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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空袭 原图来源
“台北大空袭”一般指的是1945年5月31日美军对台北市所进行的大规模轰炸。“台北大空袭”并非是一场只发生在台北的独立事件，而是从1944年底开始，盟军对台湾大规模空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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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轰炸
台北大空袭发生的背景，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对日本进行的“战略轰炸”。而台湾作为日本南进的主要基地，自然也成为了轰炸的目标。战略轰炸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新颖的作战方式，他的出现可以追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
根据李德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所整理的脉络，德国在1917到1918年间对伦敦的轰炸，虽然规模不大，却带给英国政府心理上的强烈震撼。这促使了英国在战后积极的发展空中轰炸技术，期望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优势。
当时不只英国，在世界各地也都有敏锐的军事家嗅到了轰炸技术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力。例如义大利的杜黑（Giulio Douhet）出版了《制空权》、美国的威廉・米契尔（William Lendrum "Billy" Mitchell）出版了《空中国防论》。日本的石原莞尔在《战争史大观》也提到：
在空军发展下，都市会受到轰炸，而受到损害的不再只是军人。全体健康男子都须从军的今日，从既成的观念来看是彻底的全民皆兵制度，可是社会已经进入了下一个世代。是已经开启了全体国民卷入战火中的大门了。
在这样的观念下，日本在两次大战的战间期，也开始积极发展空中武力。然而曾令毅在《二次大战前日军在台航空兵力发展之初探 （1927－45）》一文中提到，受限于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与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限制，日本在1936年底前，只在台湾设有“屏东陆军飞行第八联队”。而在1936年后，才扩编为“第三飞行团”。
虽然“战略轰炸”的概念是从一战结束便开始发展，但具体的做法、战术、价值都是到了二次大战才逐渐从实践中摸索出来。例如李德哈特提到，在二战初期英国政府曾经过分迷信轰炸的有效性，认为只要依靠大量轰炸机疯狂轰炸就能打败德国。但经历了1943跟1944年的惨重损失后，英国政府才发现轰炸有效的先决要件是“取得制空权”。
然而在这个摸索过程中也出现了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原本轰炸的目标应该限缩在军事与工业设施。但由于没有掌握制空权与导航技术的限制，导致轰炸的精准度非常低落。在军方无法保证准确攻击军事设施，民间又因敌方误击得怨恨施压军方进行报复攻击的情况下，战略轰炸的目标逐渐走向“无限制轰炸”或“区域轰炸”等非人道的方向。李德哈特直接批评这种走向为“恐怖主义”：
1942年2月14日，英国轰炸机部队所奉到的新训令曾经强调现在的轰炸作战是“以敌方平民人口的士气为焦点，而尤其是工厂作业人员的士气”定为“主要目标”。于是恐怖主义毫无保留的变成英国政府的既定政策，虽然在国会答复询问时，还继续在掩饰其说词。
对日本的轰炸
而在台湾方面，二战初期由于日本掌握了西太平洋的制空权与制海权，因此台湾当时是作为日本对菲律宾与中国发动空中攻击的跳板。虽然美军早在1942年4月18日就曾经以航空母舰奇袭，发动“杜立德空袭”（Doolittle Raid）对东京进行轰炸。而张建俅在《二次大战台湾遭受战害之研究》一文中提到，早在1938年2月23、24日，苏联派驻中国的志愿队便以中国的南昌、汉口为基地，驾驶SB－2型轻型轰炸机对台北的松山进行轰炸。
