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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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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后明成祖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计22937卷），11095册， [1] 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决心修一部巨著彰显国威，造福万代。宗旨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最初令解缙主持编纂（规模147人），一年后修成《文献大成》，但朱棣亲阅后甚为不满，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 ，同时编纂队伍扩大到了2196人（累计达3000多人），于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 朱棣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于永乐六年（1408年）才抄写完毕。

《永乐大典》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但大典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现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历史沿革

永乐修订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大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 [2] ，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

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永乐大典》完成后，明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缮书人进行描栏、清抄、绘图和圈点工作，由于人员数量过多，已经无法统计了。

《永乐大典》在永乐年间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到嘉靖朝，怕大典有损，又重录了一部，称为“嘉靖副本”。因为两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宫中，没有刊印，流传稀少，在朝代更迭、内忧外患中被偷盗、抢掠、焚烧，“正本”消失了，“副本”也只剩下400余册。

《永乐大典》从编纂到毁灭的600年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和千古之谜。《永乐大典》纂成后，被放置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选了一部分藏书带到新都，《永乐大典》在正统年间正式被放置在文楼中。永乐和万历年间，虽然都曾有人提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大火，《永乐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正本差点毁于大火。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负责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吏部和礼部主持了“糊名考试”，选拨出109位善书人。内府调拨了画匠、砑光匠、纸匠等。惜薪司、光禄寺和翰林院也分别负责木炭、酒饭和“月米”的供应。重录工作正式开始了。

隆庆初年告成，原本归还南京。 [5] 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

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 [7] 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

清代辑佚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 全祖望和李绂都是清代的大学者。雍正年间开三礼馆，全、李二人供职翰林院，得以接触《永乐大典》。他们在《永乐大典》中看到许多世上未见之书，惊呼为“宇宙之鸿宝”。两人一商量，觉得应该先把想见而不可得的书籍辑录出来。全祖望写了《抄永乐大典记》，认为最需要辑录的有五类书，就是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从此，两人每天看20卷，把想辑录的书名签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写。就这样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多种书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两个人怎么能看过一遍呢。长期的辑佚工作让两人感到身心疲惫。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只好作罢。但全、李二人的辑佚成果却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为以后《四库全书》馆臣系统辑佚《永乐大典》奠定了基础。

康熙、雍正朝曾纂修过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对这种类书的体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类书虽然能够兼收并录，极方策大观，但“因类取裁”的方法使得人们无法看到书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来处。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补类书的缺失。还把藏《四库全书》的阁名用渊、源、津、溯来命名，凸显他的这部书才真正能够“溯其源流”。这时，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总裁于敏中都建议乾隆皇帝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开四库全书馆之初，他连颁两道圣旨，下令辑佚、汇订《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清政府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参加辑佚的有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诗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晋涵辑《旧五代史》、《九国志》，戴震辑《算经》，也各有所成。

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书共385种、4946卷。著名的有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记载南宋初年史实的重要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录学名著《直斋书录解题》和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诗文集更达到了175种，许多失传的重要典籍都通过这次辑佚恢复了原貌。

乾隆皇帝所以在辑佚中坚持儒家正统观念，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弃”，凡佛道、戏曲、小说等概不辑录，对于牵涉违碍的言辞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删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邓御夫的《农历》200卷详细程度超过《齐民要术》，还有些军事方面的发明为怕洋人学去，也都丢掉，不加采录。甚至已经辑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晋史挥尘》等，或签出的典籍《元一统志》等重要的方志类书籍，都弃置不顾。 四库馆对《永乐大典》进行系统辑佚后，嘉庆间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都曾用过《大典》中的史料。不过贡献最大的是徐松的辑佚工作，他辑佚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100卷的大书。以后文廷式辑录过《元代记事》、《宋状元及第图》等，缪荃孙辑录过《明泸州志》、《明永乐顺天府志》，董康辑录过《宪台通记》。

近代外流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

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 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 [15] 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民国收集

