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早期建筑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是中国近代大学建筑的佳作和典范^[1]，由于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它与清华大学早期建筑和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建筑一起作为首批中国大学校园内历史建筑群现址，于2001年6月25日被中国国务院正式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大早期建筑总面积在入选的三所高校建筑群中居于首位，并有望成为新的世界文化遗产^[2]。

武大十八栋

历史背景

“十八栋”指的是上世纪30年代初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建造的18栋英式老建筑。当时居住在此的大都是大师硕儒。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武汉成为战时首都。国共合作，国共两党要员入住珞珈山老建筑群。相较前期的自由出入，此时的珞珈山层层设防、壁垒森严，凭特殊通行证才能进出。抗战胜利后，武大又新建了3栋洋楼，但这里仍统称“十八栋”。2001年，包括周恩来故居、郭沫若故居在内的武大早期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行政楼

武汉大学行政楼原名为武汉大学工学院大楼，建于1934年至1936年，美国工程师凯尔斯等设计，上海六合营造公司承建，位于武汉大学校内，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的重要建筑之一。

周恩来故居

经过7年修缮，以武汉大学周恩来故居为代表的珞珈山“十八栋”老建筑群已全部修葺一新，周边环境优化，整体打造成武大历史文化教育基地。

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在珞珈山19号楼居住过4个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会见过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这栋楼因此有“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之称^[4]。

建筑时段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主要是1930年至1936年间，在珞珈山校园一次性规划设计并连续建成的校舍建筑群，共30项工程68栋，建筑面积78596平方米，耗资400万银元。此外还包括部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建筑。这样浩大的建筑活动，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是罕见的。现在大部分建筑保存完好，仍在使用，其中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5处26栋，建筑面积54054.52平方米。

建造经过

1928年8月6日，国民政府大学院聘任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为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李四光是地质学家、秘书叶雅各是林学家，对武昌郊外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叶雅各认为“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经全体委员实地考察后，1928年11月确定以武昌城外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远离闹市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狮子山一带为新校址。依据了国外著名大学校园的理想模式，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疏远相地选址理念。李四光和叶雅各推荐开尔斯（F. H. Kales）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邀请来开尔斯。开尔斯实地考察后，认为这一带山丘坡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遂赞同以罗家山为校址。后闻一多将其改名为“珞珈山”^[5]。

1929年3月，由于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经学校函请湖北省建设厅，开始修筑连接街道口的专用公路，但因修路迁坟触犯了一些坟主的孝亲观念，他们便联合起来向湖北省政府请愿，要求其出面制止。于是，省政府以武大新校舍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武大停止建设，另寻新校址。同月，代理校长刘树杞因事务繁忙而辞职。于是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首任校长。5月上任伊始，他便致力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勘测、规划以及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与叶雅各先生一道，率数十名民工于一夜之间将所有挡路坟墓全部挖掉，造成了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坟主们虽将此事闹到了中央，但也于事无补，这段宽10米、全长1.5公里的公路最终还是按照原定路线完成，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他还特邀省府有关人员亲赴珞珈山现场考察，一致认为此地风景优美，有山有水，在此建校，启发文化，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

与此同时，3月18日开始勘测规划，主轴线为李四光勘测所定。缪恩钊带领助手沈中清及另外4名测工开始新校舍的测量绘图工作，经过5个月艰苦努力，按时完成勘测任务。开尔斯构思图纸时，常常在山上一站就是数小时，半年后完成了总设计图。8月，省政府公布校园红线，东以东湖滨、西以茶叶港、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切至茶叶港桥头，总计面积三千余亩。学校用七块银元一亩水田、五块银元一亩山地的价格买下校舍用地。罗姓山主开始不愿舍弃自己的“风水宝地”，时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亲自上门说服动员。当时山上葬有很多祖坟需要迁移，百余名坟主以新校舍破坏风水为由而阻碍新校址的圈定和校舍建设，甚至要纠集乡民跑到王世杰老家挖其祖坟，省教育厅厅长甚至唆使人在工地闹事。王放出一句话：“祖坟你尽可以挖，珞珈校舍一定要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昭安按王世杰的示意，组织教授会向教育部力争“像珞珈山这样的好地方，应该建校，无论哪个总统、主席也阻止不了”，结果获准。石瑛也积极支持王世杰，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反对迁坟者。

