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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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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是明永樂年間由明成祖朱棣先後命解縉、姚廣孝等主持編纂的一部集中國古代典籍於大成的類書。初名《文獻大成》，後明成祖親自撰寫序言並賜名《永樂大典》。全書22,877卷（目錄60卷，共計22937卷），11095冊， [1] 約3.7億字，匯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

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決心修一部巨著彰顯國威，造福萬代。宗旨是「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最初令解縉主持編纂（規模147人），一年後修成《文獻大成》，但朱棣親閱後甚為不滿，欽點姚廣孝擔任監修 ，同時編纂隊伍擴大到了2196人（累計達3000多人），於永樂五年（1407年）定稿， 朱棣親自作序並賜名《永樂大典》。全書於永樂六年（1408年）才抄寫完畢。

《永樂大典》正本尚未確定是否存在永陵，但大典副本卻慘遭浩劫，大多毀於火災和戰亂，也有相當一部分被後人以修書之名竊走，現今僅存800餘卷且散落於世界。

《永樂大典》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陰陽醫術，占卜，釋藏道經，戲劇，工藝，農藝涵蓋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知識財富。《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百科全書」條目中稱中國明代類書《永樂大典》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

歷史沿革

永樂修訂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類書，商議「編輯經史百家之言為《類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後，為整理知識，令解縉等人修書。編撰宗旨：「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過程召集147人，首次成書於永樂二年（1404年），初名《文獻大成》；明成祖過目後認為「所纂尚多未備」，不甚滿意。

永樂三年（1405年），朱棣再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解縉、禮部尚書鄭賜監修以及劉季篪等人重修，動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編寫。組織設監修、總裁、副總裁、都總裁等職，負責各方面工作。蔣用文、趙同友各為正副總裁，陳濟為都總裁 [2] ，參用南京文淵閣的全部藏書。

永樂五年（1407年）定稿進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滿意，親自為序，並命名為《永樂大典》，清抄至永樂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書。據《進永樂大典表》稱，全書繕寫成22,877卷，目錄60卷，成書11,095冊。《永樂大典》完成後，明廷又在各地徵召了大批繕書人進行描欄、清抄、繪圖和圈點工作，由於人員數量過多，已經無法統計了。

《永樂大典》在永樂年間纂修完成後，只抄錄了一部，叫做「永樂正本」；到嘉靖朝，怕大典有損，又重錄了一部，稱為「嘉靖副本」。因為兩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宮中，沒有刊印，流傳稀少，在朝代更迭、內憂外患中被偷盜、搶掠、焚燒，「正本」消失了，「副本」也只剩下400餘冊。

《永樂大典》從編纂到毀滅的600年間，留下了許多傳奇故事和千古之謎。《永樂大典》纂成後，被放置在南京文淵閣的東閣。

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選了一部分藏書帶到新都，《永樂大典》在正統年間正式被放置在文樓中。永樂和萬曆年間，雖然都曾有人提議過刊刻，都因「工費浩繁」未能實現。

正統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淵閣大火，《永樂大典》所據原稿付之一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宮中失火，奉天門及三大殿均被焚毀，收藏在南京文淵閣的《永樂大典》正本差點毀於大火。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張居正等人負責重錄《永樂大典》的工作。吏部和禮部主持了「糊名考試」，選撥出109位善書人。內府調撥了畫匠、砑光匠、紙匠等。惜薪司、光祿寺和翰林院也分別負責木炭、酒飯和「月米」的供應。重錄工作正式開始了。

隆慶初年告成，原本歸還南京。 [5] 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

這套書到乾隆年間存有8,000冊，因此有人懷疑當時並未抄完。對於原書的去向一直是一個不解之謎，歷史學界有多種猜測。顧炎武《日知錄》斷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個猜測是，原書已給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駕崩後沒有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 [7] 當時抄本正在進行中，有人認為是在等抄寫工作結束。而最後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冊，讓人懷疑可能是急於下葬而沒有抄完。

