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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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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1830年—1902年),清道光十年,湖南省宝庆府新宁县出生,岘庄,廪生出身。

生平简介

太平天国之乱时崭露头角,成为当日急速冒升的汉族封疆大吏之一,及后在曾国藩左宗棠等去世后,和张之洞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主导者,并在其后的甲午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乱、清末新政等,晚清历史事件上均发挥著重要角色。

认为社会之富强源于典章制度的优良

咸丰五年,刘坤一在乡开办团练,随后加入湘军。后来太平天国军队攻入湖南长沙,湘军从清廷命前往围剿,刘坤一也是当时将领之一。湖南既安,刘坤一便跟随刘长佑的军队赶赴江西,援助清军,参加袁州、临江、吉安诸役。 咸丰九年,天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二十万大军,再次由江西入湖南,准备攻下长沙。刘坤一奉命率军援助永州、宝庆守军,击退敌军之后,一直追人广西境内。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履立战功,刘坤一的品级迅速得到提升。 治元年任广西布政使,同治二年六月晋升为江西巡抚,任内作风保守,认为社会之富强源于典章制度的优良,抄袭西方技术不如“自力更生”,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不予认同,这种思想可反映在他的讲话之中:

“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欲挽末流,徒废心力。国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规,因其旧而新之,循其名而实之,正不必求之高远,侈言更张。大乱既平,人心将静,有志上理者,其在斯时乎!”

平定“斋教”

天平均馀部与捻军重新整编之后,再次在中原大地掀起战火。刘坤一又一次领兵出征,围剿捻军,平定“斋教”,时候因功升两广总督,后调任两江总督,兼两洋通商大臣。 从这时期开始,由于因为官职调升的关系,开始接触及认识西方事务(两江及两广总督驻地分别是和洋人商务往还较多的江宁及广州,相反江西只是一个内陆省份),并对洋务作有限度支持。在署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任内期间整顿治安,主力清剿哥老会及海盗;又在任两广总督时认为赌风不良而禁赌;在任两江总督时沿袭他在任江西巡抚的整顿财政政策,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将地方乡勇数裁减四分之一,又减免捐助陕西的军饷、并查办招商局贪污。推动洋务方面,在任职两江总督期间发展海运、支持江南制造局造舰及提议各兵工厂生产专门化。然而,他又反对采煤及发展铁路,其中反对发展铁路的原因是担心铁路会令挑夫和大运河的船家失业。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在1890年开始,他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又受命帮办海军军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刘坤一是坚决的主战派,支持对日作战,并且任湘军统帅,带领湘军出关与日作战。甲午战争开始之时,淮军节节败退,尽管刘坤一率湘军出征,但是因为议和停战令下,最终没有进行反攻。 对于中日议和,刘坤一极其不满,特别是在看到《马关条约》的内容之后。后来台湾坚持对日作战,刘坤一多次与张之洞一起,支持台湾抗战义军。 刘坤一在此时期对洋务的态度比之前更为积极,包括推动现代化政策如推动江南制造局自行练钢、提议在湖南开采煤矿及自行兴办铁路,在1895年与张之洞联名上奏倡议包括军队、经济及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又参与组织如在1895年加入主张变法的强学会,并捐助五千两白银。除了推动洋务外,他继续以往传统变法式的整顿吏治及治安的政策,包括保荐亲民的知府知县8人及办理团练,在1892年肃清两江境内的哥老会。

维新变法

在1898年维新变法时,刘坤一表示反对,后来变法失利,同样也反对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帝一事。 在1900年义和团乱时主张严厉镇压并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倡导组织了东南互保,保障了东南各省免受团乱为祸。 其后在1901年又与张之洞联名上《江楚三折》,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以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局面,开启了清廷晚清改革的先声,然而,在改革开始不久,刘坤一却在1902年去世,追封一等男爵,赠太傅,谥忠诚。

刘坤一晚年做了哪两件大事

“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

  一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皇帝嗣子(大阿哥),由此朝野汹汹,纷纷认为将废光绪而让溥儁即位,刘坤一致书大学士荣禄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这个话他是要通过慈禧的红人荣禄传到慈禧本人的耳中。刘坤一的这番明确表态,不仅仅代表他本人,也代表其他一些开明的封疆大吏。由此,废立之事罢了。   

“庚子事变”后首倡“东南互保”

二是“庚子事变”后首倡“东南互保”,为中华保住了南方。庚子事变是地处中枢的一些颟顸大臣如端郡王载漪、溥儁的老师徐桐刚毅等人排斥开明派,利用慈禧太后的私心造成的大祸。

当慈禧对列国开战后,下旨要求各督抚一并向各国开战。刘坤一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倡议东南互保,称圣旨是拳民胁持下的“矫诏”。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东南互保,但亦支持东南互保。在刘坤一授意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馀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保护东南章程九款”。1900年7月14日,闽浙总督许应骙与各国签订《福建互保协定》。[1]

新宁刘坤一坟墓

  刘华轩墓建于1918年,位于紫霞宫左上方200米处,现重新补修的刘华轩墓占地150平方米,双重墓台,第一重周围设石雕镇墓兽和武士俑多具。第二重前后竖碑,其后座为方形台柱主碑,顶为精雕四面兽额,主体四面镶镌碑铭,前设镶花供桌神台。墓地周围重峦叠障,巨石耸立,风景异常优美。

