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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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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狱中杂记 作 者；方苞 创作年代；清代 作品出处；《方望溪先生全集》 文学体裁；散文

《'''狱中杂记'''》是清代文学家方苞创作的一篇散文。作品散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两段为第一部分，写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甚众的情况和原因。第三、四段为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险恶。第五、六段为第三部分，揭发奸吏贪赃枉法的罪恶行为。第七段为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狱卒和奸民相勾结牟利的事实，说明当时的监狱阴森可怕。这篇散文记叙具体真切，富有说服力，行文简洁有序，却不失生动。

作品原文

狱中杂记1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2，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3。有洪洞令杜君者4，作而言曰5：“此疫作也6。今天时顺正7，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数十人。”余叩所以8。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9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10，屋极有窗以达气11。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12，矢溺皆闭其中13，与饮食之气相薄14，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15，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16，无可旋避17，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18，杀人重囚，气杰旺19，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20，其骈死21，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22。”

余曰：“京师有京兆狱23，有五城御史司坊24，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25，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26，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27，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28。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29，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30，然后导以取保31，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32，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33；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34。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35。积忧愤，寝食违节36，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37，同于往圣。每质狱词38，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傥仁人君子为上昌言39：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40，别置一所以羁之41，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傥举旧典42，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43，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44！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45。”余同系朱翁、余生46及在狱同官僧某47，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48，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49，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50。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51，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52，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53，然后得死。”唯大辟无可要54，然犹质其首55。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56；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57。主缚者亦然58，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59，勾者十四三60，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61。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62。

余尝就老胥而问焉63：“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64。”主梏扑者亦然65。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66：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67；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68；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69，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70。”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71，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72，犹未敢然。功令73：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词上74，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75。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76，狱词无易，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77。”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78，倘复请之79，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80，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众皆以为冥谪云81。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82，经秋审入矜疑83，即免死。吏因以巧法84。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85。噫！渫恶吏忍于鬻狱86，无责也；而道之不明87，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88，其枉民也89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90。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91。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92，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93：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94，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作品译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里，当我被关在刑部监狱的时候，看见犯人死了，由墙洞里拖出去，平均每天总有三四个，不觉心里奇怪。有个曾经做过洪洞县长的杜君，站起来说：“这是生瘟疫了。现在天时正常，死的还少；过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几个的。”我问是什么原因。杜君说：“这种病容易传染，生这种病的，纵然是亲人，也不敢住在一起。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顶有小窗透空气；其余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就上锁了，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地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人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们。”

我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杜君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的越多越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的，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我认为我们的皇上，和过去的圣人一样，有好生之德，每在批公文的时候，总给犯人死中求生，但现在竟有无辜的人这样倒霉的！如有仁人君子，能向皇上上奏除死刑及发配边疆的重犯外，其他轻犯和受到牵连还没定案的，如果另设看守所来关，不上手铐脚镣，就不知可救多少人命了！听说监狱本有五间房名叫“现监”的，是给涉案而没定案的人住的。如果能查出这种规定，实行起来，倒也不无小补。杜君说：“皇上开恩，规定做官的可住优待房，现在穷人住进老监房，大盗累犯反住进优待房，这中间的微妙，能细问吗？这样看来，只有另外关到一座监狱里，才能根本解决啊！同我关在一起的朱老头、姓余的青年和关在一起的同僚，都这样碰上疫症死了，论罪状，他们都是不该受重罚的小罪。又有某氏控告儿子不孝，左右的邻居都被关进老监，哭哭叫叫直从晚上闹到天亮。”我听了，有动于衷，曾拿杜君这些话来普通的问了问别人；结果大家说的一样，我就决定记录下来。

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做“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我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担任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我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由这故事，印证孟子“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的话，真是一点也不错！

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

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部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处决。主审官张口结舌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我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把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头的。”后来部员某忽然在一个晚上死了，大家都说这是上天报应。

