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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詩』[1]《詩》(《詩經》)今文學派之一。
漢時齊人辕固（?－?），又名辕固生所傳的詩經。西漢齊國耏水（今山東省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人。漢景帝時官至博士、清河王太傅，成為官學。開創《詩經》的《齊詩》詩派。一些齊人因研究《詩經》而仕途顯貴，都是轅固弟子。此後傳『齊詩』的有夏侯始昌、後蒼、翼奉、蕭望之、匡衡等。
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和楚漢戰爭中，散失了很多先秦古籍。但《詩經》[2] 由於是口頭傳誦的詩，因此得以比較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漢代傳習《詩經》[2]的學者有『魯詩』（魯人申培）、『齊詩』（齊人轅固生）、『韓詩』（燕人韓嬰）、『毛詩』[2]（趙人毛公），即後世所謂的『四家詩』。前三家在西漢時代即已立於「學官」（即由朝廷立為正式的學習科目）置博士，魏晉以后，三家詩先后亡佚。《毛詩》出現得較晚，東漢時方立於「學官」。魏晉以后直到現在，通行的《詩經》即為『毛詩』[2]。四家詩均在注釋中力圖宣揚儒家思想，但對詩之解釋大同小異。但毛詩一派卻後來居上，影響頗大。
《毛詩》盛行，魯、齊、韓三家詩便逐漸衰落，傳習的人少了，後來本子也先後失傳了。現在我們所讀到的乃是《毛詩》[2]，即由漢代毛公所講解和留傳下來的本子。
『毛詩』晚出，卻屬古文詩學：『毛詩』相傳為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所傳，據稱其學出於孔子弟子子夏（宋以後一般認為為偽託）。『毛詩』在西漢雖未被立為官學，但在民間廣泛傳授，並最終壓倒了三家詩，東漢時始盛行於世，當時的大學者鄭眾、賈逵、馬融、鄭玄都治毛詩。三家詩自魏晉後即無傳者，並最終先後亡佚－『齊詩』亡於三國魏時，『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南宋之後，僅存《韓詩外傳》[3]－而毛詩獨盛。今本《詩經》，就是『毛詩』。
『四家詩』在詩義說明、文字解說方面，都有不同。三家詩雖亡，有後人蒐集其中一些解釋保存，清陳喬樅著有《詩經四家異文考》[4] 可供現代研究者參考。
概述
喜引讖緯，以陰陽災異推論時政。
《漢書·藝文志》[5]謂轅固生曾為《詩》作傳，此派著錄又有《齊後氏故》、《齊後氏傳》、《齊孫氏故》、《齊孫氏傳》、《齊雜記》等，至三國魏時，均已亡佚。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
史稱『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轅固的弟子魯人夏侯始昌最為知名，始昌後來傳授後倉。後倉傳授翼奉、肖望之、匡衡;匡衡傳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滿昌傳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因此，《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齊詩“四始五際”說的政治哲學揭秘
西漢今文經學《詩經》三家魯詩、齊詩、韓詩，魯詩傳自魯國人申培，齊詩傳自齊國人轅固生，韓詩傳自燕國人韓嬰。古文經學有毛詩，傳自大毛公和小毛公，大毛公名毛亨，小毛公名毛萇。毛詩最晚出。毛詩出而三家詩漸亡：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兩宋之間。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對像是齊詩的一種衍生學術——“四始五際”說。關於“四始五際”說，因為歷史上留存的資料少，學界一直不明其所以然。我們經過研究發現，這是藉助解釋《詩經》來立論的一種政治哲學，它迄今已經失傳了兩千年之久。
一、齊詩源流
