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南光
生平
謝春木於1921年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現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不久留學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現筑波大學),並且於1925年畢業,轉入高等科。謝春木在學期間曾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第二、三回夏季文化講演團,但是因為二林事件發生,乃退學回到臺灣聲援,不久便進入台北的台灣民報社工作。1927年臺灣民眾黨成立,謝春木出任中央常務委員,並且擔任政治部主任、勞農委員會主席。但是由於謝春木的激進路線主導台灣民眾黨,導致日本官方於1931年強制解散台灣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解散之後,謝春木也於1931年舉家移住中國大陸,並且創設「華聯通信社」。謝春木在1933年12月改名為謝南光,並且出任南洋華僑聯合會書記。中日戰爭爆發以後,謝南光進入重慶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收集日軍情報之工作,1940年9月擔任祕書長。之後,謝南光擔任臺灣革命同盟會常務委員,1943年11月任主任委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謝南光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委員,擔任政治經濟組副組長,滯留日本東京;1950年謝南光辭職,擔任天德貿易會社理事長,並被選為中日友好協會理事,1952年他前往北京,以「特別招待人」的身分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復出任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常委會委員等職。1969年病逝於北京[1]。
瑣事或傳聞
赴華以前
- 快要畢業的時候,王白淵與幾位台北師範同學,拍了一張變裝照片。王白淵扮成一個穿西裝的女人,一位同學扮卓別林,另一位則扮作算命先生;至於謝春木及其他同學,則是「穿著一副台灣服,雙手拿著一輪腳踏車,做出將要出發的姿勢,車子的後方掛了一個招牌,寫了『提高台灣的文化』的字樣,前面有一個同學裝做日人,站在那邊不肯給他走,車子的前面亦一樣,掛了一個招牌,寫著「不,再等一些罷!」的字樣」。[2]
- 謝春木在就讀台北師範學校時,時常閱讀當時被台灣各校列為禁書的《台灣青年》(新民會機關誌),他不但是雜誌的共鳴者,也是在校內秘密流傳這份刊物的活躍者。1921年,謝春木以第一名優異成績從台北師範畢業,並且接受總督府文教局獎學金,前往東京高等師範求學;但他來到日本以後,卻變成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者。1922年,謝春木以「追風」為筆名,在《台灣》發表一篇短篇小說「她將往何處去?致苦惱的年輕姊妹們」,這篇作品日後被學者視為台灣文學史上,一篇相當重要的白話小說作品。之後,謝春木陸續在《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等刊物,發表他對台灣殖民當局的教育、法律、農工運動等議題的評論。[3]
- 謝春木留日期間,除了唸書、寫作,他積極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各種海外活動,也參加文化協會的東京留學生夏季文化演講團,1923~1925這三年皆回台宣傳。謝春木前兩次返鄉演講題目與內容,根據台灣文學與歷史學者何義麟研究,有:「教育的一般化」、「科學態度與日常生活」、「現代教育的特色」、「教育的個性化和社會化」等。之後,謝春木擔任東京青年會的幹事,並且熱衷於議會設置請願運動。[4]
- 留日期間,謝春木曾與王白淵一同睡一同吃,兩人常在公寓的樓上談論台灣人的命運,聊到天亮。1931年王白淵出版日文詩集《棘之道》(中譯為「荊棘之道」),謝春木特別為王白淵寫了一篇序文,交代自己與王白淵的友誼、王白淵的思想轉變,以及透露其對日本同化政策及教育方法的不滿。謝春木這篇序文得到王白淵的肯定,多年後被王白淵翻成中文。[5]
- 1925年10月「二林事件」暴發,這場農運帶給謝春木巨大的震撼,因為10月22日警民衝突地點,正巧在謝春木親族的甘蔗田,而且不少被捕者是他的親朋好友(例如:友人李應章)。為了聲援農運,謝春木放棄學業趕回台灣,投入救援行列。回台以後,謝春木在台灣民報台北支局任職,而且積極參與當時蓬勃發展的農工運動,以及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1927年7月蔣渭水成立台灣民眾黨,謝春木擔任第一任秘書長。1930年8月他與黃白成枝共同擔任《洪水》[6]的編輯,政治立場逐漸左傾,關注台灣農工大眾的生存權,與留學時期關心文化啟蒙、教育改革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有所不同。[7]
- 由於謝春木從回台到1931年12月移居上海這段期間,積極從事政治與農工運動,因此謝春木成為日本特務警察的監視對象,移居中國到中日戰爭結束這段期間,也是如此。[8]
赴華以後