1929年10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开尔斯为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此外还聘有阿伯拉罕·列文斯比尔（Abraham Levenspiel）和石格斯（Richard Sachse）为助手。另聘开尔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同窗好友缪恩钊为新校舍监造工程师、工程处负责人，负责施工技术监督及部分结构、水暖设计。在他严格认真的技术监督下，保证了这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体结构至今仍坚固如初。工程分别由汉协盛、袁瑞泰、永茂隆等营造厂及上海六合公司承建，校舍的水卫暖工程则主要由汉华公司承包。1930年3月新校舍工程开工。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沈祝三坚信“质量就是根本”，要求武大工程均着眼于保固期百年以上，进料选优质材料，处处严格检验把关，即使在他遭到双目失明的沉重打击后，仍坚持主张双方均派工程师及监工随时监督检查质量。施工中一旦发现问题，则不惜代价，返工重来。

1930年5月，六十高龄的开尔斯在上海病倒，病中仍坚持工作。1932年3月7日，王世杰校长在新校舍礼堂里讲演时说：“在这里我们最要感谢的是开尔斯先生，他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他不计较报酬，而完全把兴趣寄托在艺术方面……他给予我们的帮助实在大得很！”为感谢和纪念开尔斯对新校舍建设的贡献，武大授予他名誉工程师称号。沈中清后来也成为武大建筑设计室第一任室主任。1932年5月26日，王世杰在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上讲：“十二年前，我和李四光在回国途中曾经设想，要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建设一所大学，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最后指出：“本校的工程，尚只完成一半，此后需要中央及地方的指导与帮助正切。我们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我们都在努力。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同时，王世杰与叶雅各亲自带领师生在珞珈山造林，半年植树50万株，使园林化的校园里的中西合璧建筑群更为秀美壮观。1933年，一期工程完工后，曾昭安组织编印了《国立武汉大学建筑摄影集》，含有41幅精美照片。

一期工程耗资150万银元（因通货膨胀，实际耗资170万），中央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各支持75万，李宗仁拨款20万资助；二期工程，中央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又各支持75万。余下部分，由委员们通过各种渠道筹得，如中英庚款、汉口市政府、湖南省政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捐资等，总计400万银元。

一期工程（1930年3月～1932年1月）：文学院、理学院、男生寄宿舍、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教工第一、二住宅区、运动场、国立武汉大学牌楼等共13项；

二期工程（1932年2月～1937年7月）：图书馆、体育馆、华中水工试验所、珞珈山水塔、实习工厂、电厂、部分生活用房、法学院、理学院（扩建）、工学院、农学院（未竣工）等共17项；未完成工程：医学院、大礼堂、总办公厅因经费不到位未建。

西迁乐山时期

1938年3、4月间，武汉被日寇三面包围，武大被迫西迁至四川乐山，珞珈山校园便成为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的军事指挥中枢，直至武汉沦陷。珞珈山凿有既深且大的防空洞，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每次日机的航路都要经过珞珈山上空却从未进行过轰炸。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武汉大学体育馆和图书馆召开（开幕典礼在重庆举行），会上制定了著名的《抗战建国纲领》，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称蒋介石为“总裁”即从这时开始）、汪精卫为副总裁，确立领袖制度。蒋介石、周恩来和郭沫若都居住在武大，领导军民抗日，会见外国友人，向全世界传达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蒋介石还在珞珈山设立了高级军官训练团，并亲任团长，检阅军官，不顾个人安危，在珞珈山上亲自观看中国空军英勇抗击日寇的激烈空战。1938年8月2日，由周恩来牵头，召集国共两党主要领导在学生食堂成立了“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负责组织武汉全民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撤退，为抗战保存了许多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寇“3个月消灭中国”的妄想。

如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揣测的，珞珈山之所以未遭轰炸，是因为日军“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1938年10月26日，武昌弃守，日军果然将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本亲善之旨”“以资保全原貌”。