凡属杀人案件而判词上没有“谋杀”、“故意杀人”等字眼的，大概经过秋审，列入“矜疑”（情有可矜而罪在疑似之间的）类中，便可以免死，司法人员因此也就可以在法律夹缝里做手脚。有个叫郭老四的，曾四次犯杀人案，最后一次仍以“矜疑”减等，不久碰上大赦。出狱以前，一天到晚都和同党喝酒唱歌，有时直闹到天亮。有人问他过去的事，他竟一件一件原原本本道来，神气活现，好像自己了不起似的。唉！那些无耻而恶毒的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原不足深责；但道理并没真正弄清，一班善良官吏往往以脱人死罪为功德，而不追究真正的实情，就使死者含冤不浅了！

有些坏人在监狱里坐久了，和典狱官狱卒们狼狈为奸，就很肥了。山阴有个姓李的，因犯杀人罪坐牢，每年都赚上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住了几个月，无所事事。恰好他同乡有犯杀人案的，便冒名顶替。因为法律规定，如果不是故意杀人，必然可以长期监禁，不会判死罪的，五十一年，依赦例减等充军。他叹气说：“我没办法再能进这儿来了！”按照旧例，充军的人都移押顺天府待命；这时正是冬天，停止发遣，姓李的具状要求仍回刑部监狱等候春天发遣，要求再三，都没批准，还老大不高兴呢！

创作背景

康熙五十年（1711年），方苞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南山集》为桐城人戴名世所著。戴名世在《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一文中提出写历史时应给明末几个皇帝立“本纪”。此事被御史赵申乔揭发，戴名世全家及其族人牵累定死罪者甚多。方苞也因《南山集》序文上列有名字，被捕入狱。开始在江宁县狱，后解至京城，下刑部狱。两年后出狱，被编入汉军旗，以奴隶身份入值南书房。康熙皇帝死后被特赦，解除旗籍。后累官至礼部侍郎。这篇文章是方苞出狱后，追述他在刑部狱中所见所闻的记录。

作品散文是“杂记”名篇，材料繁富，错综复杂，人物众多，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重点描写，“杂”而有序，散中见整，中心突出。如用方苞提出的古文“义法”来衡量，繁富的材料就是“义”，即“言之有物”；井然有序的记叙就是“法”，即“言之有序”。文章记狱中事实，在触目惊心的叙述中，间作冷峻深沉的议论。文中记叙了刑部监狱中的残酷阴森和官吏、奸民勾结午弊的罪恶事实，深刻揭露了当时的政治黑暗。全文分四部分。

第一、二两段为第一部分。写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甚众的情况和原因。作者亲眼见到“死丽由窦出者，日四三人”，狱中情状，惨不忍睹，随即运用对话方式，由杜君介绍详细情况，“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瘟疫流行，死人之多更加骇人听闻。瘟疫流行的原因，一则房屋设备恶劣，旁四室无牖无窗，晴无天日，空气不流通。二则犯人太多，“系囚常二百余”。三则狱中成法残酷，“薄暮下管键”，“质明启钥”。四贼非人的生活环境，“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再加上气候变化，“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更加奇怪的是“大盗积贼，杀人重犯”“染此者十不一二”，“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善恶颠倒，是非不明。由此不难想见狱中的一片残酷阴森的景象，作者已经勾画出了一幅人间地狱的图画。

接着作者设问，由杜君继续作答，进一步说明犯人之多的原因以及“其骈死”，皆“法所不及者”的原因。封建统治者为着巩固其封建专制政权，实行恐怖政策，京师一地，监狱林立，法网密布，贪官暴吏们则趁机大发横财。他们为了榨取钱财，任意拘捕无辜，然后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向囚犯肆意敲榨勒索。这样，有钱的可以消遥法外，无钱的就横遭追害，贫苦百姓更是冤沉海底，忧恨病死的不可胜数。最后，作者以同监的朱翁、余生及僧某等的遭遇证明杜君所谈属实，并“以杜君亩泛讯之，众言同”这才记下来，可见所记事实是确凿有据的，表现了对罪犯的同情和对官僚胥吏等的憎恨。

