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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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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的树》中国当代作家王士敏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原上的树

柿子当口粮的年代,柿树备受宠护。柿花、柿杚戴(柿楴),在没成柿子之前,就是人们碗里的美食,而柿子成熟之后的柿饼、柿疙瘩、柿蟠、柿皮、柿子醋、柿皮炒面等,更是人们充饥、馈送、买卖的主要食品。

故乡东地里的土堎上,柿树不少。八九月的时候,小柿、牛心柿、方柿、门顶柿、八月红,一树树开始变红,尤其是八月红,红了软了吃着蜜甜。

那时,软柿子我没少吃,可有一回吃得出了一身冷汗。放学了,我兴冲冲地向东地里跑去,那里有一颗八月红柿树,红灯笼般的柿子挂了一树,看着树顶上红彤彤的软柿子,我猴儿般地攀了上去,树杈里,热烈的秋阳照得我眯缝着眼睛,透亮的软柿子就在嘴边晃荡,拌着垂涎,我吃了个够。下去时,又摘两个准备拿回家让奶奶吃,却不小心没装进口袋,掉了下去,接着就听见一声“哎呀!”吓得我一激灵,又撞掉了几个软柿子。这时,树下的吆喝声便厉害起来,“快下来,不听话,看我不用拐棍敲断你的小腿!”这时,我才看见,隔壁老奶奶不知啥时候拿把椅子坐在了树下,我弄掉的那两个软柿子正好砸到了她的额头上,黄黄的一片。她一脸懆火,举起了手里的拐棍,瞪着树杈里的我。我腿肚子有些打颤,鼻子也渗出了汗。下到地上,等着那拐棍往腿上打,却没有。“快回去,下底下(下次),可不敢再来了,等收了柿子,奶奶滥(温水浸泡,叫滥)甜柿子让你吃。”说着,她用棍子敲下几片柿树叶,擦了擦额头上柿子浆。那天晚饭时,奶奶说:“以后可不敢去摘人家柿子了,那是人家的‘自留树’,金贵着哩!你那个奶奶见天坐在树下看着,那柿子后半年人家要当饭吃哩。”

柿疙瘩、柿饼那些年是最美的食品。柿子收摘以后,挑出囫囵的放在荆条簸箩里,搁在高处的阁楼上,放软了的时候,也就冬天了,早晨,用热水温热,吃两个下地干活,肚里暖暖的。过年的时候,和上玉茭面,拽成疙瘩,下油锅里翻滚一通,一身金黄,那比糕点好吃。

柿饼、柿疙瘩削好了,用榆树细条子绑成串串,挂在房檐下,树杈上,着风朝阳。可不敢把这东西挂低了,那娃们今个摘俩,明个拽仨,不到时候就没了。挂在高处,虽然挡住了娃们三天两头的捎带,却管不住喜鹊乌鸦的馋嘴,它们从高处来,那长嘴就几下猛啄,柿疙瘩便成了瓢瓢,村人便叫“老鸦(wa乌鸦)瓢”。那时候,肚饥的我们,最喜欢吃柿疙瘩串上的“老鸦瓢”,因为这东西又甜又劲道,可比现在的果脯好吃多了。这也成了那时候我的由头,只要放学回家,便要吃柿疙瘩串上的“老鸦瓢”。奶奶心疼我,便拿来钩杆,让我钩下那些“老鸦瓢”,当然,免不了捎几个囫囵的下来。就这样,我捎带着吃,奶奶笑着看,我家那几串柿疙瘩干不了,便被我吃得没多少了。

剩下的那些,“十月一、棉袄齐”的时候,奶奶一个个从串子上摘下来,放进“圌口”(一种肚大口小的粗瓷盛器)里,用麦秸泥封住。柿疙瘩在 “圌口”里捂到年根,便变成了深褐色,长出了霉菌,那才是精品。但柿疙瘩在“圌口”里成精的日子里,也是我急不可耐的日子,肚饥了,便不顾奶奶的吩咐,偷偷地扒开封泥,吃几个,又悄悄地盖上。但过后每次都被奶奶发现,就又封上。奶奶总是轻轻地说:“不敢再扒开了,回数多了,柿疙瘩就不出霉了,那样年下用它敬老祖宗,他们就不高兴了。”

