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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论(作者 苏轼)原图链接来自 腾讯网 的图片

晁错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

原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背景

《晁错论》为苏轼在宋仁宗嘉佑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写就并呈与朝廷的文章之一。《晁错论》的具体写作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本文写于宋仁宗嘉佑五年,是在制科考试前所上二十五篇《进论》之一;另一种说法认为该作品写于嘉祐六年,是苏轼在制科考试中的一篇应试文章。

其一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苏轼所上策、论词理俱佳,被推荐参加秘阁考试。

其二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苏轼在制科阁试中合格,得以参加殿试[1]。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宋仁宗在崇政殿亲试制科应试者,称为“殿试”。苏轼首先呈上《中庸论》、《汉高帝论》等二十五篇文章,接着答《策问》,即《御试制科策一道》,举条而对,作了五千余字,并入三等。

文学赏析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作者简介

苏轼(1036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中,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2]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著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宋史》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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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