清代輯佚

《永樂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 全祖望和李紱都是清代的大學者。雍正年間開三禮館，全、李二人供職翰林院，得以接觸《永樂大典》。他們在《永樂大典》中看到許多世上未見之書，驚呼為「宇宙之鴻寶」。兩人一商量，覺得應該先把想見而不可得的書籍輯錄出來。全祖望寫了《抄永樂大典記》，認為最需要輯錄的有五類書，就是經、史、志乘、氏族、藝文。從此，兩人每天看20卷，把想輯錄的書名簽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寫。就這樣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義》、高氏《春秋義宗》等十多種書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樂大典》兩個人怎麼能看過一遍呢。長期的輯佚工作讓兩人感到身心疲憊。第二年全祖望罷官回鄉，輯佚工作只好作罷。但全、李二人的輯佚成果卻引起了學者們的普遍關注，為以後《四庫全書》館臣系統輯佚《永樂大典》奠定了基礎。

康熙、雍正朝曾纂修過一部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乾隆皇帝對這種類書的體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類書雖然能夠兼收並錄，極方策大觀，但「因類取裁」的方法使得人們無法看到書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來處。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叢書——《四庫全書》，以補類書的缺失。還把藏《四庫全書》的閣名用淵、源、津、溯來命名，凸顯他的這部書才真正能夠「溯其源流」。這時，安徽學政朱筠和四庫總裁于敏中都建議乾隆皇帝輯佚《永樂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視。在開四庫全書館之初，他連頒兩道聖旨，下令輯佚、匯訂《永樂大典》中的古書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清政府修《四庫全書》﹐發現《永樂大典》已遺失缺失2,422卷，約千餘冊。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大量佚書，其中有385種收入《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參加輯佚的有當時著名學者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詩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晉涵輯《舊五代史》、《九國志》，戴震輯《算經》，也各有所成。

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輯出經、史、子、集四部書共385種、4946卷。著名的有後來被列入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記載南宋初年史實的重要著作《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錄學名著《直齋書錄解題》和西晉杜預的《春秋釋例》等。至於宋元人的詩文集更達到了175種，許多失傳的重要典籍都通過這次輯佚恢復了原貌。

乾隆皇帝所以在輯佚中堅持儒家正統觀念，認為「菁華已盡，糟粕可棄」，凡佛道、戲曲、小說等概不輯錄，對於牽涉違礙的言辭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刪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鄧御夫的《農曆》200卷詳細程度超過《齊民要術》，還有些軍事方面的發明為怕洋人學去，也都丟掉，不加採錄。甚至已經輯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晉史揮塵》等，或簽出的典籍《元一統志》等重要的方志類書籍，都棄置不顧。 四庫館對《永樂大典》進行系統輯佚後，嘉慶間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統志》時都曾用過《大典》中的史料。不過貢獻最大的是徐松的輯佚工作，他輯佚的《宋會要》500卷、《宋中興禮書》、《續中興禮書》、《元河南志》等都是超過100卷的大書。以後文廷式輯錄過《元代記事》、《宋狀元及第圖》等，繆荃孫輯錄過《明瀘州志》、《明永樂順天府志》，董康輯錄過《憲台通記》。

近代外流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丟失大量《大典》。

光緒元年（1875年）修繕翰林院建築時，清查《大典》不足5,000冊，《永樂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職員監守自盜， 據說文廷式一人即曾盜走百餘冊《永樂大典》。

光緒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時僅剩800冊，現今尚存約400冊，810卷，不到原書的4%。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義和團的拳民焚毀，《永樂大典》損壞三百餘冊。

光緒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館交回《大典》330冊。 [15] 不久又遭到監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師圖書館時，僅剩64冊。

民國收集

近現代因為《永樂大典》的散失，能夠利用的只有區區400冊，但仍然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中國國家圖書館誕生之初就擔負起國家圖書館職責，保存並收集《永樂大典》等珍貴文獻。京師圖書館籌建之初，經學部提議將翰林院殘存的《永樂大典》移交京師圖書館庋藏。

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周樹人建議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請國務院，將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殘本64冊送歸教育部，其中60冊交由京師圖書館儲藏，這是國家圖書館入藏的第一批《永樂大典》。京師圖書館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後，對《永樂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遺餘力。副館長袁同禮和考訂組組長趙萬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館藏《大典》已達93冊。

特別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趙萬里在1928年到國立北平圖書館工作後，就開始了對《永樂大典》的輯錄工作，輯錄了《陳了翁年譜》，還以多年功力，從各種載籍中搜求逸佚，編纂成《校輯宋金元人詞》73卷，其中採用《永樂大典》佚文頗多。趙萬里和陳恩惠等人，在日據時期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堅持輯錄工作，他們發現《四庫全書》中的若干種《永樂大典》輯本與現存《永樂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根據當時陳恩惠建議，把《永樂大典》輯佚工作列入工作計劃中。

