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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是俄罗斯帝国與清朝政府於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签订的条约，中俄文共19頁。條約原存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現典藏於臺北市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保存。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因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清朝贖回遼東半島，联俄抵禦日本勢力成為清朝外交政策之一。1896年5月初，清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赴圣彼得堡，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沙俄以中俄共同防日为名，利诱贿赂李鸿章与其财政大臣謝爾蓋·維特、外交大臣羅拔諾甫秘密谈判，并于6月3日签订此约。
内容
條約共6款，主要内容是：
- 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國、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
- 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得与敌方签订和约；
- 战争期间，中國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
- 为使俄国便于运输军队，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1]至海参崴。铁路的修筑和经营，交华俄道胜银行承办；
- 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皆可在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
- 本约自铁路合同批准之日起，有效期15年，期满前双方可商议是否续约。
从此，中国东北地区逐渐变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但由於《馬關條約》後，朝鮮半島已成為日本勢力範圍，日俄雙方勢力在滿州地方產生衝突，1904年在中國東北爆發日俄戰爭。
条约原文
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俄历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 大清国大皇帝陛下暨大俄国大皇帝陛下，因欲保守东方现在和局，不使日后别国再有侵占亚洲大地之事，决计订立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是以大清国大皇帝特派大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大俄国大皇帝特派大俄国钦差全权大臣外部尚书内阁大臣上议院大臣实任枢密院大臣王爵罗拔诺甫，大俄国钦差全权大臣户部尚书内阁大臣枢密院大臣微德为全权大臣，即将全权文凭互换校阅，均属如式，立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 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款 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
第三款 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第四款 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第五款 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第六款 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由两国再行商办展限。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专条 两国全权大臣议定，本日中、俄两国所订之约，应借汉文、法文约本两分，画押盖印为凭。所有汉文、法文校对无讹，遇有讲论，以法文为证。 大俄国钦差全权大臣外部尚书内阁大臣上议院大臣实任枢密院大臣王爵罗拔诺甫， 大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 大俄国钦差全权大臣户部尚书内阁大臣枢密院大臣微德。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订于莫斯科[2]
后续
密约签订后六天，罗拔诺甫与日方签订《罗拔诺甫-山县协议》，协定了俄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
影響
1896年6月3日，李鴻章與俄國代表分別在《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上簽字。1896年10月3日，李鴻章游歐歸來，頗為自負地告訴曾任駐日參贊的黃遵憲：「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 」其實，這個條約雖名為中俄兩國互相援助，但兩國權責並不對等，俄國在戰時、平時都可以利用中國的土地、物資、港口等資源為己所用；而中國只有在戰時且俄國履行條約的情況下，方有資格享受某些利益。
誰料到，俄國不僅占了便宜，還要趁火打劫。 1897年11月，兩名德國天主教徒在山東被殺，德國藉機入侵垂涎已久的膠州灣。俄國借《中俄密約》乘機揩油，以協助中國為名，派出軍艦占據旅順、大連，拒不撤走。事已至此，清廷只得「打落牙齒和血吞」，同俄國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和《續訂旅大租地條約》，承認了既成事實。
但令俄國人想不到的是，他們這一做法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從當時的國際形勢看，中俄結盟，對俄而言也是好事，符合俄的長遠利益。因為當時英國正在扶持日本，目的就是遏止俄國。作為反制，中俄結盟對俄而言是必然的戰略選擇。
但俄國的背信棄義，不僅損害了中國利益，也損害了俄國自身的利益。俄軍的入侵令中國人、尤其是李鴻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賣、被愚弄的痛苦和憤怒。經此創痛後，中國的外交再度由「有聯有拒」往回收縮，甚至到了「一體仇外」的程度，終於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尤其是在隨後的日俄戰爭中，儘管清政府宣布中立，但無論朝野都一邊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邊，有不少中國人甚至與日軍並肩作戰，一次次地為日軍的勝利而歡呼雀躍、大唱頌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