但在欠缺制空权与持续性的情况下，这种轰炸在政治上的宣示意义远大于他在军事上的实质效果。随著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尤其是1944年7月马里亚纳群岛的陷落与10月拿下了菲律宾的雷伊泰岛，使美军的长程轰炸机能以陆地基地为依托对台湾与日本本土进行持续的轰炸。
台湾当时的航空部队，从1936年以来经历数次扩编，到1944年6月已经成为“第八飞行师团”。虽然从编制上看，日本守卫台湾的空中力量似乎越来越强。但随著日本海空实力在太平洋战场的大量损耗，尤其是1944年6月间被美军戏称为“马里亚纳射火鸡大赛”的“菲律宾海海战”跟同年10月的“台湾冲航空战”后，日军在台湾的空军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
在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美军在二战结束前，可以毫无顾忌的以轰炸的方式摧毁日本的工业力量。李德哈特谈到，过去以中国为基地对日本进行轰炸，会面临补给困难的问题（当时美军在中国的空军补给须利用穿越喜玛拉雅山的“驼峰”航线进行运补）。因此在马里亚纳群岛的机场整备完成前，美军1944年下半年在整个“日本境内”只轰炸了800吨的炸药。而在机场整备完成后，光是1945年3月9日到19日十天内，就投掷了10万吨的炸药，而到了当年7月投掷的炸药更成长到3月的三倍。
这段时期也正好是“台北大空袭”发生的时间。
这样的空袭最终造成了日本有850万人从城市逃往乡村，石油的工业产量减低83％、飞机引擎减低75％、飞机结构减低60％、电子装备减低70％。而光是1945年3月间的东京空袭，就造成平民18万5千人的死伤。
对台湾的轰炸
至于盟军对台湾的轰炸，根据张建俅的《二次大战台湾遭受战害之研究》，在1944年中以前，都还是突袭式的零星发生。直到1944年下半年，才配合菲律宾战役的爆发开始大规模的持续轰炸。而轰炸的第一波高潮发生在1944年10月间，为策应菲律宾战役所爆发之“台湾冲航空战”的一部分。接下来第二波是1945年1月间为支援吕宋岛登陆战所进行的轰炸。
这两波轰炸是由美国海军38特遣舰队的舰载机，与驻扎中国成都的美军20航空队负责，使用的是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这种轰炸机载弹量极大，所幸从1945年1月31日后，美军20航空队转移到马里亚纳群岛的空军基地负责轰炸日本本土。轰炸台湾的任务转而由美军第5航空队从菲律宾利用B－24、B－25发动攻击。
总结盟军在二战期间，对台湾所发动了15,908架次的轰炸，共投了炸弹84,756颗、烧夷弹35,463颗，投弹总数为120,219颗，总重量为20,242公吨。张建俅在文中谈到：
这个数字若与中国在中日战争期间所受的空袭相比，投弹数量是其二分之一弱，但投弹总重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般来说由于盟军特别是美军轰炸机的载弹量远远超过日军所拥有的各式轰炸机，因此盟军可以四分之一日军空袭中国飞机的数量，投掷吨位较重的炸弹；若再考虑炸弹的性能，主要攻击时间的长短，攻击目标的多寡、面积的大小等等因素，台湾所遭受攻击的强度，不但绝对超过中国任何一省，就是与整个中国曾经遭受的空袭相比，相信亦不遑多让。
而整个二战空中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在人员方面，台湾总督府公布的官方资料为6,100人死亡、435人失踪、重伤3,902人、轻伤5,335人。而张建俅在《二次大战台湾遭受战害之研究》文中，根据战后的田野访谈，推测总督府的伤亡数字统计，应该比真实的伤亡要低。总督府统计全台因轰炸而全毁的房屋有29,191栋，半毁的有17,127栋，合计46,318栋。工厂被炸毁202座。而在电力、供水、电信、交通方面也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二次大战台湾遭受战害之研究》一文也搜集了很多当事人口述空袭后的惨状。例如文中提到作家东方白的父亲向他讲述“台北大空袭”后的惨况：
我一世人不曾看过彼倪多的死人，彼一日由蓬莱国民学校对面彼间葬仪馆经过，看著彼亭仔脚，一具复一具，叠到满满满，拢是临时用甘蔗蒲板储的，汤流到土角一四界，十坎店外就鼻著味，鼻若没掩咧，没法度通由彼面前的大路经过。
因此空中轰炸成为了当时台湾人对二战印象最深刻的切身感受。张建俅在文中提到：
吴新荣回忆到战争末期人们一听到汽车声便以为是敌机的声音，慌忙走避。这种对空袭的恐惧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经验，而恐惧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空袭所造成对每个个体可能伤亡的威胁。
