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均儒
| 沈均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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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钧儒（1875年1月2日-1963年6月11日），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
中文名： 沈钧儒
别 名： 字秉甫，号衡山
国 籍： 中国
出生地： 苏州
出生日期： 1875年1月2日
逝世日期： 1963年6月11日
毕业院校：日本法政大学
主要成就： 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名 言： 堂上一笔朱，阶下千滴泪
目录
人物经历
沈钧儒，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苏苏州,1963年6月11日卒于北京，清光绪时进士。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
1909年夏，沈钧儒先生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旧址在现杭州高级中学）监督（校长）。
1926年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
1928年后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学院，1950年并入上海财经大学）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
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救国会又发表救国宣言，同年5月参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坚贞不屈，8个月后即1937年7月才获释。
1938年代表救国会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民、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图书杂志义务辩护。还在汉口筹组抗日救亡总会。
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
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时，曾代表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解散。
1948年初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坚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终于促使民盟走上革命道路。同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春到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生平年表
沈钧儒自幼聪颖，有7岁（实为5周岁）能诗之誉。徐志摩是他的表侄子。
13岁即积诗成帙。
15岁考秀才得中，诗赋列为第一。
沈钧儒青少年时，即十分注重个人道德的修养。家庭环境熏陶着沈钧儒的思想品德，影响着他的一生。 晚清时祖国的深重苦难，激发 着沈钧儒的爱国之情。沈钧儒19岁时，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他见外患日深，更加关心时务，写了数篇诗文以寄忧国愤世的激昂之情。
1900年，父沈翰病逝。为解决家庭困难，沈钧儒与胞兄沈保儒应叔沈卫之召，赴陕西三原学署任阅卷。在陕西，他与沈卫的学生于右任等创办了三原印书局，翻印康梁所著书籍，大谈维新革命。
1903年，沈钧儒应乡试中举人。次年，应殿试得“赐进士出身”衔，被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当时，沈钧儒见日本维新后，日益富强，遂申请留学日本盼能为振兴祖国寻求出路。
1905年秋，得以新科进士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学习，后继入补修科，于1908年4月毕业回国。
1908年9月，沈钧儒任浙江谘议局筹办处总参议。次年春，与阮性存、褚辅成、陈敬第等发起组织立宪国民社，以推动浙江省的立宪运动。10月当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同时，沈钧儒参加了江苏省谘议局发起的国会请愿代表谈话会，三次进京请愿速开国会，均遭失败。自此，他看出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不过是一种骗局，决心转向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与陈时夏一起担任浙江起义的政治组 织方面的设计准备工作。 1912年初，沈钧儒当选为浙江省教育会副会长，浙江省临时 议会议员。2月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任内，他整顿了省内学校， 对教育制度多所兴革。年底，他辞去各种行政职务，膺选为国会参议院浙江省候补议员。
1912年4月，沈钧儒被选为统一共和党参议，5月经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8月继为国民党党员。约于此时，他参加了南社。
1913年他支持国会议员联合弹劾袁世凯，并积极参与天坛宪法草案的起草。9月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
1916年6月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沈钧儒被派为浙江代表到北京共商国策。1917年3月任司法部秘书，并参加以张耀曾、李根源为首的政学会。后辞司法部秘书职南下。
1918年6月，广州国会递补沈钧儒为正式议员，到广州参加参议院活动及参加制宪，1919年9、10月间，为破坏段祺瑞政府的武力统一计划，衔命赴闽潜入浙军潘国纲部，使该部脱离北洋军阀指挥，保持中立。1920年9月任护法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 10月离职回沪。回沪后，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以写作为生，著《家庭新论》论述家庭问题及社会问题。1922年任《中华新报》主笔。同年6月北上，任国会参议院秘书长。8月，当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23年6月，为反对曹锟贿选，坚辞秘书长职，赴沪，与离京议员一起频发通电和宣言，抨击、揭露和声讨曹锟的违法贿选。
1924年11月，沈钧儒等国会拒贿议员联合发表宣言成立国会非常会议，企图以此对抗临时执政段祺瑞及其提出的善后会议， 以维护《临时约法》。最终，无结果而散。
1926年9月，与褚辅成、沈恩孚、黄炎培等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反对军阀孙传芳等，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与褚辅成同时被捕，险遭杀害。
1927年秋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他坚持民主办学，主张学术自由和自由结社，培养了不少法学专门 人才如著名法学家沙千里、林亨元等。1933年创办正行女子中学，任董事长，1935年又亲任校长。同时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以敢于主持正义不畏强豪而称誉于律师界。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上海分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4月，为营救被捕的陈赓等人，与宋庆龄、蔡元培等7人当选为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委员。