齊詩傳自漢初的齊人轅固生。轅固生是一位頗有風骨的人。他在漢景帝時為博士，曾經在景帝面前與黃生爭論“湯武革命”的問題。當時黃生提出，湯武並不是革命，乃是一種篡弒。這種意見有明顯的對現政權表示永遠效忠的意味，但卻違背了儒家經典的觀點。轅固生聽後立即反駁說，桀紂暴虐，天下民心皆歸湯武，湯武按照人民的意願誅殺桀紂，桀紂統治下的人民不為桀紂所使，都歸附了湯武，湯武不得已而自立為王，這難道不是革命嗎？黃生則提出，帽子再破，還是要戴在頭上，鞋再新還是要穿在腳上。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有上、下之分。桀紂雖然失道，但畢竟是君上，湯武雖然聖明，畢竟是臣下。君主有過失，臣下不是加以匡正，以尊天子，而是因為他有過失而誅殺他，取而代之，這難道不是篡弒嗎？轅固生回答說，如果非要這樣說，那我們的高祖皇帝取代秦皇，即天子之位，那是對呢還是錯呢？轅固生的風骨及其關於“湯武革命”的觀點被後世齊詩一派所繼承，比如後來齊詩的“四始五際”之說，雖然披上了術數的外衣，但骨子裡仍是關於政治“革命”可能性的理論。
齊詩自轅固生三傳而至翼奉，在這一詩學體系的授受過程中，不斷地融入了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的觀念。齊詩學產生這樣的變化與漢儒說經的方式相關。漢儒說經，喜言術數，《周易》[7]相關討論中的陰陽觀念、《尚書》中的“五行”觀念、《春秋》中的災異觀念等等都被利用來構造術數理論。《詩經》本是上古的詩歌總集，並不適合構造術數理論，但在齊詩這裡卻構造了一個“四始五際”的術數理論。《漢書·翼奉傳》[8] 記載翼奉上疏提到“五際”說：“《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翼奉所稱之齊詩“五際”之說，今已不詳。
關於“四始”、“五際”，《詩緯·泛歷樞》有一套相對完整的論述，今引錄如下：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採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
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詩緯·泛歷樞》所載不完全等同於翼奉的學術，但《詩緯·泛歷樞》為齊詩的一個支脈則無疑義。鑑此，魏源的《詩古微》直接稱《詩緯·泛歷樞》為《齊詩緯·泛歷樞》。因為只有《詩緯·泛歷樞》關於“四始五際”說有完整的論述，我們的研究也主要以《詩緯·泛歷樞》的資料為依據。
關於“四始五際”之說，晚清以及現代學者已有一些積極的研究成果，但他們多將它當作一種失傳了的詩學理論，而在我們看來，它實際上是一個解釋西周王朝興盛、發展、衰落，以及政治改革與政治革命時機的政治哲學。
二、齊詩“四始五際”的理論模型
1.古人關於“四始五際”的不同解釋。
古人論“四始五際”，往往把“四始”和“五際”分開說。關於“四始”有不同的解釋，關於“五際”也有不同的解釋。我們先來看關於“四始”的各種解釋，約有四說：
其一，魯詩的說法：以《詩經》中《風》、《小雅》、《大雅》、《頌》的首篇為“四始”。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說：“《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司馬遷將《詩經》中《風》、《小雅》、《大雅》、《頌》的首篇稱為“始”。但他並沒有用“四始”一詞來總括，所以這只是詩序的一種表示方式，以別於其他版本的詩序。這還是詩經學本身的問題，並沒有與政治理論相聯繫。由於司馬遷曾師事孔安國，而孔安國是魯詩的傳人，所以司馬遷的觀點可以看作魯詩的“四始”說。
其二，韓詩的說法：以《風》、《小雅》、《大雅》、《頌》中的首篇連著後面若干篇為“四始”。魏源《詩古微·四始義例》考韓詩之說云：“韓詩以《周南》十一篇為'風'之始；《小雅》，《鹿鳴》十六篇，《大雅》， 《文王》十四篇，為二《雅》之正始；《周頌》當亦以周公述文武諸樂章為《頌》之始。”