这种威胁不只是来自街谈巷议，绝大部分当时的人都有目睹空袭的经验，许多人更曾亲身遭受攻击，或者目击轰炸过后尸横遍地甚至尸块高挂电线的惨状。而空袭的威胁甚至还曾经成为提亲的借口。
台北大空袭
1945年5月31日，驻菲律宾苏比克湾的美国第5航空队派出4支航空大队共117架B-24轰炸机进行空袭任务；以3架B-24为一编组，于当天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对台北实施无间断轰炸。
美军在台北空袭的作战目标，是针对旧台北城区（今台北市忠孝西路、中华路、爱国西路、中山南路围成的矩形区域）、城外的台湾步兵第一联队、山炮兵第48联队（两单位驻地均位于今中正纪念堂所在地）等军事单位，以及包含台湾总督府（今总统府）在内，位于荣町、京町、文武町、书院町、明石町、旭町等地的主要总督府所辖官署建物等地。根据统计，当天台北市共遭受了多达3,800枚各式炸弹的轰炸。
虽然美军事先使用空照标明预定轰炸的政府机关、军事机构等地，但仍造成三千馀名台北居民当场死亡，伤者及无家可归者更达数万人以上，当时台北城内许多建筑设施毁坏，整体损失惨重。
大稻埕
做为台北三市街之一的大稻埕，繁华程度不亚于城内，河港运输的机能在1860年开港通商后渐渐取代艋舺，且街区的南侧及东侧都有铁路经过，北边也有联络三重、芦洲的台北桥，此商业及交通机能完备的区域在1945年就成为盟军无差别轰炸的地区之一。在这之前，总督府其实也预料到盟军随时会对台北三市街及已有一定居住人口的城南地区展开空袭，因此开始举办防空演习、针对建筑物做防空伪装、兴建高射炮基地，甚至拆除民房以规划疏开空地带以防止建筑一路延烧，有点类似今日防火巷的概念。总督府也在大稻埕南方建立起防空蓄水池（今建成圆环），以备不时之需，如今到建成圆环时会觉得比其他地方宽阔许多，也是因为规划疏开空地带所造成的结果，大稻埕境内主要的疏开空地带还有今南京西路及归绥街到郑州路之间的重庆北路，现今南京西路及延平北路交叉口附近的太和堂药房也因为1945年的第二次疏开空地带规划而遭拆除，战后才重建。而防空空地到了现在大部分变成了公园，如大稻埕公园、归绥戏曲公园、朝阳茶叶公园等都是，如今公园变成运动及泡茶聊天的场所，又有谁会记得此地与战争，与空袭息息相关呢？总督府看似做了万全准备，但炸弹会落在哪里谁都不知道，尤其是在后期的无差别轰炸，美军沿著日新国民学校（今日新国小）、蓬莱国民学校（今蓬莱国小)再到天主堂（今台北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一路轰炸，造成不小死伤，天主堂半毁，蓬莱国民学校受创严重，日新国民学校建筑也有部分损坏。
我们可以发现大稻埕遭受空袭的建筑物外观都有一个共通点：砖红色，一般而言，从轰炸机的视角来看，红色就成为明显的目标物，很可能成为轰炸的目标，但美军真的会选择人潮聚集的学校、宗教场所进行轰炸吗？我想是不太可能。就算是“无差别轰炸”，美军也在调查所做的地图上标明学校及市场等平民聚集的地方，证明美军知道那是万万不可炸到的区域，否则会有触犯战争罪的疑虑，但为何还是波及到了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被轰炸的这些地点旁都有重要的政府机构及产业设施，例如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的北方刚好就是台北北警察署，而日新国民学校及双连国民学校中间有个酱油会社，不禁怀疑是否台北北警察署及酱油会社才是美军原本的空袭目标，学校及教堂只是受到波及或是风向突然改变造成的飘移，甚至是飞行员的误判，所造成的无辜死伤。
铁道设施
铁道作为日治时期全岛交通运输的命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就成为盟军空袭的对象，而堪称台北门户的台北车站，与周边的铁道部及以货运为主力桦山车站成为台北交通设施的指挥中心及运输中心，因此在美军空袭之前总督府就特别留意这块地方，除了在1943年于铁道部园区内建立防空洞兼当作战时指挥中心，除了可以保全职员，或许也有部分附近居民的性命，也可在预想中厅舍受到空袭破坏或是人员因躲避空袭无法在厅舍办公等情况下，仍可以维持全岛铁路相关运作及一般行政工作，而铁道部信好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袭当中几乎未受损坏，防空洞还可在国民政府来台之后继续使用，只是抵御的对象从美军变成了共军，而防空洞本身也有所增建，形成特殊的山形结构。但附近的台北车站就没那么好运，在空袭中遭到破坏，从美军于1945年6月17日，相当于台北大空袭后半个月所拍摄的空照图可以看见台北车站的东侧遭到明显的破坏，已经呈现焦黑一片的状态，附近的台北铁道饭店也遭受波及。