老榆树和我有缘,源于奶奶给我讲老榆树的故事。光绪三年,奶奶和他的弟弟在祖外婆的带领下,从河南轵城一路向西,逃荒留在了圣佛头的龙尾头山庄,住在佛爷沟的一孔窑洞里。那个初春的时节,沟里的榆钱花开了,一家三口便有了充饥的。那天,奶奶在佛爷沟观音洞前捋榆钱,累了,就睡在地上瞌睡了。梦里观音娘娘给她说:“丫头,起来吧,回家在你家门前栽上几颗榆树,那榆树叶叶、榆钱串串会让你度过饥荒,还会让你以后发财,过好日子。”奶奶醒了,回家就和弟弟在窑洞前栽了三颗榆树。后来,奶奶和爷爷成家,又在家门口栽了一颗榆树,这颗榆树成了参天大树,每年春上,那金黄的榆钱、翠绿的榆叶,都是我家碗中的美餐。那年,我在龙尾头盖新房,父亲怕我买木料作难,便说,伐了老榆树做大梁吧。奶奶接着说,老榆树派上大用场了,乖孙儿盖新房有大梁了。她笑了,笑出了声。

后来,父亲逃荒住到了型马,便又在地窨院里、场边的地堎下,栽了不少榆树。这些榆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榆钱儿、榆叶子被人们捋了个精光。而我,也因为爬上榆树稍稍吃榆钱,吓得父亲在树底下打颤,他不得不软软地哄着我下来,落了地,那长茧的大手便在我屁股不疼不痒地拍了几下。

原上槐树(国槐)多,陈村、型马、王村、马村、北营、丰村、南营,哪个村都有老槐树。老槐树结槐米,槐米能卖钱,钱能换柴米油盐。老槐树大都顶神,人们亵渎不得。老槐树大都是树娘,它们不知认了多少干儿干女。因此,老槐树特受尊敬,枝杈上的红布条条飘飘扬扬,树底下的高香缕缕袅袅。那贡品总是不断,常惹得我们这些娃娃嘴里流涎。原上老槐树最多的应是马家园和西型马。有人数过,西型马一个村里,五百年以上的古槐竟有二十几颗。尤其是那分列在东西南北中的五颗老槐树,是型马村的地标。这五颗老槐树,哪颗都有说道,哪颗都有让人遐思迷离的故事。

大概是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夏天,回家时,发现门前那颗古槐不见了。我知道,那是主家伐了。那一刻,心中徒然泛起伤情。

秋冬季节,在老树下、在雪地里捕麻雀,是农村娃娃们喜爱的活动。而我们在老槐树下捕麻雀,每次都有斩获。贪吃的麻雀总是前赴后继,没有哪个能识破树枝顶起的筛子是灭顶的天网,它们为了吃几口那有皮无仁的秕谷,一次次冒险,一次次被活捉。捕来的麻雀,被泥巴糊住,放进了槐枝燃烧的火堆里,随着槐枝的吱吱响,那种特有的肉香就嘶嘶地冒了出来,掰下熟麻雀翅膀下那两块厚肉,塞进嘴里,舌尖上的肉香就卷进了肚里。

等我看到村中的古槐,也是这道原上最大的古槐被伐倒的时候,胸中升腾的是义愤和悲怆。那年月,农人们依然缺吃。为了生计,东槐和西槐被它的主人们伐倒了。槐木门板换来的粮食,让主人碗里的饭食稠了起来。挨了不到一年,中槐的几家主人眼馋了,他们看了好日。但伐树的那天,却是一个阴天。深秋的凄风撕扯着古槐残叶,似片片冥纸在空中飞扬。一大早,十几个壮汉扛着大锯和板斧来到中槐下,他们六人一伙,轮番锯着砍着那坚硬的槐树根部。整整一个中午,饱受重创的古槐,看似断了,却像坐着一样纹丝不动。这下,主家们请来的伐树“行家”坐不住了,便为请来的几十号农人,一个人发了一根纸烟(这烟七分钱一盒,“绿叶”牌),这样,那些农人拉住了绑在古槐上的四根牛皮井绳。在他左臂起、右臂落的手势中,在哼哼嗨嗨的号子声中,这些人抻臂蹬腿,轮番上场,死拽硬扯,大槐树屹然不动。行家急了,出了一身臭汗。他和主家紧急会商,又为那些农人每人破费了一支“绿叶”烟。“行家”这次看准了方向,他集中优势兵力,朝着一个方向拉。大槐树这次终于倾斜了,在众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中,大槐树倒下了,它倒了个惊天动地,那声巨响,全村人都听到了。它砸向泊池溅起的水花,喷向古戏台屋脊上的神兽,似在向它诉说着不平的愤懑。

中槐倒下了,而中槐与我的情缘不泯。

我完小毕业的那年便入了团。大队团支部把我作为贫下中农的接班人,交给我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就是假期里和每天放学后攀上村中的古槐,为社员群众广播宣传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