陳恩惠具體負責核對《四庫全書》。由趙萬里將佚文確定後，僱請兩位抄寫人員進行抄寫，輯佚工作進行了6年，輯出史部、子部、集部，特別是方志、文集等總數達213種。其中的《元一統志》、《析津志輯校》、《薛仁貴征遼事略》等後來都經過再輯得以出版。這時期的輯佚還有郭沫若的《大德南海志》、錢南揚的《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欒貴明的《四庫輯本別集拾遺》等。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華北局勢動盪不安。為防不測，國民政府下令古物南遷。

1933年5月，教育部電令北平圖書館將宋元精本、《永樂大典》、明代實錄等古籍南遷，以防不虞。接電後，北平圖書館即將《永樂大典》等善本典籍運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倉庫。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局勢進一步惡化，存放上海圖籍的安全遭到威脅。代理館長袁同禮和上海辦事處錢存訓通過駐美國使館與美國聯繫，決定將這批善本再做挑選之後運往美國寄存。選取的3，000種書中有60冊《永樂大典》。於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前運抵美國，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

1965年這批善本轉運台灣，暫存台北故宮博物院。放在上海的另外25冊《永樂大典》後來運回了北平（今北京）。

影印出版

《永樂大典》殘本約400冊散落在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個單位。從二十世紀初，就不斷被藏書家所摹寫、複製。像傅增湘、嘉業堂這些收藏過《永樂大典》的藏書家和藏書樓都曾經仿真複製過《永樂大典》。也有的圖書館將複製的《永樂大典》用來交換中國保存的《永樂大典》膠捲，可以說是費盡了心機。

1959年，北京圖書館將歷年收集到的《永樂大典》原本和膠捲提供予中華書局，與中華書局自己收集到的《永樂大典》複製品一起進行影印出版。經過多次補充出版，正式出版的《永樂大典》已達797卷，占現存總數的99%。台灣和日本也出版了影印的《永樂大典》。

2002年，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永樂大典》600年國際研討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原大仿真影印的《永樂大典》，並計劃在幾年內將世界現存的《永樂大典》全部影印完成。

名家贈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1年，當時與中國友好的蘇聯把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收藏的11冊《大典》贈還中國政府。文化部接受後即撥交北京圖書館收藏，並和北圖聯合舉辦了一次展覽，宣傳《大典》的價值及其慘遭劫掠的遭遇。展覽極大地激發了各界群眾的愛國熱情。一些愛國人士和藏書單位紛紛向國家捐獻了自己收藏的《永樂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書家周叔弢率先將家藏的一冊《永樂大典》無償捐獻給國家並致信北圖：「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天責也。」隨後趙元方也將家藏的一冊《永樂大典》捐贈出來。更令人感動的是在張元濟的倡議下，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一致通過將商務印書館所屬東方圖書館所藏21冊《永樂大典》贈送北圖。此後，北京大學、廣東文管會，以及張季薌、金梁、徐伯郊、陳李藹如等紛紛捐獻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冊《永樂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國家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總理對文物收藏極為關注，特批專款從香港藏書家陳清華手中購回一批珍貴古籍，其中就有4冊《永樂大典》。

外國歸還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之初就和當時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交涉歸還《永樂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蘇聯政府的支援。1951年，蘇聯把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收藏的11冊《大典》贈還中國政府。文化部接受後即撥交北京圖書館收藏。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因為這些《永樂大典》過去是被當作戰利品從大連的滿鐵圖書館運到蘇聯去的。如今蘇聯政府無償歸還這些珍貴文物，對百年來飽受外國侵略和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來說是一件非常振奮的事，也為國家間的平等交往樹立了典範。中國和蘇聯的各大報紙對此事進行了大量報道。

繼這次贈還《永樂大典》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藏書機構也紛紛贈還藏書；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贈還3冊，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贈還52冊，蘇聯科學院也通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移贈1冊。這樣67冊遠離故國的《永樂大典》終於回到了祖國懷抱。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德國士兵曾從北京翰林院搶走3冊《永樂大典》，後收藏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圖書館。