“九一八”事变发生，沈钧儒义无反顾的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一·二八”战事爆发，他更是全力以赴的支援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1935年12月他与上海文化界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马相伯、邹韬奋等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任执行委员。次年1月，扩大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任主席，5月31日联合全国各界抗日力量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狱。为了抗日救国，沈钧儒等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屈不挠同反动派进行斗争。“七七”抗战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于1937年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8年10月到重庆，自此，他便主要围绕着坚持持久抗战，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民主，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反对独裁；要求早日实施民主宪政等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终为国民党所不容，被排除在1942年7月公布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名单之外。
1939年9月初与邹韬奋、章乃器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为调解国共冲突，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第三党性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12月救国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当选主席。1946年1月任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和中共代表密切合作，争取和平、团结、民主、统一。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沈钧儒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在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后，于11月26日秘密离沪赴港，与章伯钧、周新民等于1948年1月领导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中间路线，恢复领导机构，重新确定民盟的路线和政策。全会决定沈钧儒与章伯钧以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同年5月代表民盟及人救会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并秘密离开香港，于9月29日抵达哈尔滨。与中共中央代表就有关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进行协商，形成了决议。1949年2月到北平，任民盟出席新政协代表和新政治协商 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在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为建国初期建立人民的法制体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做出了很大贡献。
建国以来，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49年12月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当选为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1955年张澜主席逝世，沈钧儒任代理主席。次年，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直至去世。 1949年12月，在沈钧儒主持下，中国人民救国会发表宣言，鉴于中国人民已翻身作主，救国会已完成历史使命，宣告光荣结束。
著有 《寥寥集》、《家庭新论》《制宪必携》、《宪法要览》、《普及政法教育》等。
1963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8岁。
思想主张
沈钧儒清末主张立宪救国，认为立宪即改变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政治，让人民有参政的民主自由权利。
辛亥革命后，他本着民国主义在民的精神，反对封建军阀统治，要求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参与了“天坛宪草”和浙江自治省宪的拟定工作。在领导救国运动中，他参与制定的救国会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联合战线丝毫不能让步的要求。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始终认为抗日与民主不可分，要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战，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针对抗战后国民党继续实行专制、压制民主、破坏法治，先后在国民参政会上两次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获得许多参政员的联署支持。
他和各抗日党派参政员一道，发起民主宪政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保障人权和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为了争取实现民主宪政，他和一些中间党派负责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旨在促成实施民主宪政的统一建国同志会，随后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和救国会是共产党在争取政治民主化斗争中的忠实盟友。抗战胜利后，在沈钧儒的领导下，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其政治纲领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他参与创办的《民主生活》周刊，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认为当前一切问题的症结都在不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表示要用笔来反映人民的公意，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遭取缔后，他潜离上海赴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领导民盟“一面倒，倒向新民主主义方面”。
反对人治，主张法治，是沈钧儒法学思想的核心。沈钧儒认为，法制健全与否，是否实行法治，是国家强弱盛衰的重要因素。他引用韩非的话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他长期参加政学会活动，是因其政纲对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强调发扬民主与厉行法治。“唯民主可以革专制之积威，唯法治可以纳庶政于轨物。”与自己的理念相吻合，他说：“欧美式政治之精神在法治，中国式政治精神在人治。”“吾国政府素重人治，与欧美之一切归纳于法治者迥异，政治所以不进步，此实一大原因。”认为当今中国是无法无天，武人干政，军阀祸国，只有建立法系，实行法治，结束人治，才是弭乱致治之道。上世纪30年代，他针对国民党当局罔顾法治，践踏民主，非法拘禁爱国人士的白色恐怖统治，倡导冤狱赔偿运动。发表宣言说：“‘堂上一笔朱，阶下千滴泪。’此种至可惨痛之现象，竟存留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则斯民之不幸，果为何如？”并制定冤狱赔偿法草案送呈国民党中央采用，要求建立冤狱赔偿制，以保障人权，获得较广泛舆论的支持。冤狱赔偿运动是当时整个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页有意义的篇章。40年代，他撰文批驳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侵害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法令。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建立和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殚精竭虑，使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此外，沈钧儒从小接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济世救民的优良传统，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他一生“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洁身自好，克己奉公，清廉正直，乐于助人，重视家庭，爱护子女，对后辈循循善诱，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为世人所称道，这更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一份精神遗产。
