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趙玉三司機師（老舍）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作品欣賞
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時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車。在動身的前夕，司機師吳欒鈴君請我吃北方飯。同席的有一位山東青年，高個子，粗眉毛，渾身都是膽子與力量。看樣子，他象是很能喝幾杯，但是他不肯動酒，因為次晨還要趕早開車。吳君才二十二歲，很象個體面的學生。趙君，雖然愛說愛笑，卻象有二十七八了。及至大家互問年紀的時節，才知道他不過是二十三歲，還沒有結婚。
他們的年紀雖輕，可是由他們的口中，我曉得了他們都已足跡遍「天下」。他們都說北方話，可是言語中夾雜着許多各地方的土語詞彙，有時候還有一兩個外國字。假如他們缺乏着別的歷史知識，但是一部中國公路交通史好象就在他們的心裡，他們從抗戰前就天天把人和物由南向北由東運到西，大多數的公路，在他們的口中，就好象我們提起走熟了的街道似的；哪裡有橋，哪裡有急彎，哪塊路牌附近的路基不夠堅硬，他們都能順口說上來。趙君在陝、甘、湘、鄂、川、滇、黔、桂、越南、緬甸的公路上都服過務。從離開南京，他就生活在公路上，六年沒有給家中——在山東長清——通過信！
趙君名玉三，抗戰前，在青島開公共汽車。七七後，他在航空委員會訓練汽車駕駛兵。南京陷落，他搶運沿路上的各種器材，深得官長嘉許。此後，他便在各省的公路上服務，始終是那麼勇敢活潑。他替zheng府、軍隊、人民，運過多少東西，一共走過多少里路？現在已無法知道。去年十二月中，距我認識他的時候僅僅一月，他死在了保山！
當我同他們到大理去的時候，他們一共是四部卡車，趙君為司機班長，我只到大理，他們卻要到畹町，車上載的是桐油。趙君一定勸我隨他們到國境上去看看：「看看去，我管保你會寫出好多文章來，跟我們去，準保險！我們怕熱，開車又小心！」可是時間不允許我去開眼。再說，一路上趙君總是搶着會食宿賬，教我「過意不去」。
夜晚投宿後，趙君最喜說笑。他的嘴不甚伶俐，可是偏愛說話。他不會唱，而偏要哼幾句。高了興，他還用自己臨時編造的英語或俄語與朋友交談，只為招笑，沒有別的意思。他似乎沒有任何憂慮，臉上象雲南的晴天那樣爽朗。
他開第一部車為的是先到站頭，給大家找好食宿之所。我坐的那輛道濟車，由吳君開，在最後面走。他的勇敢，吳君的謹慎，正好作先鋒與殿軍。
我回渝，趙君復由昆明開保山。從保山回來，據朋友們的函告，在功果山的最高峰，拔海四千尺的高度，他翻了車，一直滾到瀾滄江岸。車——便是我坐過的那輛道濟車，此次改由他開——完全碎了，可是這位山東壯漢卻沒有登時斷氣，送到保山醫院後，以傷重，在十二月中旬逝世。
沒有好身體，沒有膽氣，都不能作司機師。特別要緊的，是沒有愛國心，成不了為抗戰服務的司機師。假若趙君還在山東，肯受敵人的驅使，也許還能活着，但是他寧願在功果山的高峰上，雖然沒有穿着軍裝，卻也和戰士們那樣光榮的死去。
同我在一起的時候，他說過幾次：「給我寫幾句！」現在，我給他寫幾句了，可是他已結束了他的生命。在抗戰的今日，凡是為抗戰舍掉自己性命的，便是延續了國家的生命；趙君死得太早了，可他將隨着中華民族的勝利與復興而不朽！ [1]
作者簡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姓氏一拆為二)。滿族，北京人(正紅旗)。另有筆名絜青、鴻來、非我等。中國現代小說家、著名作家，傑出的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駱駝祥子》、《趙子曰》、《老張的哲學》、《四世同堂》、《二馬》、《小坡的生日》、《離婚》、《貓城記》、《正紅旗下》，劇本《殘霧》、《方珍珠》、《面子問題》、《龍鬚溝》、《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戲劇集》、《柳樹井》、《女店員》、《全家福》、《茶館》，報告文學《無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說集《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火車集》、《貧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的稱號。老舍的一生，總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藝界當之無愧的「勞動模範」。
筆名來歷，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另有絜青、絜予等筆名。因為老捨生於陰曆立春，父母為他取名「慶春」，大概含有慶賀春來、前景美好之意。上學後，自己更名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捨棄；予，我。含有「捨棄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這一筆名，是他在1926年發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時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後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現今人們熟知的「老舍」。這個「老」並不表示年齡大，而是含有一貫、永遠的意思，合起來就是一貫、永遠「忘我」。他用「老舍」這一筆名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慶春是誰。「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 [2]
他於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擔任過小學校長、郊外北區勸學員等職。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思潮，把他從「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的人生信條中驚醒；文學革命的勃興，又使他「醉心新文藝」，由此開始生命和事業的新起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