还没出院前就出性急性骨坏死，为挺身维护自己权益。吴如欣说道：“一天14瓶，一直输了半个月，因为是政府强制治疗，不须要经过我们同意，没有尊重我们知情权，我去检查呢就发现我的视力减退，颈椎吧，我躺在那照核磁，20分钟胳膊全麻了，然后我又夜里不停地作梦，梦见我在冰盖下游泳。”相比之下，因为救人染SARS的医生武震，遭遇更让人痛心。SARS后遗症患者武震：“当时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从第一志愿到最后一个志愿全填的都是医，现在真是有时心里就觉得酸酸的，得非典以后，反而回不到临床工作了。” 这些人先是被官方隐匿疫情，无辜染SARS，再被施打具后遗症的激素夺走生活，但专家只告诉他们，这是不得不的选择。SARS后遗症专家：“你要没有命了、要死了，那我用药量要高起来的，要多起来的。”

SARS事件已过多年，逐渐被人们淡忘，但劫后馀生患者的痛苦的身心，却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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