其三，毛詩的說法：以《詩經》中的《風》、《小雅》、《大雅》、《頌》之全體為“四始”。《毛詩序》說：“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毛詩將《詩經》當作教科書，視之為政治實踐的預備和開始階段，因而把《詩經》中的四個部分：《風》、《小雅》、《大雅》、《頌》之全體稱作“四始”。“以四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人君能行之則興，廢之則衰。故謂之'四始'。”(《詩疑辨證》卷一)這可以說是毛詩的“四始”說，這種“四始”說已經與政治問題相聯繫了。
其四，《齊詩緯》的說法：以《詩經》二《雅》中的四篇為“四始”。《詩緯·泛歷樞》的說法：“《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這裡提到了《詩經》中的四篇詩，即《大雅》中的《大明》篇和《小雅》中的《四牡》、《南有嘉魚》、《鴻雁》三篇。因為它們與五行之始對應，所以被稱為“四始”。
可以看出，“四始”之說魯、韓、毛三家比較相近，都是從《詩經》篇章的本身出發，試圖構建一種詩學與政治結合的理論。但《齊詩緯》卻在二《雅》中挑選出四篇詩，並分別同十二地支和五行方位相聯繫，即它已被納入到了十二地支的理論模型中。(詳下)這是齊詩後學的一個分支，由於這一派詩學把《詩》與當時的術數理論結合起來，遂被後世認為虛妄不經，而加以摒棄。實際上，這一詩學建立的是一種政治哲學，它試圖揭示政治改革與政治革命的時機規律。
關於“五際”，約有三說：
其一，《漢書·翼奉傳》顏師古注所引應劭的說法，以為“五際”即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種人際關係。這也是傳統儒家的說法。
其二，《漢書·翼奉傳》顏師古注所引孟康注《詩內傳》的說法，以為“五際”是十二地支中的五項：卯、酉、午、戌、亥。考《前漢紀》卷二十五載“齊人轅固生為景帝博士，亦作《詩外、內傳》”，這裡所說的《詩內傳》當是轅固生的《齊詩內傳》。這就意味著轅固生之時已經有了“五際”的說法，翼奉的“四始五際”說實有所本。
其三，齊詩後學分支《詩緯·泛歷樞》的說法，其“五際”是指“亥、卯、午、酉”，其中一際與二際重合於亥，沒有“戌”的一際。
2.齊詩“四始五際”的理論模型。
下面將齊詩的“四始”、“五際”合併論述。如上所述，在齊詩之前，各家詩學理論中已有關於“四始”、“五際”的各種說法。齊詩是利用原有的概念，對之加以改造，創造出一種政治理論模型。在齊詩那裡，“四始”、“五際”是打通的，被“一視同仁”地標示在十二地支的理論模型上。
漢儒喜愛以十二地支構建理論模型，如下面孟喜的十二月卦圖就是如此。我們列出此圖是作為一種參考，讀者們不必關注圖中的卦畫，只注意十二地支的標示方法就可以了。
前人之所以沒有解開“四始五際”的千古之謎，是由於將“四始”、“五際”分開來看，又迷惑於漢儒對“四始”、“五際”的不同解釋，這樣就把視線從十二地支圓圖模型上移開了。而不借助十二地支圓圖模型，齊詩“四始五際”說便無從索解。相反，如果將它移回到十二地支圓圖模型上來，“四始”、“五際”的意涵便十分明白了。
我們的操作方法是這樣的：首先畫一個圓周，將其分為十二等份，按順時針順序用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來標示。參考上引孟喜十二月卦圖可見，子、午、卯、酉對應北、南、東、西四個方位。按一般的術數理論，北、南、東、西對應五行中的水、火、木、金。而在已經給出的十二地支圓圖上，我們可以看到，“亥”在“子”之前，所以稱為“水始”；“寅”在“卯”之前，所以稱為“木始”；“巳”在“午”之前，所以稱為“火始”；“申”在“酉”之前，所以稱為“金始”，由此構成所謂“四始”。接著，我們可以標出“五際”的位置，根據《詩緯·泛歷樞》所說，“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這也就是說，亥為一際和二際的重合，卯為三際，午為四際，酉為五際。這些工作完成之後，我們還可以將它看作一個理論模型的基座。需要特別指出，這是一個解釋齊詩“四始五際”的示意圖，圖中的“十二支”不同於古人用以標示歲、日、時辰的“十二支”概念，它只是藉助地支觀念標示一個完整過程的示意圖。
《南有嘉魚》火之始《採芑》火《鴻雁》金之始《祈父》金《大明》水之始《四牡》木之始《天保》木午四際未申酉五際戌亥一際二際子丑寅卯三際辰巳陽謝陰興陰盛陽微天門陰陽之際地門