1955年12月11日，前民主德國總理格羅提渥向中國返還了這3冊《永樂大典》。

魯民捐贈

《永樂大典》在收集過程中還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東掖縣農民孫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掛曆上印的珍貴古籍圖片時，發現過去自己家中有一冊與《永樂大典》很相似的書，因為不知道是書名，家中就用它來夾鞋樣和剪紙，而且剪掉了書中天頭地腳沒有字的部分。由於有從祖上因襲的敬惜字紙的傳統，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來了。孫洪林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掖縣文化館，並要求北京圖書館派人來鑑定。經過專家鑑定，這冊書無疑就是《永樂大典》的「門」字韻。孫家將這部幸運的《永樂大典》捐贈給國家。北圖在收到此書後即由專業修復人員做了復原。這冊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終於與其他《大典》聚合了。

現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珍藏161冊，另外美國國會圖書館還藏有40冊，英國各地包括英國圖書館、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語言學校、英國劍橋大學等存有51冊，德國漢堡大學圖書館、德國科隆大學圖書館、德國柏林人種博物館等存有5冊，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日本三理圖書館、日本靜培堂文庫、日本斯道文訓、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日本武田長兵衛、日本石黑傳六、日本小川廣己和韓國舊京李王職文庫亦有搜集，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則存有62冊。

歷史影響

《永樂大典》由於卷帙浩繁，參加纂修人員眾多，因此前後體例不一，前後錯互舛誤之處，亦在所難免，但這並不影響它的巨大價值。《永樂大典》是中國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也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它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前代編纂的所有類書，有萬書之書之稱，為後世留下許多豐富的故事和難解之謎。編纂於明朝永樂年間，保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百科文獻。共22877卷，分裝成11095冊，全書約3億7千萬字。

它保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獻，與法國狄德羅編纂的百科全書和英國的《大英百科全書》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稱世界文化遺產的珍品。據粗略統計，《永樂大典》採擇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種之多，數量是前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的五、六倍。

《永樂大典》的最大貢獻在於保存了我國明初以前各種學科的大量文獻資料。在這方面，清代一些學者對《永樂大典》所作輯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績的。乾隆年間開《四庫全書》館時，安徽學政朱筠奏請「校《永樂大典》，擇其中人不常見之書輯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設立了《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散篇辦事處」，先後參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學者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輯出書籍：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零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總計三百八十五種，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獻如西晉杜預的《春秋釋例》、唐林寶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南宋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宋代醫學名著《蘇沈良方》、《博濟方》、《傷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賴《永樂大典》才得保存下來。

《永樂大典》所載之書以宋元時期的著作為多，到明代編輯《文淵閣書目》時，這些著述已經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還在流傳。加上《永樂大典》收錄的典籍除比較正規的儒家典籍、史傳百家、歷代文集等，還收錄了大量的方輿志乘、小說戲曲、醫學方技、道佛典籍等，所以歷代學者都把《永樂大典》看作輯佚之淵藪，他們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匯總起來，使許多佚書得以重現人世。

歷史價值

，輯之」，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並專門成立了「校勘《永樂大典》散篇辦書處」，開始時人員為30人，後又增加9人，著名學者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參加了這項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輯出書籍：經部66種，史部41種，子部103種，集部175種，總計385種、4946卷。4620至14629收有《吏部條法》一書，這是一部有關宋代官吏銓敘、考績制度的檔案匯編，所記載至南宋理宗一朝，可補《宋會要》修至寧宗朝為止的這一段空缺。

過去羅振玉僅據日人所藏《永樂大典》二卷中的《吏部條法》影印，已視為珍寶秘籍，現在還可據《永樂大典》再補輯七卷，這將更有利於我們對宋代職官制度的研究。而堪稱一代宏典的《元經世大典》，雖《大典》中僅存片斷，亦可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者用以取證。元代另一部巨籍《元一統志》，原書近八百卷，記載元代地理區劃、沿革以及山川河渠、物產土貢、往古遺蹟等甚詳，也是研究元代歷史的重要文獻。《永樂大典》作為中國古代規模最大、最為成熟的類書，其價值遠遠不止上面提到的幾點。即便是現存的殘卷，對中國古代的文學、醫學、語言、地理等方面也堪稱豐富的寶藏。

歷史評價

清人法式善評：「苟欲考宋元兩朝制度文章，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