但可惜的是现今的台北车站已经是战后兴建的第四代车站，空袭当时的第三代已不存，因此无法在建筑上或周边找到空袭的战争痕迹。 而由台北车站再往东走就可以到达桦山货运站，这个车站在日治时期淡水线的大稻埕车站于1937年废止后，桦山货运站一直到战后都肩负著大稻埕货物的输送工作，此繁盛的货运站当然也有被美军空袭的可能性，因此总督府在车站两旁各兴建一座防空洞，让在桦山站工作的职员与附近居民得以躲避空袭，而在1945年5月31日的空袭当中桦山站也有受到破坏，而防空洞或许是因为有多加了隐蔽设施，在美军的空照图上无法知道受损情况，但它可以留到今日被发现，可见应没有太大的损坏。值得一提的是访问防空洞周遭居民的时候，她给了一个有趣的答案：那个是墓。这或许代表台北大空袭的记忆以被消除得十分干净，才让周遭居民把这个水泥建筑当成某位先人的墓，又或是因为附近是军法处的旧址；或许是其造成的肃杀气氛，甚至是掩盖日治时期历史所说的谎言，在那个几乎没有人敢有自己意见的年代，这段空袭历史就被消失掉了。还有一个可能是那地方真的有尸体存在，不论是空袭的牺牲者还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但我们却只能做这些推测，并不能真正了解到底那位妇人所说的墓代表的是什么……
城内
城内由于政府机关多设立于此，因此算是美军的主要空袭范围，作为殖民统治中心的总督府也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袭中遭到严重破坏，可以从美军空照图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总督府旁边出现了一座“假的总督府”，它是在1934年落成的法院，从上空看与总督府极为相似。而真正的总督府在1945年遭受台北大空袭的轰炸，（向总督府方向看的）左侧遭受严重破坏，坍塌并且引发火灾，要到1948年才修复完成。而位在总督府正前方的长官官邸及度量衡所遭受波及，建物几乎一夕消失。总督府后方的总督府图书馆及电力株式会社也被空袭袭击，屋顶都被炸毁，可以很轻易的看见内部结构。城内地区由于有众多重要设施，引此受灾程度应该最为惨烈，因此无法一一枚举。不过有一真一假两个总督府的情况真的很特别，可见日本殖民政府为了要保护总督府这个统治台湾象征及实质的行政中心，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出了此鱼目混珠的方法，在后世看来也颇有趣，虽然在背后所代表的是无情的战争。
艋舺
跟大稻埕、城内同为台北三市街，汉人人口密集的艋舺难免遭受空袭的威胁及波及，连重要的信仰中心龙山寺也不能幸免于难，正殿被炸毁，在战后才重建，所以进到龙山寺里面就会发现正殿相较于其他建筑来的新颖许多，正是受到空袭破坏的影响。不过也有些艋舺在地居民认为是观音菩萨保护了他们，祂自己承受了炸弹，这就跟许多地方流传的“妈祖接炸弹”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台湾人在面对战争及死亡的威胁下，转而依靠信仰来安慰自己、安慰人心的现象。在远离龙山寺、青山宫所构成的艋舺核心区域后，有一间最近改造成星巴克的艋舺林宅，有三层楼，再加上顶楼的闽南式祠堂，外观有许多洗石子装饰，在当时可说是一间大豪宅。 由这栋别具心裁的美丽宅邸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日治末期，受到战争政策、空袭的影响所留下来的痕迹，例如在林宅的后院就有一个地窖，这不仅可以当作居家、营业上当作仓库使用，还可以在面临空袭时充当防空洞，毕竟林宅外墙是砖红色所以特别明显，再来它也是属于附近高度较高的建筑物，被空袭轰炸的风险相对提高，因此这样的设置可说是一举两得。另外还可以观察到窗户上都有一截一截的铁棍，旁边则有木制栏杆，这是因应太平洋战争告急所做的金属回收政策导致，似乎林家人在政策逼迫下或自愿拆下了家里的铁栏杆，交给国家使用了，日后才用木制栏杆代替，这反映了台湾人在这场一心同体的大战中，连家中可能作为防盗的物品都捐了出去，表现其身为皇民的义务。
中仑
中仑这个地名想必大家都很陌生，甚至连一个纯正天龙人可能都不知道它究竟指的是哪里，其实离东区十分的近，大概是今日敦化北路、长春路、复兴北路及八德路所围起来的区域，地名也流传至今，附近有中仑市场、大润发中仑店、台北市立图书馆中仑分馆等用旧地名命名的店家及场所，而在中仑庄的隔壁则有朱厝仑庄。中仑或者说整个现在所称的东区都算是较晚有显著发展的地方，在清代及日治时期都是农业地带，水圳、埤塘广布，可说是台北地区的粮仓，守护土地、农田的土地公就成了普遍的信仰，因此可见到几间古老的土地公庙，如中仑福成宫。几乎都是农田的地区究竟跟空袭跟战争有什么关系呢？美军应该不会选择去空袭农田吧？ 