剩下的工作，是按照《詩緯·泛歷樞》的提示，將它所提到的《詩經》中的詩篇標在十二地支圓圖的具體位置上。《詩緯·泛歷樞》說：“《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採芑》也；亥，《大明》也。”因為這兩段話中提到八篇詩，兩次提到《大明》篇，相重複，且《大明》一篇，著落點在一際和二際的重合點亥上，所以，《詩緯·泛歷樞》所說的“四始五際” ，只牽涉《詩經》的七篇詩，即《大明》、《四牡》、《天保》、《南有嘉魚》、《採芑》、《鴻雁》、《祈父》。我們把已選出的《詩經》七篇填在十二地支圓圖的理論基座上，即“亥”填《大明》，“寅”填《四牡》，“卯”填《天保》， “巳”填《南有嘉魚》，“午”填《採芑》，“申”填《鴻雁》，“酉”填《祈父》。這七篇詩從《詩經》中特別挑選出來，究竟要表示何種意義，留到下一節再討論。
三、齊詩“五際”論域下七篇詩的特殊意義
齊詩“四始五際”理論所關涉的七篇詩全部在《詩經》大、小雅中，之所以選出這七篇，是因為這七篇詩分別反映了西周王朝興起、發展、鼎盛、衰落的不同階段。這個不同階段是用“五際”來表示的，而“四始”則是“五際”的前導。
1.“一際”與“二際”重合於亥，亥為“水之始”，配詩為《大雅·大明》篇。
所謂“亥為革命，一際也”，“亥”是十二地支中的最末一位，意味舊的周期即將結束，新的周期即將來臨，象徵舊王朝即將滅亡，新王朝即將興起。這種新、舊王朝的更替就是“革命”。齊詩認為《詩經》足以反映政治變遷、王朝更替的規律，而表達舊王朝即將滅亡、新王朝即將興起的詩篇就是《詩經·大雅·大明》。此詩共八章，其首章說：“天位殷適(嫡)，使不挾四方”，認為殷商的紂王(殷嫡)已經無法統治天下四方了。其第六章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於周於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這段詩翻譯成現代語言，其大意是：上帝有命自天降，命令我們周文王，周原京師興周邦。娶來新婦有美德，莘國長女嫁周邦，是她生了周武王。天保武王告天命：“你的使命伐大商。”《大明》一詩，其大要言商之所以亡，週之所以興，從王季、文王，一直講到武王，講了一個週人崛起、直至取代殷商的過程。
“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一際”說的是人間，“二際”說的是天界，在時間上是重合的，意在說明周人“革命”有“天命”的依據。“商之亡，天亡之也。週之興，天興之也。”(《毛詩集解》卷三十)在十二地支的周期中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巳”，一是“亥”。“巳”為地支的第六位，象徵陽氣已盡，過“巳”則陰氣當令，故“巳”又稱“地門”；“亥”為地支的第十二位，象徵陰氣已盡，過“亥”則陽氣當令，故“亥”又稱“天門”。“天門”是天神所出入之處。“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是說天神出入此間視察人間帝王興衰得失，善則昌之，惡則亡之。
值得注意的是，“五際”之中，後三際都在圓周上端、左端和右端的中點上，唯獨前兩際非但不在下端的中點上，反而在亥的時位上自相重複，這是為什麼呢？下端中點“子”位，被術數家認為是“兇”位，商紂王就亡於甲子年，所以為後世王者所忌。且術數家通常也忌諱子午對沖，所以“子”的時位上常空而不用。
2.三際在卯，卯為木，在東方，為陽氣漸升，君子道長之時，配《小雅·天保》篇。以《小雅·四牡》篇為前導。
我們先從《四牡》篇看。《四牡》在寅，為“木之始”，是“四始”之一。《四牡》是一首什麼詩，何時所作？《毛詩序》說：“《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悅)矣。”鄭玄《箋》說：“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按照鄭玄的說法，是文王為西伯時之詩。但此說遭到後世一些學者的質疑，如明代朱朝瑛《讀詩略記》卷三說：“《序》曰：'勞使臣之來也。'使臣所之，必非一國。詩中但稱'周道'，則是武王、周公之詩，非文王率叛事紂之詩明甚。”我們以為朱朝瑛所言甚是，《四牡》應為周朝建立以後才創作的詩篇。《四牡》共五章，其首章說：“四牡，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監，我心傷悲。”這段詩翻譯成現代語言，其大意是：四馬奔跑不停蹄，周道蜿蜒又漫長。難道我不把家想？王室差事未完成，我的心裡好悲傷。這是天子慰勞使臣勞苦的詩篇，天子體諒這些使臣的辛苦，因而站在使臣的角度描寫使臣內心的苦痛。因為有這些屬臣辛勞奉獻，參與王者的創業過程，才使王者的基業得以建立和鞏固。在這個意義上，《四牡》篇是《天保》篇的前導。
