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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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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古诗画意)原图链接来自 网易 的图片

南轩记》是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曾巩的作品之一。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1],世称“南丰先生”。

原文

得邻之茆(máo)地,蕃之,树竹木,灌蔬于其间,结茅以自休,嚣然而乐。世固有处廊庙之贵,抗万乘之富,吾不愿易也。

人之性不同,于是知伏闲隐奥,吾性所最宜。驱之就烦,非其器所长,况使之争于势利、爱恶、毁誉之间邪?

然吾亲之养无以修,吾之昆弟饭菽藿羹之无以继,吾之役于物,或田于食,或野于宿,不得常此处也,其能无焰然于心邪?

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于物者,有以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识其皆受之于天而顺之,则吾亦无处而非其乐,独何必休于是邪?顾吾之所好者远,无与处于是也。 然而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镵(chán)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

伏羲以来,下更秦汉至今,圣人贤者魁杰之材,殚岁月,惫精思,日夜各推所长,分辨万事之说,其于天地万物,小大之际,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罔不毕载。处与吾俱,可当所谓益者之友非邪?

吾窥圣人旨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贤人智者所称事引类,始终之概以自广,养吾心以忠,约守而恕者行之。其过也改,趋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于内者。

得其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于义,或爱而誉之者,过也。吾之足于义,或恶而毁之者,亦过也。

彼何与于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与人者。然则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所言虽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谓重也。

书之南轩之壁间,蚤夜觉观焉,以自进也。南丰曾巩记。

译文

得到邻近杂草很多的一块地,围上篱笆,栽上竹木,在里面灌水种蔬菜,搭建起草房来供自己休息,悠闲又快乐。世上固然有身在朝廷的显贵,财富与国君匹敌(相当)的富人,但我不愿意和他们互换位置。

世人的性情各不相同,由此而明白处于闲散的生活状态中,隐居在僻静的处所,我的性情最为合适。迫使我去做繁杂的事情,原本就不是我那天赋的长处所在,何况还要让人到那势利、爱憎、毁誉中间去争斗呢?

然而我母亲的赡养没条件达到最完美的地步,我兄弟们的粗食淡饭也没办法顿顿吃得上,我被解决这些生活问题所驱迫,有时在田地里用饭,有时在野外住宿,不能够经常呆在这草房中,哪能在心里不焦躁呢?

不过冷静一下再想想,大凡像我这样违背自己的性情,劳苦自己的身体,被生活问题所驱迫的情况,也是有理由去做的了。读书人原本就有该勤苦的事,也有该尽力的事,明白这些都是从上天那里承受过来的,进而顺从它,那我也就没有任何地方不是该欢乐的了,为什么偏偏一定要在这草房里休息才算好呢?回想我所爱好的东西很高远,与身在这草房中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然而六经、诸子百家、史家的著述,注解之类的书籍,以及评定美好事物,讽刺丑恶现象,对细微的东西别有感触而寄托又深远,凿于山崖和镌刻在墓石,浮夸又诡谲怪异的文章,下至用兵谋略、历法星象、乐舞音律、农作物种植、方言和地理书,佛教道教所传授的教义法术,我又全在这草房中获取到。

它们都属于从伏羲以来,往下又历经秦朝汉朝直至当代,圣人贤人和突出的奇才穷尽岁月,付出极大的精密思索,日夜各自推究学问胜过其他学问的地方,分析辨明各种事物的论断。这些论断对于天地万物,小事与大道的关系,修养好自身,治理民众,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的最高表现,没有不详尽载述的。这样一来,草房与我在一起,可以够得上人们所说的扩充自己的好友吧?还是并不如此呢?

我窥探圣人主旨用意的出发点,用它来去除疑惑,解开蒙昧。贤人和明智者称说事物,连及类属,勾勒出由始至终的大概情形,用它来扩充自己。拿忠诚来培植我的心性,紧紧约束住节操,按宽容的原则去行事。人有过错就改正,凭勇敢去对待所要奔赴的事业,靠永不止息来实现最高的目标,这些都是我要从内心来加以索求的东西(原因)。

获得到适当的时机就去施行,这时还守身在深山长谷而不出世,显然也是错误的。得不到适当的时机就作罢,这时还要不辞劳苦地去谋求践行自己的主张,显然也是错误的。

我在适宜问题的处理上做得还不够,有人喜爱我而对我加以称赞,这是不对的。我在适宜问题的处理上做得很充分,有人厌恶我而对我进行诋毁,这也是不对的。

他们这两种态度,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进退适宜,正是我对上天和世人所应承当的东西。既然如此,那么我所研习的学问虽然很广博,但所持守的却可以称得上简要;所谈论的东西尽管浅近,很容易了解,但所承当的却可以称得上重大。

把以上这些话写在南轩的墙壁上,早晚看看它,用来激励自己上进。南丰曾巩记。

作者简介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汉族,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2]后,熙宁二年(1079)先后在齐、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颇有政声。元丰四年,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唐论》是代表作,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著名有《墨池记》、《越州赵公救灾记》、《寄欧阳舍人书》和《福州上执政书》。曾巩也擅长写诗,有四百余首传世。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

散文成就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堂该校点,诗赋文21卷。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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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