- 張秀哲著「勿忘台灣落花夢」,二十九,云:一二八中日事變發生以後,日本的軍事勢力擴大波及上海租界,謝君乃感覺身邊的危險,因為華聯通訊社的作風多為抗日,論調易受日本忌視,乃決心避難離滬以免日人亂捕犧牲,一時即謠傳謝君被殺逝世,或傳被害於福建……謝君東奔西走,後來卻聞到廈門去又再跑到香港,做了某種的特別工作,後又轉道重慶,卻是一位勇敢的臺胞志士。……也是一位臺灣傑出的人材。
各種作品
使用中、日文寫作的文學作品:
- 日文小說〈她將往何處去—致苦惱的年輕姊妹〉:謝春木在1922年5月21~23日寫成。作品在《台灣青年》上連載,1922年7月第5號首次刊出[11]。
- 日文新詩〈詩的模仿:讚美蕃王〉、〈詩的模仿:煤炭頌〉、〈詩的模仿:戀愛將茁壯〉、〈詩的模仿:花開之前〉:這些作於1923年5月,發表在1924年4月《台灣》第5年第1號,該雜誌延誤8個月才出刊[12]。上述的四首詩原來以日文書寫,後來被台灣詩人陳千武翻譯成中文。現在,人們透過陳明台主編的《陳千武譯詩選集》,讀到這四首詩的中譯文本。[13]謝春木以筆名「追風」所寫的「詩的模仿」四首,當中兩首--〈讚美蕃王〉與〈燒炭頌〉的中譯文本,收錄在林瑞明主編《國民文選‧現代詩卷I》。[14]
- 中文小說〈無知的『神秘的自制島』〉(1923年)(為台灣早期新文學運動的重要著作)Template:請求來源
使用中、日文撰寫的其他著作:
- 《臺灣人的要求》(1929年出版):日文書名是「臺灣人の要求 : 民眾黨の發展過程を通じて」,該書在1931年(昭和6年)由台灣新民報社出版。
- 《臺灣人如是觀》(1931年出版):日文書名是「臺灣人は斯く觀る」,該書在1930年(昭和5年)由台灣民報社出版,也是記錄臺灣民族運動史上最珍貴的文獻之一。
- 《日本主義的沒落》(1933年出版):由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出版。
- 《敗戰後日本真相》(1935年出版):由台灣(中華民國)的民報印書館。
後人編選的出版物:
- 1974年東京龍溪書舍復刻、出版謝春木《台灣人如是觀》、《台灣人的要求》與《日本主義的沒落》這三本書。
- 郭平坦/校訂,《謝南光著作選》(上)(下),台北市:海峽出版社,1999年。
時人與後世的評價
其人的定位及評論
台灣總督府警調單位將謝春木歸為「民族運動右派」;而日本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上海領事館等單位,則將謝春木列為「特甲」級監視對象。
研究台灣政治運動的日人學者若林正丈認為,赴華以前的謝春木,其政治意識形態是「穩健派中稍稍具有社會主義傾向者」,介於林獻堂、蔡培火等人代表的「穩健派」以及蔣渭水、連溫卿等人代表的「激進派」的中間。
政治與文化論述
對於謝春木的政治與文化論述,台文學者柳書琴如是評道,謝春木離開台灣、前往中國之前所寫的《台灣人如是觀》與《台灣人的要求》,「兩書可說是〈她將往何處去?〉的1930年代版本,也可以說是政論形式的另一本殖民青年摸索認同的《荊棘之道》[15]。只是進入1930年代,謝春木捨去譬喻,褪去文學外衣,直接以時論凝視台灣的未來。」[16]
文學作品
後世對謝春木文學作品的評價:[17]
參見
參考文獻
- ↑ 1.0 1.1 謝南光 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國家圖書館
-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4~255。
- ↑ 柳書琴/著,《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聯經出版社,2009年,頁29~30。
- ↑ 柳書琴/著,《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聯經出版社,2009年,頁39~40。
- ↑ 訊息來源: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6。
- ↑ 該報的正確名稱應是「洪水」,不是「洪水報」。
- ↑ 柳書琴/著,《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聯經出版社,2009年,頁45~46。
- ↑ 柳書琴/著,《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聯經出版社,2009年,頁46。
- ↑ 王曉波/著,〈出版前言〉,《謝南光著作選》,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出版。
- ↑ 消息來源: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6月,頁35。
- ↑ 有一說是:刊載在《台灣》第3年第4號至第7號。
- ↑ 向陽,〈三種語言交響的詩篇〉,《文學@台灣》,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頁103。
- ↑ 陳明台/主編,《陳千武譯詩選集》,台中市文化局,2003年8月初版。
- ↑ 林瑞明/主編,《國民文選‧現代詩卷I》,台北市:玉山社,2005年。
- ↑ 《荊棘之道》是謝春木好友王白淵的詩文集,部分詩文表達一個來自殖民地青年的苦悶,以及對台灣現況與未來的關懷。
- ↑ 柳書琴/著,《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聯經出版社,2009年,頁47。
- ↑ 柳書琴/著,《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聯經出版社,2009年,頁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