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中雜談二則（老舍）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作品欣賞
一檐滴
冰雹，狂風，炮火，自然是可怕的。不過，有些東西原不足畏，卻也會欺侮人，比如檐滴。大雨的時候，檐溜急流，我們自會躲在屋內，不受它們的澆灌。趕到雨已停止，特別是天上出了虹彩的時候，總要到院中看看。你出去吧，剛把腳放在階上，不偏不斜，一個檐滴准敲在你的頭頂上。正在發旋那塊，因為那兒露着的頭髮多一些。賈波林在影戲裡才用酒瓶打人那塊，檐滴也會這一招，而且不必是在影戲裡。設若你把脖伸長了些，檐滴就更得手：你要是瘦子，它准落在脖子正中那個骨頭上，濺起無數的水星；你要是胖子，它必會滴在那個肉褶上，而後往左右流，成一道小河，擦都費事。這自然不疼不癢，可是叫人彆扭。它欺侮人。你以為雨已過去好久，可以平安無事了，哼，偏有那麼一滴等着你呢!晚出來一步，或早出來一步，都可以沒事；它使你相信了命運，活該挨這一下敲，挨完了敲，還是沒地方訴冤。你不能罵房檐一頓；也不能打那滴水，它是在你的脖子上。你沒辦法。
二留聲機
北方一年只有幾天連陰，好像個節令似的過着。院中或院外有了不易得的積水，小孩，甚至於大人，都要去一；摔在泥塘里也是有的。門外賣果子的特別的要大價，街上的洋車很少而奇貴，連醫院裡也冷冷清清的，下大雨病也得休息。家裡須過陰天，什麼老太太斗個紙牌，什麼大姑娘用鳳仙花泥染染指甲，什么小胖小子要煮些毛豆角兒。這都很有趣。可也有時候不盡這樣和平，「陰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就是雨戰的一種。講到摩登的事兒，留聲機是陰天的驕子，既是沒事可作，《小放牛》唱一百遍也不算多；唱片又不是蘑菇，下陣雨就往外長新的，只好翻過來掉過去的唱那所有的幾片。這是種享受，也是種懲罰——《小放牛》唱到一百遍也能使人想起上吊，不是嗎?
二姐借來個留聲機，只有五張戲片。頭一天還怪好，一家大小都哼唧着，很有個禮樂之邦的情調。第二天就有咧嘴的了，「換個樣兒行不行?」可是也還沒有打起來，要不怎說音樂足以陶養性情呢。第三天——雨更大了——時局可不妙，有起誓的了。但留聲機依舊的轉着，有的人想把歌兒背過來，一張連唱二三十次，並且是把耳朵放在機旁，惟恐走了一點音。起誓的和學歌的就不能不打起來了。據近鄰王老太太看呢，打起來也比再唱強，到底是換換樣兒呀。
一起打，差點把留聲機碰掉下來，雖然沒碰掉，也不怎麼把那個「節音機」給碰動了，針兒碰到「慢」那邊去。我也不曉得這個小針叫什麼，反正就是那個使唱片加快或減速度的玩藝，大概你比我明白。我家裡對於摩登事兒太落伍。我還算是曉得這個針兒——不管它姓什麼吧——的作用。二姐連這個都不知道。第四天，雨大邪了，一陣一個海，幹什麼去呢?還得唱。機器轉開了，聲音像憋住氣的牛，不唱，慢慢的；片子不轉，晃悠。上了一片，了有半點多鐘，大家都落了淚。二姐不叫再唱了：「別唱了，等晴天再說吧。陰天返潮，連話匣子都皮了皮了，北平語，物體受潮軟化之意。!」於是留聲機暫行休息。我沒那個工夫告訴他們撥撥那個針，不願意再打架。
（載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論語》第四十八期） [1]
作者簡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姓氏一拆為二)。滿族，北京人(正紅旗)。另有筆名絜青、鴻來、非我等。中國現代小說家、著名作家，傑出的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駱駝祥子》、《趙子曰》、《老張的哲學》、《四世同堂》、《二馬》、《小坡的生日》、《離婚》、《貓城記》、《正紅旗下》，劇本《殘霧》、《方珍珠》、《面子問題》、《龍鬚溝》、《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戲劇集》、《柳樹井》、《女店員》、《全家福》、《茶館》，報告文學《無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說集《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火車集》、《貧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的稱號。老舍的一生，總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藝界當之無愧的「勞動模範」。
筆名來歷，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另有絜青、絜予等筆名。因為老捨生於陰曆立春，父母為他取名「慶春」，大概含有慶賀春來、前景美好之意。上學後，自己更名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捨棄；予，我。含有「捨棄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這一筆名，是他在1926年發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時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後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現今人們熟知的「老舍」。這個「老」並不表示年齡大，而是含有一貫、永遠的意思，合起來就是一貫、永遠「忘我」。他用「老舍」這一筆名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慶春是誰。「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 [2]
他於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擔任過小學校長、郊外北區勸學員等職。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思潮，把他從「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的人生信條中驚醒；文學革命的勃興，又使他「醉心新文藝」，由此開始生命和事業的新起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