近现代因为《永乐大典》的散失，能够利用的只有区区400册，但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之初就担负起国家图书馆职责，保存并收集《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特别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赵万里在1928年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后，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辑录工作，辑录了《陈了翁年谱》，还以多年功力，从各种载籍中搜求逸佚，编纂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其中采用《永乐大典》佚文颇多。赵万里和陈恩惠等人，在日据时期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辑录工作，他们发现《四库全书》中的若干种《永乐大典》辑本与现存《永乐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根据当时陈恩惠建议，把《永乐大典》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

陈恩惠具体负责核对《四库全书》。由赵万里将佚文确定后，雇请两位抄写人员进行抄写，辑佚工作进行了6年，辑出史部、子部、集部，特别是方志、文集等总数达213种。其中的《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校》、《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后来都经过再辑得以出版。这时期的辑佚还有郭沫若的《大德南海志》、钱南扬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栾贵明的《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为防不测，国民政府下令古物南迁。

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永乐大典》等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局势进一步恶化，存放上海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3，000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

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放在上海的另外25册《永乐大典》后来运回了北平（今北京）。

影印出版

《永乐大典》残本约400册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从二十世纪初，就不断被藏书家所摹写、复制。像傅增湘、嘉业堂这些收藏过《永乐大典》的藏书家和藏书楼都曾经仿真复制过《永乐大典》。也有的图书馆将复制的《永乐大典》用来交换中国保存的《永乐大典》胶卷，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1959年，北京图书馆将历年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原本和胶卷提供予中华书局，与中华书局自己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复制品一起进行影印出版。经过多次补充出版，正式出版的《永乐大典》已达797卷，占现存总数的99%。台湾和日本也出版了影印的《永乐大典》。

2002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原大仿真影印的《永乐大典》，并计划在几年内将世界现存的《永乐大典》全部影印完成。

名家赠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外国归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和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交涉归还《永乐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援。1951年，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些《永乐大典》过去是被当作战利品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运到苏联去的。如今苏联政府无偿归还这些珍贵文物，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和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也为国家间的平等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和苏联的各大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

继这次赠还《永乐大典》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国士兵曾从北京翰林院抢走3册《永乐大典》，后收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

1955年12月11日，前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向中国返还了这3册《永乐大典》。

鲁民捐赠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图片时，发现过去自己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是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而且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从祖上因袭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来了。孙洪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掖县文化馆，并要求北京图书馆派人来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这册书无疑就是《永乐大典》的“门”字韵。孙家将这部幸运的《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

历史影响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有万书之书之称，为后世留下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

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

《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所载之书以宋元时期的著作为多，到明代编辑《文渊阁书目》时，这些著述已经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加上《永乐大典》收录的典籍除比较正规的儒家典籍、史传百家、历代文集等，还收录了大量的方舆志乘、小说戏曲、医学方技、道佛典籍等，所以历代学者都把《永乐大典》看作辑佚之渊薮，他们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汇总起来，使许多佚书得以重现人世。

历史价值

，辑之”，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并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开始时人员为30人，后又增加9人，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4620至14629收有《吏部条法》一书，这是一部有关宋代官吏铨叙、考绩制度的档案汇编，所记载至南宋理宗一朝，可补《宋会要》修至宁宗朝为止的这一段空缺。

过去罗振玉仅据日人所藏《永乐大典》二卷中的《吏部条法》影印，已视为珍宝秘籍，现在还可据《永乐大典》再补辑七卷，这将更有利于我们对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而堪称一代宏典的《元经世大典》，虽《大典》中仅存片断，亦可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者用以取证。元代另一部巨籍《元一统志》，原书近八百卷，记载元代地理区划、沿革以及山川河渠、物产土贡、往古遗迹等甚详，也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永乐大典》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最为成熟的类书，其价值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几点。即便是现存的残卷，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医学、语言、地理等方面也堪称丰富的宝藏。

历史评价

清人法式善评：“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