司令部驻扎在图书馆里，并在图书馆楼顶四角修了四个了望塔。理学院中还修有关押抗日人士的地牢。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成为野战医院和军官俱乐部，男生寄宿舍成为住院部。文、理、工学院由大批文职人员使用，十八栋则由高级官员居住。附中成为车辆调度场，原邮局附近则成为一片马厩。未建的大礼堂后面（现人文馆后的小苗圃）成为军马场，日军为喂养军马而从日本引种水花草。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日军于1939年从日本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栽植。抗战期间，珞珈山校舍虽整体保存了下来，但其内部还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抗战结束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

院系调整时期

1952年，李达出任武大校长，学校专门修建了一个小园子，即李达故居。1954年12月，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分出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农学院大楼也随之分出作为办公楼。1950年代后期，在大礼堂原址的两侧兴建了物理大楼和生物大楼。教二楼以及桂园和梅园的一些具有民族传统风格的宿舍楼也是这一时期修建的。

建筑现状

进入21世纪，学校成立了专门的保护委员会，制定了保护措施和维修方案，坚持适用于保护并举和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原则。但实际上，武汉大学校园内新建的部分建筑与校园内的早期建筑之间以及其内部不同的建筑之间没有很好的保持协调一致的风格。早期建筑的修复和保护未能真正按照“修旧如旧”原则，部分建筑的局部被风蚀或由于人为原因毁坏严重，需要良好的维护和修缮。比如在2003年的110周年校庆前，对于理学院的修复不仅没有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反而弄巧成拙。还有长在屋顶上的树木，时刻危胁着文物的寿命。再如维修樱园四舍时，只是敲去不牢固的墙皮，然后敷上一层新石灰，极不协调。2004年，学校基建部对珞珈山水塔的修葺更是用了“焕然一新”来形容。

2005年9月16日，石格斯先生的外孙女来武大访问，赠送给校方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图片。同年11月16日，列文斯比尔先生的儿子、美国工程院院士Octave Levenspiel来武大访问，将父亲当年所绘的全部150余幅武大早期建筑图纸及照片赠送给校方。2014年7月，这些图纸连同武大档案馆原来保存的一些图纸一共177张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为迎接120周年校庆，同时鉴于早期建筑局部腐朽程度严重及媒体的报道和呼吁，从2011年起，武大开始了自建校以来首次全面修缮早期建筑群的浩大工程，并在2011年9月成立了全国高校首个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同时设立文物保护管理处。对早期建筑的维修改造也被正式列入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捐赠项目（第一期），上述工程在2013年校庆之前陆续竣工。其中的周恩来旧居经过修复更名为周恩来故居暨历史文化教育基地，于11月21日正式开放；老图书馆则作为校史馆于11月28日正式开放。

此外，为了给武汉市市政工程建设之一的八一路地下隧道让路，2012年10月，武大拆除了1993年仿建的“国立武汉大学”牌楼，这一举措引起了校内外广泛关注。经过广泛征集和专家讨论，2013年1月，基建部门正式公示武大校门广场建设方案，其中新牌楼的位置将比被拆除牌楼的位置向北后退十余米，并放大1.12倍，整个工程于11月20日完工。

这一时期新建的校舍如图书馆扩建工程、文科区建筑群和杨家湾建筑群则在外形和配色上保持了与早期建筑的呼应和协调。老图书馆和行政楼（老工学院）两座建筑先后入选第一、二届武汉设计双年展由公众投票的“五座武汉城市地标”。 2014年6月27日，中国文物学会高校历史建筑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武大举行。

建筑介绍

开尔斯的设计按照建筑设备委员会“实用、坚固、经济、美观、中国民族传统式外形”的要求，贯穿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思想，采用“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手法，对环境深刻理解，对地形巧妙利用。采中西建筑形式之长，集古典与现代建筑之美，开当时建筑风格之先。

根据珞珈山的地形地貌和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使校园总体规划具有鲜明的特色。

校园建筑物依照各自的功能，采用散点、放射状布局，又遵循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原则，因山就势，建筑组群变化有序，整个校园在自由的格局中又有严整的片断，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群体。这些建筑群相互构成对位对景，面面相观，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环境空间层次。