第三、四段为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险恶。管行刑的，明抢暗夺，毫无人性，就是对予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要处心积虑加以勒索。甚至连死人的头也要拿来做索取贿赂的资本。他们的残酷罪行，令人发指。管捆人的，捆绑之松紧，要看贿赂的多少而定，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残暴地摧残犯人，敲诈钱财的手段，无所不施。管施刑的也是如此，棍棒的轻重，看贿赂的多少而区别。他们认为从犯人身上榨取钱财是理所当然的，以得贿多少决定对犯人的待遇也是合理的。作者记叙了一系列的罪恶事实，有力地揭弦了封建专制时代黑暗政治的真相。

第五、六段为第三部分。揭发奸吏贪赃枉法的罪恶行为。作者先概括叙述老胥藏伪章，任意篡改“文书”的枉法情况，接着举出具体事饲说明官吏枉法受贿，使良民含冤屈死，坏人逍遥法外。在“把持公仓”一案里，胥吏受鳓千金的贿赂，居然敢私造上行文书，调换“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代主犯受刑。当时的“主谳者”明知换了本章，错杀了人，但却不敢查问。这里，不仅表现了“主谳者”的丑态和卑怯心理，而且说明了只要保住官位就不管人民的死活，正是封建官僚的人生观。重贿千金的事件，作者没有目睹，但“余在狱，犹见某姓”，并写出狱中人相互指认的情况，可见这一骇人事件完全属实。

此外，胥吏还借“矜疑减等”的机会，设法午弊，作者在狱中亲见郭四的事实，令人极为愤慨。“凡四杀人”的罪犯逍遥法外，“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写出了杀人恶棍的嚣张气焰。作者对这种情况，不仅指斥“渫恶吏忍予鬻狱”，还责备一些“良吏”不追究实情，“多以脱人予死为功”，而开释了坏人，冤枉了良民，说明了这个时代的法律和监狱完全是迫害良民，助长坏人的气焰，作者慨叹“其枉民也，亦甚矣哉”，这是对封建统治罪恶的控诉。

第七段为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狱卒和奸民相勾结牟利的事实，说明当时的监狱阴森可怕。“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概括说明当时监狱的黑暗，接着举出一件事实，李姓“杀人系狱”， “每岁致数百金”，赦出后“漠然无所事”。刑部狱对于良民来说，完全是残酷阴森的人间地狱，令人体目惊心，而对坏人来说，则不但不可怕，而且是牟利的好地方。他们对监狱恋恋不舍，到不得不离开时，竟“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怅然而出”，乍看这样的言行未免有些奇异，但事实确实如此，更足以说明当时监狱的本质。

这篇散文勾勒出一幅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监狱图，表现事对一些无辜受害者的同情，对于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有一定的意义。文章所记的内容头绪纷繁，但作者写得简洁有力，没有浓郁的渲染，而人物神态却历历在目。在写法上选取了狱中几个方面的典型事例，用先概括叙述，再具体描写，先提出问题，再举事例的方法，并时时设问作答，突出重点，真实性很强，这些都值得借鉴。

全文记述作者在封建监狱中的种种见闻，具体深刻，牵涉面广。作者能于头绪纷繁，情况复杂中，围绕中心，选用材料，叙述有详有略，语言不蔓不枝，且多用散句，下字简炼有力，而又雅洁通畅，不事浓郁渲染，人物神态，环境情状，历历如在目前。记述时多采对话形式，常举典型事例为证。先用概括介绍，次叙具体事实，间发个人议论，质朴中灵活多变。桐城文章，此作可称佳构。

名家点评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教授严鸣晨《古代散文名篇选读》：“本文人物众多，事件繁复，而作者却写得有条不紊，重点突出。人物对话，虽只三官两语，却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文成《清晚清文学作品译注讲析》：“尽管这篇文章篇幅较长，但语言同样具有方苞散文简洁洗炼的共同特点，生动形象，很富于表现力。”

作者简介

方苞（1668—1749年），清代散文家。字凤九，号灵皋，晚年又号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1662—1722）进士。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文字狱牵连入狱，得人营救，两年后出狱。后官至礼部侍郎。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当时颇有影响。主张写文章应讲究“义法”，“义”指文章的内容，要符合封建的纲常伦理；“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要结构条理，语言雅洁；从而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所作文章多宣扬封建礼教，有的也很有思想意义。有《方望溪先生全集》传世。

参考来源

狱中花 第30集 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