或许在日治时期后期就有一个动机让美军空袭此地，那就是总督府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粮仓，在战后被称为“一号粮仓”，粮食是民生必需品，储存粮食的粮仓就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而美国当然也了解这一点，摧毁粮仓势必会对台湾岛上人民及总督府产生威胁，粮食少了几吨，就会有许多人不能温饱，且这时候的粮食是配给制，更显珍贵，况且台湾的粮食有部分是提供给日本本土食用，如果影响到大日本帝国的粮食供给绝对是个大问题，对美军而言则是个大好机会。就选择了某日（或许是台北大空袭当天）对位在中仑的粮仓进行机枪扫射，应该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不过在外墙及铁门上均留下了扫射的痕迹，可说是千疮百孔，连厚重的铁门也被打出了一个个小洞。这些战争所带来的伤害十分幸运，没有被涂去，让后世的人还可以借由这些弹痕了解台湾所经历的战争年代，但又有多少人会记得呢？多少人知道台湾曾经遭受频繁的空袭及机枪扫射呢？
境外之地—淡水街
位在淡水河出海口的淡水在清代时候就遭受到中法战争的威胁，因此自清代是个战略重地，并且曾修筑沪尾炮台，到了日治时期末期，面对太平洋战争日益紧张的态势，日军也在美军战斗机常会出没的淡水，也有一说美军战斗机是沿著淡水河进入台北市区，淡水再一次变成了战略上的据点，总督府本来就有在淡水兴建水上机场，负责往来南洋的航班，到了日治末期，移交给军方使用，成为台北外围最重要的军用机场。而美军似乎也有派战斗机扫射淡水沿岸，让在地居民留下了这类的战争记忆及传说故事，一位中年大叔偶然间提到：
在日治时期末期，当地居民因为害怕空袭所以开始准备逃难，在排成一列的逃难人潮前面引领的是道教的黑令旗及清水祖师、苏府王爷等神像，乩身也向群众表明降驾神明的意思：跟著我走就对了，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因此就形成了黑令旗及神明开路、带路，一群在地居民跟随在后的情景，据说绵延好几公里。这时美军的飞行员也看到了这宛如一条黑龙的奇异景象，本想用机关枪扫射，但降低高度一看却是一群虔诚的老百姓，也就没有对他们开枪，转而前往他处了。
这则故事虽然可信度令人怀疑，但却真真切切表达了台湾人对于战争、空袭的恐惧及信仰的力量再次于危难时刻发挥出来，成为人们心中无可取代的依赖对象。而这位中年大叔也才五十几岁，并不是经历空袭的那个年代，但却能完整的说出这整个故事，可能是在地耆老的述说使之流传，而经过这位中年大叔的述说，把淡水人甚至台湾人的战争记忆交到了我这年轻一辈的手上，或许只能靠这种传承来让台湾人保有一点战争记忆，这是相当可惜却也相当可贵的地方。而我的文章又在一次把这记忆传播出去，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担负这个历史传承的重任。
境外之地—三重埔
三重位于台北市的边缘，只隔了一条淡水河，又跟对岸的大稻埕相比来的空旷许多，因此就变成日军守卫台北市的一个重要据点，便建立起高射炮基地，用来歼灭从淡水河口飞进来的美国战斗机、轰炸机，而有没有发挥效用我们并不知道。但遗址却保留下来了，在战后改建成三重空军一村，变成一个眷村的样貌，实在很难让人联想到这里原来是高射炮基地，台湾人的战争记忆也就在这波改建中消失殆尽，不过幸好还是有些人记得，标明这里曾是高射炮基地，不然的话恐怕真的很多人甚至连我自己都不会知道，而且战争的痕迹、记忆因为眷村的兴建而被消失，但眷村的建物及记忆又能称多久呢？难免不会成为时代潮流中的牺牲者，毕竟战争的年代已经过去，满是眷村的时代也离现在有段距离了，到底又留下些什么呢？其实留下的很多，只是不在乎的话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影响
在这波以台湾各地飞行场与大型航空基地的空袭轰炸，促成政府在1944年11月首次指定台北市防空空地、防空空地带，这次共指定6处防空空地与6处防空空地带共拆除351间房屋、拆除面积达3万9285平方公尺。1945年4月指定了20处防空空地带，拆除房屋2748间、拆除面积达66万9007平方公尺。其中46.3%属于日产、40.2%私产，其他为国库或市有地。
台北市政府在战后原则保留这些空地，之后有的转化为道路，或变成公园，成为台北市都市发展中，受到战争防空思维所影响下的城市烙印。
今天的金山南路，并不存在于1932年的台北市区扩大计画，却因空地带的划设，在1950年代的都市计划中成为计划道路；今天的师大路也是，若非“疏开空地带”的开辟，当时应无道路之计划，特别是狭长形的师大公园，就是最初“疏开空地带”所造成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