清末名士张謇在刘坤一去世,写给他的挽联

上联:吕端大事不糊涂,东南半壁,五年之间,太保幸在。

下联:诸葛一生唯谨慎,咸同两朝,众贤之后,新宁有光。 [2]

张之洞与刘坤一

刘坤一身居两江总督要职,是武功和文治都说得出招数的人。当初他参加剿灭太平天国,成为中兴的勋臣。在督理两江时,政绩也还不俗。因此其位置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之上。甲午战争时,刘坤一领兵北上,出战辽东,两江总督由张之洞暂时署理。刘回任南京后,张也回任武昌。但由于这样一折腾,倒密切了两江与湖广的联系,也搭建了刘与张的私谊。一段时间,武汉与南京、上海的商务、工业、军事、人才交流颇多。湖北建新军,就是张之洞从南京带回一个护军营开始的。张之洞的一批纺织机械在武昌难以再建厂,也是卖给了南通张謇。上海的强学会,张之洞也积极介入。

刘、张之间沟通也日益密切。有一次,刘坤一被参。清廷让张之洞调查,张予以保护。另一次,张之洞被参,刘坤一负责核实,刘也帮张解脱。在义和团事件时,刘、张为主轴,策动了十几省的东南互保。以后实行预备立案,开展新政时,刘、张二人又联袂上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对新政实施,对长江流域政局影响巨大。张之洞晚年政绩与刘坤一紧紧相联,而且其声名越来越驾而上之,成为“新政”主角。[3]

两江总督的顶戴与脑袋刘坤一愤然抗旨

晚清拾遗录(三十六):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是清廷正式对联军“宣战”的第二天。以盛怀宣为首的一群红顶买办,集合在盛宅的客厅内,清朝历史上石破天惊的“东南互保”悄然上演。这场决定半壁江山命运的筹划,东南督抚中最具权柄的三巨头李鸿章、刘坤一以及张之洞三人,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两广总督李鸿章都派来了私人代表,他们是能够代表李鸿章的盛怀宣,以及代表刘坤一的张謇。张謇在甲午年殿试夺魁,堪称“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凯歌荣旋,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但是随著老师翁同龢被革职,本应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张謇开始认清,顶戴在晚清宦海是不可靠的,庙堂之上的风向难以捉摸,只有银子才有沉甸甸的踏实感。

其后,张謇转投入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帐下,开始了实业兴产之路。随著庚子之乱在北方愈演愈烈,一句话“谁砸了他的生意,谁就是他的敌人”,事业蒸蒸日上的张謇自然不答应。在盛怀宣家的客厅里慷慨激昂筹备东南互保,叫板中枢义愤填膺,张謇是有充分理由的,之前为了游说南方各省官员,他已奔波数日,最主要的成果是获得了刘坤一的首肯。而且,张謇足够了解他所托庇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位夹杂著文人、官吏以及武夫脸谱的晚清三朝老臣,被称为“唯一有气节和道德勇气的最后一位文人士大夫”。

晚清朝野上下对刘坤一亦多有赞美之词,其中“孤高自清”绝对不算过分。在只知道“多磕头、少说话”的晚清宦海,刘坤一不愧是一个有主见和胆量的名臣。戊戌变法早期,尽管光绪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已经明确支持变法,刘坤一仍然不惜以下犯上,坚决反对康有为等人筹备变法。这一举动无疑于往枪口上撞,这位在宦海举足轻重的两江总督,甚至连谋反的实力都具备,却如此没有“眼力见”,光绪痛斥他的数封“上谕”迅速传遍内外,文武百官都认为这位总督大人的顶戴甚至是脑袋,都有可能不保。 然而没过几个月,维新变法被慈禧太后紧急踩了刹车,光绪还没得来及给刘坤一“应有的惩罚”,自己反而被囚瀛台,慈禧太后重新执缰大清。这时群臣好像又发现“姜还是老的辣”,刘坤一是更早地押宝成功,只需要等待厚赏即可,没想到群臣再次猜错了。刘坤一又给慈禧上了一份奏折,其中“若废立之事,则两江士民,必起义愤”以及“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刘坤一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光绪想变法没有错,自己反对的是康有为等人的步子迈得太大,摆明了是触摸慈禧的逆鳞,拿两江总督的顶戴以及自己的脑袋不当回事。慈禧的恼火可想而知,迫于李鸿章与张之洞等人的压力才没有动手,她也深知刘坤一“坚毅之操,老练之识,不愧古大臣之风”,所以才有“夙为太后倚信”。

作为晚清历经三朝的老臣,刘坤一对于太后的手腕与魄力也再清楚不过,所以当张謇登门为“东南互保”之事征求其意见,刘坤一犹豫不决,更因为他的手里还有慈禧太后发来的一封电报,关于其不愿北上勤王,复电中有一句“南北相倚,不可歧贰”,这是在敲打和警告他不可有二心。刘坤一也一直在反思自己的忠与叛,最终他向张謇表示了他的支持态度,至于慈禧太后的警告,他对张謇指著自己的脑袋说:“我这颗头姓刘!”这位愤然抗旨的两江总督,关于自己的脑袋和顶戴,说出这一句在晚清宦海大逆不道的话,从“磕头如捣蒜”中的自我觉醒,绝对比李鸿章的“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更酣畅淋漓,这种风骨与格局,足以令晚清宦海为之汗颜。 参考资料:《庚子拳变始末记》、《景善日记》[4]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