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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菜油灯下》是中国当代作家郭沫若写的文章。

作品欣赏

考虑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那简练、有力、极尽了曲折变化之能事的文体,我感觉着鲁迅有点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但鲁迅的革命精神,他对于民族的贡献和今后的影响,似乎是过之而无不及。

鲁迅生长在民族最苦厄的时代,他吐出了民族在受着极端压抑下的沉痛的呼声。内在的重重陈腐,外来的不断侵凌,毫不容情地压抑着我们,有时几乎快要使我们窒气。但我们就在那样的态度之下,顷刻也不曾停止过反抗的呼声。这呼声像在千岩万壑中冲迸着的流泉,蜿蜒,洄冱,激荡,停蓄,有时在深处潜行,有时忽然暴怒成银河倒泻的瀑布。

这呼声,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通被录音下来了,便在鲁迅的全部著述里面。

民族的境遇根本不平,代表民族呼声的文字自然不能求其平畅。

民族的境遇根本暗淡,反映民族生活的文字自然不能求其鲜丽。

汪洋万顷的感觉,惠风和畅的感觉,在鲁迅的文字中罕有。这与其说是鲁迅的性格使然,宁是时代的性格使然。

许多对于鲁迅的恶评:“褊狭”,“偏私”,“刻薄”,“世故”……事实上,都是有意无意的诬蔑。

我不曾和鲁迅见过面,他的生活、性情、思想,不曾有过直接的接触。——这在我是莫大的遗憾。

但以鲁迅的学识、经验、名望,假如他真是“世故”,或多少“世故”得一点,他决不会那样疾恶如仇,尽力以他的标枪匕首向社会恶魔投掷。

假如要代表社会恶魔来说话,那鲁迅诚不免是“褊狭”,“偏私”,“刻薄”。这在鲁迅正是光荣。

我曾经对于骂鲁迅的人,替鲁迅说过这样的几句话:

“同一样是骂人,而鲁迅之所以受青年爱戴者,是因为他所骂的对象,既成的社会恶魔,为无染的青年所未具有。鲁迅之骂是出于爱,他是爱后一代人,怕他们沾染了积习,故不惜呕尽心血,替青年们作指路的工夫,说这儿有条蛇,那儿有只虎,这儿有个坎,那儿有个坎,然而也并不是叫他们一味回避,而是鼓励他们把那蛇虎驱掉,把那坎陷填平。”

这几句话,我不敢说果能道着鲁迅的心事,但在我是毫无溢美、毫无阿好的直感。

鲁迅在时,使一部分人“有所恃而不恐”,使另一部分人“有所惮而不为”的,现在鲁迅已经离开我们四年了。

蛇虎呢?依然出没。坎陷呢?依然纵横。

剩给我们的是:加紧驱逐和填平的工作。

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

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1940年6月[1]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本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学。191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1919年,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同年,创作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槃》等。1921年8月,诗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历史剧《卓文君》、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完成论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1938年4月,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1年12月,写成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1943年,完成历史剧《南冠草》。1944年写《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0月19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3年,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59年,完成历史剧《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历史剧《武则天》;同年,当选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1973年,论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当选第四届文联主席;6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