七君子事件
1931年， “九·一八”事变牵动了沈钧儒那颗忧国忧民之心。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之中。并于同年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多次上书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激怒了爱国群众。沈钧儒等人又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在“九·一八”五周年当日，他不顾当局禁令，带头率几千人上街游行示威，不畏军警的铁棒刀枪，不理会蒋介石的点名警告。10月，又主持了鲁迅的公祭，把有五、六千人参加的送葬礼搞成抗日救亡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及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上发表讲话、以救国会名义致电张学良等国民党将领、援助上海工人反日大罢工等等活动都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果沈老先生和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一同被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沈钧儒先生被公推为家长。他和大家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坚决不写悔过书，坚持爱国无罪。在法庭上，“七君子”义正词严，驳得检察官哑口无言，狼狈不堪。沈钧儒虽身陷囹圄，但他想的却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审讯退庭后，他感慨万千，以诗抒怀：我不要这种胜利！眼看地图变了颜色；六千万同胞沦亡在深渊之底，我们如果还有一些人气，那里有心思来与自家人斗鼠牙，争虫臂！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我祈祷着这一天：能把我的血，飞洒到关外数千里与天无际的白云上，把我们的骨，深埋在那一边的土里，这才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民族的胜利！国家的胜利！我再也不要其他的胜利！他的诗表现出一个革命者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坚定信念。“七君子”的爱国行动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支持，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在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下，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他们。当他们走出狱门之时，各界群众闻讯赶来迎接，口号声、爆竹声高入云霄。沈老先生代表其他六人向大家表示： “可以告慰于大家的是，我们出狱与入狱时一样，主张没有变更，我们决不改变我们的宗旨，决定和过去一样，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纪念馆
沈钧儒祖居在嘉兴南帮岸3号、始建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头门在抗战初期被毁，仪门在70年代即已破敝不堪。保存比较完整的是大厅、吉门和堂楼。1998年按原样重建，并将祖居辟为“沈钧儒纪念馆”，江泽民题书匾额。现纪念馆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740平方米。纪念馆前厅放置铜铸的沈钧儒坐像。前厅和堂楼陈列、展出的400多幅照片和100多件实物(生活用品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沈钧儒革命、奋斗的一生。沈钧儒(1875——1963)，原籍浙江嘉兴，光绪甲辰(1904)进士，次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35年，他与宋庆龄等发起并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触怒当局而遭入狱，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之后，他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立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等职，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七代爱石
从沈钧儒的曾祖父到沈钧儒的曾孙，上下绵延的七代人都爱石藏石，堪称世界收藏史上罕见的藏石世家。 沈钧儒系浙江嘉兴人。他的曾祖父沈濂，曾任清政府的刑部主事；祖父沈玮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翰，为候补知府。几代人的共同爱好是收藏奇石：在沈家的庭院、客厅、书斋里，到处供有奇石，如被命名为“坐看云起时”的假山石，形似太湖石的“鸡骨石”，以及“竹叶婆娑”、“仕女弹琴”、“仙人探洞”等雨花石。沈氏的“传家宝”除上述珍贵的观赏石外，还有“冰纹”、“青花”、“绿端”等端砚名品。 以石会友，以石交友，是沈钧儒藏石、赏石的一乐趣。他的藏石，品种丰富，有天上的陨石、地下的化石，仅各种矿石标本就有200多枚。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与石居”，并咏诗道： “吾生尤爱石，谓是取其坚。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至小莫能破，至刚塞天渊。深识无苟同，涉迹渐戋戋。 与沈钧儒同为法学家的史良曾回忆说：“在重庆时，沈老的身后经常有‘尾巴’跟随……抗战胜利后，沈老离渝返沪，在离家的那一天，‘尾巴’仍然照例跟随，他们发现沈老有一只箱子很沉重，硬要打开检查，其实是一箱石头。” 抗战期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为“与石居”题额并跋识如下：“衡山兄爱石成性，所至选石携陶陈列室中，以为旅行纪念。为题斋额，并缀于词：求石友，伴髯翁，取不伤廉用不穷。会见降旗来眼底，石头城下庆成功！”同时为“与石居”题咏的还有冯玉祥、黄炎培、茅盾、郭沫若、梁寒操等。其中，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冯玉祥的题辞：“南方石，北方石，东方石，西方石，各处之石，咸集于此。都是经过风吹日晒，雪侵雨蚀，可是个个顽强，无亏其质。今得先生与石为友，点头相视，如旧相识；且互相祝告，为求国家之独立自由，我们要硬到底，方能赶走日本强盗。”以石喻人，赏石励志，“与石居”成了东南西北爱国志士的聚会之所。 沈钧儒逝世后，他的藏石主要传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沈叔羊。沈叔羊辞世后，藏石又传给了其子沈宽。沈宽也是个“石痴”，他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挚石居”；他像祖辈一样，诚挚爱石，诚挚做人。他的女儿沈萌、儿子沈挚也都承袭了祖上爱石、藏石的家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