村人叫做中槐的这棵老槐树,六七个人拉起手才能抱住。长相像一条半卧的巨龙,那高高扬起的龙头上冒出两支树干,像龙角一样刺向天空,那貌似龙嘴的树枝上,长着像髯须一样的枝稍,飘飘洒洒地在空中摇曳。

大跃进的时候,为了宣传“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大队干部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那如麟的槐树身上钉了一溜扒钉,他们手拿报纸糊的喇叭筒,后来变成洋铁皮卷得喇叭筒,手抓脚蹬地爬到老槐树的龙头上广播宣传。

这个型马人的“大槐树广播站”,整整存在了十年。

在这棵老槐树上,我上上下下地攀爬了六七年,念了不计其数的报纸文章,吆喝了不知多少次的大队通知。也是这株老槐树,做了我的演讲平台,锻炼了我的口才,垫高了我的成长之路。

所幸的是,型马的“官槐”南槐和北槐留下了。它俩的神奇和凄美也留下了。记忆中的型马老人给我说,北槐一直那么大。但树不在高,有神则灵。它是原上人心中是神树,是原上人的保护神。原上人至今传说着这么一个故事,古时侯,一伙强人要侵入型马残害百姓,窜到北槐时,北槐晃动,飞沙走石,迷住了它们的眼睛,迷迷瞪瞪的强人们,窜到了北槐后面的“鳖盖“(地名)上,忽然,大雨如注,鳖盖上水起三尺,把这伙强人一个个冲下鳖盖,跌入了型马沟里的滚滚洪流中。

成年之后,我觉得这个故事荒诞不经,但原上人却津津乐道。直到如今,型马人对北槐仍然敬畏有加,仍然视北槐为神灵,有人说它是关帝爷栖身之树,有人说它是观音菩萨护佑之树,还有人说它是家族的鼻祖附身之树。多少年来,型马人大到求雨驱灾,小到生子治病,都会到北槐下叩首挂红,焚香烧纸,祭拜神灵,祈祷平安。

南槐是型马人的骄傲,是原上最大的树,也是现在垣曲域内最大的千年古槐之一。

挺立在型马村南的这株老槐树,根部有一口千年老井。正因为这口老井的滋润,南槐至今还算康健,树杈里滋生的那株椿树也依然活着,但远没了我儿时记忆中的郁郁葱葱。

南槐不像北槐,笼罩着许多迷信和荒诞。南槐留给人们的是许多凄婉悲壮的故事。

明末李自成农民义军,曾在型马南部扎营,出发时在南槐下悲壮誓师,北上伐明。日军侵垣时,抗日军民多次在南槐下聚集,由此向南插向日寇盘踞的老县城。土地改革时,型马人多次在这里参加翻身解放大会,穷人们那时挺直了腰。

南槐还是怨男痴女的殉葬之处。在封建礼教统治下,曾有一些钟情男女不能如愿,系一根长练于古槐,便结束了性命。

洋槐树啥时候栽到原上,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但村里人知道,这种树是西方洋人种的树,唤它洋槐树和洋火、洋胰(香皂)、洋碱(肥皂)洋红、洋绿是一样的含义。这些外来物品,的确让农人们尝到了益处,尤其是洋槐树,春上开的那花花,能香到人肚子里去。那花花蒸了吃、炒了吃、凉拌了吃,咋吃咋香。它让许多人填饱了肚子,也让吃多的人脸肿身虚,差点要了性命。洋槐花我没少吃,吃洋槐花也曾让我尴尬,我出来到县城工作的那年,奶奶怕我吃不饱,可家里粮食不多,就在那年四月,她蒸了一锅洋槐花,用蒜泥拌了,加了三个黑馍馍,包在一块蒸馍布里,让人给我捎到县城。那天,我去门房拿的时候,门房里几个吃供养的要我打开,看看我奶奶给我捎了些啥好吃的,也让它们尝尝。我打开了,却是黑馍和槐花,而热天已将拌了蒜泥的槐花变味,他们笑了,我看得出,那是嗤笑。但门房老汉给了我面子,连声地说好吃,并要我留下一些槐花他吃。

洋槐树还是用处广泛的木材,农村生产责任制活泛了的时候,原上农民那一辈子“娶媳妇、养儿子、盖房子”的理念也活泛起来。那几年,原上一排排新房子起来了。那房子里用木材最多的便是洋槐树,椽子、檩条、门窗都离不了洋槐木。洋槐树这东西滋生繁茂,不怕间伐,第一年从根上锯了、第二年便又长了出来,而且不是一根苗、是一丛苗。但间伐洋槐木有个季节,那就是春上出叶子的时候,用老百姓的话说,那个时期洋槐树随着叶子的长出,“性”也散发出来,这样,伐下的洋槐树随即剥皮,材质就不变形了,用到房子上也就不生虫子了。