《小雅·天保》篇在卯的位置上，如果我們將十二地支圓圖中的卯與酉作一連線，正好將圓圖分作上下兩個半圓，上半圓為陽，下半圓為陰，“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卯的時位也許可以藉助《周易·泰》卦《彖傳》來認識：“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代表了社會政治正處於一個蒸蒸日上的狀態，是一個開始全面體現正能量的時期。所以處於“陰陽交際”的“卯”的時位表示，此時西周王朝的政治已經完全鞏固。而《小雅·天保》篇所體現的正是這種特點。按照傳統的解釋，這是君臣宴饗時所歌之詩，《小雅》開篇自《鹿鳴》以下五篇詩，是君主慰勞臣下的，而第六篇《天保》是臣下答謝君主的詩。《天保》共六章，其首章說：“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這段詩翻譯成現代語言，其大意是：上天已保定你的王位，政權如此牢固。它使你的國家強大，讓你得到所有的福祿。它使你的國家富饒，讓其物產豐足。在齊詩“五際”說的結構中，《天保》一詩表示周王朝建立政權後，受到天下臣民真心的擁戴。
3.四際在午，午為火，在南方，此時“陽謝陰興”，陽氣盛極將衰，配《小雅·採芑》篇。以《小雅·南有嘉魚》篇為前導。
先从《南有嘉鱼》篇看，《南有嘉鱼》在巳，为“火之始”，是“四始”之一。《南有嘉鱼》是一首什么诗，何时所作？《毛诗序》说：“《南有嘉鱼》，乐与贤也。太平之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疏解说：“作《南有嘉鱼》之诗者，言乐与贤也。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职禄，皆有至诚笃实之心，乐与在野有贤德者共立于朝而有之，愿俱得禄位共相燕乐，是乐与贤也。”《南有嘉鱼》共四章，其首章说：“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这段诗翻译成现代语言，其大意是：南方有好鱼，群群相逐随。君子有好酒，嘉宾宴饮乐传杯。在齐诗“五际”说的结构中，《南有嘉鱼》表示西周王朝已达太平盛世，明君之德光被天下，朝无旷官，野无遗贤，人尽其用。此时可视为西周的全盛时期，不一定专指周公、成王之时。此时虽然距离极盛之时尚差一步，但到了极盛之时，便会盛极转衰，那未必是好事。而西周极盛之时是以《小雅·采芑》一诗来表示的。
現在來看《小雅·採芑》篇。“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午”正是麗日中天之時，但同時也是“陽謝陰興”，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我們看到，《小雅·採芑》篇正在這個時位上。《小雅·採芑》是一首什麼詩，何時所作？宋歐陽修《詩本義》卷十三說：“《採芑》，宣王南征也。其詩稱述將帥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而其首章曰'薄言採芑，於彼新田，於此菑畝'者，言宣王命方叔為將，以伐荊蠻，取之之易如採芑爾。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於新田亦得之，於菑畝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其言採芑，猶今人云拾芥也。”這是西周極盛之時，威加四夷，所向披靡。《採芑》共四章，其首章說：“薄言採芑，於彼新田，於此菑畝。