欣赏珞珈山校园建筑，不是在“可望”，而是在“可游”，步移景异，韵味无穷。

当时大量西方建筑界都还处在探索阶段之中的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被成功地运用在武大早期建筑的设计施工上，并影响到中国后来的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校园中心区由2条南北轴线和2条东西轴线相交汇形成两大组建筑群，总体规划因山就势，利用东、南、北三面环山，西侧为低洼地的区域规划校园中心区，低洼地作运动场，看台依坡而筑。

建筑群沿看台外面凹形校前大道上侧布置。南山（火石山）建工学院，北山（小龟山）建理学院，东侧山脊规划了大礼堂。形成以运动场为中心，大礼堂为主体的一组建筑群。工学院、理学院分别在运动场中线400米的南北端，为大礼堂的左右翼。

大礼堂和体育馆在运动场东西轴线上下端正。运动场西向山起箕（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00多米）地势骤降，为校区下沉式中心园林地。体育馆在其下方。

于是形成贯穿工学院、理学院的南北轴线，及由大礼堂延伸至体育场以西的体育馆的东西轴线，空间呼应，地形错落，章法井然却又十分生动而切合地形。

中心区西北侧的狮子山从东、北两个方向可远眺东湖，从东湖亦可见狮子山山顶轮廓，形成以图书馆为主体的另一组建筑群，在北山丘陵地带的狮子山，坐南朝北

图书馆居山顶中央突出；东、西两翼为文学院、法学院，相对矗立；南面学生宿舍抱坡而建。飞檐碧瓦掩映在绿树丛中，使山体显得更加郁郁葱葱、错落有致。武大校舍建设的总体统一，又有群组、单体建筑的特色。冬季阳光充足，夏季南风吹拂，并配合和增添了湖光山色的美景。

图书馆

位于狮子山顶的皇冠形仿故宫建筑，也是珞珈山麓最高的建筑，武大的精神象征，1935年9月竣工。

图书馆工程施工中，由于墙体砌砖方法不对，承重力达不到设计要求，缪恩钊要求施工方采取补强措施，在大阅览室四角增加四对钢筋混凝土柱子才达到承重要求，这一补强措施使施工单位增加造价2万元。

又因为施工方将屋角做成了南方式的上挑形而非北方式的平缓形而被要求返工重建。外部装饰极具中国传统特色，顶部塔楼是个八角垂檐、单檐双歇山式。

上立七环宝鼎，兼有排气之功用。屋顶上有采暖烟囱，南屋角立有粗大的隅石，北屋角立有小塔，其间护栏以左右的勾阑和中央的双龙吻背，造成“围脊”的效果。两副楼屋脊与大阅览室相连，叫“歇山连脊”。

在大门上方镶有老子的全身镂空铁画像。正面5楹（间）、中间3楹（间）为大阅览室，两边副楼，后两角处各有一书库楼。

图书馆平面呈“工”字形，由目录厅、检索厅、阅览厅、书库和辅助服务厅五部分组成，其中书库使用面积约1186平方米，能藏书近200万册。该馆的设计在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上突破了中国古典建筑“相沿”的陈式，内廊的四隅切角处设有半圆弧形楼梯。南面的主入口为三开间单洞门，既用了西式双联廊柱，又用了中国古典建筑中的雀替、额枋；瓦作、施斗拱，皆参照清代建筑样式，中央主体顶层为八边形，北面的书库地下层外墙有收分，上立勾阑，形成高大的台座。两库间的联接体作如下处理：地下层外墙有以方窗为单元组合的大片玻璃窗，第二层的“围脊”上方中央有以五窗突起的阁楼。该馆是中西建筑设计理论、技艺、手法相互渗透、融会贯通的佳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率先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钢筋混凝土框架和钢桁架混合结构）仿中国古典建筑的成功之作，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潮流、科学技术和时代精神。

李达故居

位于珞珈山南麓西部，是一座由院墙围合的砖木结构平房，1952年建成。平面布局呈“干”字型，由李达自己绘制示意图，工程人员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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