其实这也不尽然,我在老家盖房子时,原本想在木材公司买松木椽子,但没“后门”就是批不下。姨姐夫告诉我,洋槐木椽子就挺好,我领着你去田村岭上间伐,告大队干部说一声,出个便宜价格就行了。许是时间过了,那年我和姨姐夫钻进槐林里,闻着四月的花香,鼓足干劲地伐了一堆椽子,挺直脊梁把他们一根根背出来,又把那树皮剥了个精光,用到房子里时,白生生的椽子把屋里映得亮堂堂的,满庄子人都说漂亮。但第二年春天,椽子却生虫了,那飘飘洒洒的木屑在屋里弥漫,老婆孩子的头上,总有拂不尽木屑。没办法,我只有在二梁之上又搭了顶棚。

如今心里还痒痒的是,椿树和柳树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春末时节,柳条儿柔软曼长,椿树叶翠绿欲滴,它们是我们最喜爱的游戏道具。那时,我们把家牛赶到原上的坡头,任由它们自由自在地觅食。我们这些童男童女,便嬉闹着折下小溪边的柳枝,编成帽圈,帽圈边插上蒲公英,戴在女孩头上,女孩就是七仙女。男孩儿则拽一把“羊肚牙”(藤本植物),缠到头上,再用柳条儿腰里一缠,便是不知天上人间的董永。而见证他们爱情的老槐树爷爷则要麻烦的化妆,那“羊肚牙”头饰上还要插上冬季里残留的白茅草,那胡须则要掰下一支椿树叶,掐掉两头,去掉一边的叶子,留下的一节,中间去掉两片叶子,然后用两根细柳条两头捆住,挽两个环,这才像老戏里的髯。这髯挂在耳朵上,吊在鼻子上,《天仙配》里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就开始了。这戏从扭捏着到随意着再到心里向往着,一上午哼唧个不停,肚子饥了,才想起了牛,满坡上找,不见了,顺沟里找,就走到原面下边的河槽里了。

脑子里残存着关于母亲为数不多的记忆,她洗衣服没用过肥皂,连皂荚都很少。因为原上的皂荚树不多,而且都有主,那不是随便能拽的物件。那年夏后,我跟着母亲去西沟里洗衣服,看着她不停地揉,用力地涮,使劲地用杵子砸,满头大汗,而和她相随的婶子用砸碎的皂荚揉进衣服中,省力还洗得干净。“妈,婶子洗衣服用的那叫啥?”“皂荚。”“哪里有?”“咱家没有。”

那天,我记住了皂荚的模样。回家的时候,路过原头上那个叫做小西窑地方,一户人家的宅门外,一棵大树结满长长的果实。我停在树下仰望,婶子说:“这就是皂荚。”我认得了皂荚,就想摘下皂荚。隔天,就瞅没人见的时候爬上那颗树,摘了一口袋皂荚,回家给了妈,妈的脸色立刻变了:“可不敢这样,小心挨打!”第二天,妈去找了那户人家,赔礼说:“七八岁的娃娃,不懂事,摘了你家皂荚,这不给你送来啦。”“哎呀,这说到哪啦,几个皂荚值得吗,树上多哩,用了就拽吧。”

奶奶走了多年后,她做得构树叶面条还记在心里。构树叶富含粘性,把它蒸熟了,和在面粉里,擀成面条下锅里,吃到嘴里滑滑的、粘粘的。除了这,奶奶还会用柳芽、小杨叶、核桃花絮等许多树叶蒸菜吃。这些东西吃着的时候好下口,但吃多了却肚子胀,可不吃又没啥吃。到如今,当年这“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吃食,在酒店里、农家乐里,成了人们品尝稀罕的“佳肴”了。

走了人生一个轮回的原上人不会想到,原上那一眼看不到头的沃田如今会变成郁郁葱葱的核桃林和苹果园,那不是上百成千亩,而是成千上万亩。这是如今原上人的主导产业和摇钱树。核桃收获的日子,山南海北的客商云集原上,那货车、农用车在原路上纵横穿梭,电商的包裹日行全国各地。到摘苹果的时候,园子里人声熙攘,马路上鲜果夹道,发果的、买果的,脸上笑着,嘴里吃着,那甜甜的汁水伴着喜悦流进了心里,那一叠叠钞票也就哗啦啦地笑被装进了农人的腰包里。[1]

作者简介

王士敏,山西垣曲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