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師乾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這段詩翻譯成現代語言，其大意是：芑菜肥時來採芑，在休耕兩年的田埂裡，在休耕一年的壟中央。大帥方叔來閱軍，三千戰車稱盛強，甲堅兵利操演忙。方叔親自來統帥，車乘挑選青黑的馬，四匹駿馬真雄壯。車身鋪上紅色的革，車上掛著竹編的簾，車廂蒙著鯊魚的皮，馬胸前的銅飾光熠熠。詩中極誇宣王中興之盛威。西周王朝共有十二位君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宣王、幽王。宣王之前，西周王朝一度衰落，至宣王勵精圖治，有文、武、成、康之遺風，西周王朝再次恢復了強大，史稱“宣王中興”。可是，好景不長，宣王喜歡炫耀武力，最後也敗於武力。宣王晚年，西周轉衰。所以，雖當正午之時，而在齊詩“五際”的運數中卻已排在了第四際。這種安排顯然是寓有政治深意的。
4.五際在酉，酉為金，在西方，此時正是日薄西山之時，“陰盛陽微”，配《小雅·祈父》篇。以《小雅·鴻雁》篇為前導。
先來看《小雅·鴻雁》篇。《鴻雁》在申，為“金之始”，是“四始”之一。《小雅·鴻雁》是一首什麼詩，何時所作？歐陽修《詩本義》卷六說：“厲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興，遣其臣四出於野，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使皆得其所，其所遣使臣，奔走於外，如鴻雁之飛，其羽聲肅然，而勞其體也。”《鴻雁》一詩共三章，其首章說：“鴻雁於飛，肅肅其羽。之子於徵，劬勞於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這段詩翻譯成現代語言，其大意是：鴻雁遠飛翔，翅羽唆唆響。使臣離家踏征途，辛勞於野收寡孤。可憐那些窮苦人，無家無室命真苦。西周王朝在周厲王時發生了第一次政治危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雖經宣王中興，將流民招還並妥善安置，但這次危機還是透露了西周王朝衰落的徵兆。宣王中興或者只是一種“迴光返照”而已。
再來看《小雅·祈父》篇，《祈父》篇在酉的時位上，“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祈父》是一首什麼詩，何時所作？祈與圻、畿相通假，所以“祈父”又稱“畿父”，是執掌兵權的大司馬。《毛詩序》說：“祈父，刺宣王也。”鄭玄《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周宣王喜好炫耀武力，四方征伐，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戰於千畝，一敗塗地。失敗的主因在於領兵的大司馬用非其人。《祈父》一詩共三章，其首章說：“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於卹？靡所止居。”這段詩翻譯成現代語言，其大意是：大司馬！我本是君王的好衛兵。為什麼讓我陷入憂患，又到處徵戍不得安寧？西周王朝這一次兵敗，大傷元氣，由此而迅速衰落。宣王之後便是幽王，幽王好色敗德，烽火戲諸侯，遭驪戎之難，諸侯不能施助，西周王朝遂亡。
以上分析了齊詩“四始五際”的七篇詩，這七篇詩成為西周王朝興盛、發展乃至衰落的一個歷史縮影。到這裡，“四始五際”的理論並沒有終結，它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了政治改革與政治革命時機的規律問題。
四、關於政治改革與政治革命時機的理論模型
《詩緯·泛歷樞》還有這樣一段話：“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四始五際”是齊詩通過術數形式所建立的一種十二地支圓圖理論模型。為什麼建立“四始五際”便會“八節通”呢？究竟什麼是“八節”呢？古人以五日為一候，三候也就是十五日為一氣，二氣也就是三十日為一月，三氣也就是四十五日為一節，二節九十日為一時，八節為四時，即三百六十日，一歲成。這裡的“八節”實際是指三百六十度的一個圓周，就是在圓圖上作“四始五際”的標示，並沒有特殊的意義。關鍵是後兩句：“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為了理解這兩句，我們畫了一個“革政革命圖”如左：
下面嘗試提出對這個圖的理解。所謂“卯酉之際為革政”，“革政”就是政治改革。“卯酉之際”相當於圓圖的上半部分，猶如時鐘從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的時段，比喻一個王朝從崛起到尚未沒落的時段，在這個時段中，王朝都有政治改革的機會。如果將這個時段再分為卯午、午酉兩個時段，卯午為最佳的政治改革時段，因為這個時段百廢待興、人心思治，王朝政治正以一種全新的面目呈現，社會各階級間不存在尖銳的矛盾，所以政治改革在這個時段比較容易成功。但也因為這個時段社會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並不十分強烈，歷史上在這個時段進行改革的政權並不多，故需要有遠見的政治家未雨綢繆，能在這個時段進行周密的製度設計和政治改革。歷史上周公的“制禮作樂”、商鞅的變法改革都是在這個時段進行的，所以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午酉時段，是王朝盛極而衰的時段，社會上已經積壓了許多問題和矛盾，有些社會問題和矛盾還相當尖銳。雖然這些問題和矛盾可以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和消除，但這種政治改革本身已經具有風險性，因為這個時段同時也是醞釀“政治革命”的時期。所謂“午亥之際為革命”，這好比是時鐘從中午十二時到下午五時的時段。而“午酉”時段，猶如時鐘從中午十二時到下午三時的時段，正包含在“午亥之際”當中。歷史上王莽篡漢後所進行的政治改革應該就處在這一時段，因而直接引發了“赤眉綠林”起義，導致王莽新朝的迅速滅亡。所以在這樣一個時段進行政治改革，要有高超的政治藝術，能巧妙地規避政治風險。而進入酉亥時段，則政治改革的時機已經完全喪失，回天無力，歷史便會進入改朝換代的一個新的輪迴之中。
邱浚曾說：“先儒之論，欲銷變於未然，而臣為此說，欲應變於將然。銷未然之變，非上知不能；應將然之變，雖中才可勉也。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二)此思想對於把握和運用“四始五際”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時機規律，或許不無益處：那就是，在社會上人們思想比較統一、人心思治之時進行政治改革，“雖中才可勉也”；而在人們思想分歧較多、社會問題和矛盾比較尖銳之時進行社會改革，則“非上知不能”。
齊詩“四始五際”說是中國經學史上的一個難題，向無善解。其主要原因是齊詩早亡，所留下的資料非常有限；而僅留下的幾段話又層層包裹在術數的形式中，迷離惝恍，不知所云。我們將它還原於漢代術數學的語境中，發現了它的秘密，領悟到所謂齊詩“四始五際”說並不是用以解釋《詩經》的詩學理論，而是傳達一種政治哲學的理念，即藉助當時流行的十二地支圓圖的術數模型，以《詩經》大、小雅中的七篇詩為史例，闡述西周興盛、發展乃至衰亡的歷史過程，其最終目的在於揭示政治改革與政治革命的時機規律。它之所以要選擇一種術數形式來表達，恐怕是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因為直接將它說出難免招來殺身之禍。這在當時已有先例，如眭孟、京房妄發政治預言，皆被處死。齊詩“四始五際”說雖然不屬政治預言，但敢於測斷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時機規律，也為當時政治之所忌。所幸，齊詩“四始五際”說的骨幹材料都還在，我們據之可以揭示其本來的面目。
【參考文獻】
[1]古籍：《周易》[7]，孔穎達《毛詩正義》，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詩緯》，魏源《詩古微》，黃中松《詩疑辨證》，李樗、黃櫄《毛詩集解》，歐陽修《詩本義》，邱浚《大學衍義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