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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果（1919  — 2009），普世华人教会著名传道人、牧者。华人差传事工推动者，参与、鼓励华人教会从事宣教达50馀年之久。

传教士（missionary），亦叫作宣教师或宣教士，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如日本神道教，很少会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是有很多宗教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例如伊斯兰教与基督宗教。

简介

一、早年背景

郑果于1919年生于福建省漳平市和春村，父亲郑琛原是佃农，藉著殷勤耕作、打散工，还清债务，并且存有积蓄可以在县城开店铺作小生意。郑琛共有8个子女，郑果在家排行老五，原名“永善”，是其私塾老师郑雅翁所取的名，献身后改名为“果”。因早年家境艰困，从进私塾到到15岁才完成小学。后经自己努力，考入县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当地的一间初级小学当校长。但其心仍不满足，续又考入福建省高级师范学校。不久抗战爆发，学校由福州迁到永安。在学期间，他与同窗组织抗日后援队、抗日宣传队，专门对付奸商与汉奸，是一位爱国的热血青年。高师毕业后，他留在永安县菁城中心小学担任校长，期间并参与漳平县中学的筹备与担任该中学的国文、历史、地理老师。

抗战胜利后郑果参加县议员的选举，于1946年当选，年仅26岁。不久又被选为县议会议长。任内，他设立了电灯厂，并将九龙江流经漳平县城的码头修复，造福一方百姓。

在县议会工作期间，郑果所任用的一位干事，名叫戴明星，是位基督徒。他常邀请郑果去礼拜堂听道。如此大约过了数月到一年，在教会牧师的鼓励下，郑果虽然在信仰上尚不够清楚，但还是接受了洗礼（1946年）。第二年就被选为执事，但那时他只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挂名的基督徒而已。

郑果的重生是在教会所举办的一次培灵大会上。当时，一位由厦门来的女传道，在连续几个晚上的讲道中，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著重传讲“重生的真理”，句句话都打动郑果的心，于是他真诚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住在他的心灵中。从那日起，他在言语和行为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重生以后，郑果爱慕神的话，喜欢正常的灵修生活，每逢主日不仅自己去教堂敬拜神，还常常邀约朋友们同去。随著爱主的心增加，主也将爱人灵魂的心放在他心里。他开始关心其家乡和春村几十户人家灵魂的得救。每主日上午，他在县城礼拜堂聚会，下午则回乡下去传福音。

那时郑果虽然身为县议会议长，但逐渐觉得所做之事意义有限；加之他父亲在61岁，岳母在50馀岁相继辞世，更让他感到人生苦短，仔细思考如何才能有意义地使用这短暂的人生。由此他觉悟到基督徒唯有“献上自己”做“圣工”，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1948年，郑果内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每逢读经或听道时，他都看到神的旨意是要他成为传道人，读经时读到“主的差遣”、“救人灵魂”、“庄稼已熟”等经文时，就深受触动；听道时，一听到工场的需要、神需要工人，耳朵就开通，心眼就看见。因此他已经清楚神的呼召，愿意为主献身了。1949年，郑果专心寻求神的带领。有一夜，在半睡状态中，他听到神的声音说：“我已拣选你，也要使用你，你现在可以去读福州神学院。” 醒来之后他怀疑神对他的指示，因为当时中国政局已发生改变，无神论当道。后来他藉著希伯来书十一章，得到了神的确认，因此除去心中的怀疑，决定奉献自己去读神学。这时，另一个实际问题又临到他，那就是他事奉神以后，他一家六口今后的生活怎么办？郑果家中并无积蓄，因此他又再次的求问神。神就赐他一句话：“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六33) 。既有神的话，他就决定前行，把儿女交给妻子陈怀民，并将神所赐的经文传给她。他的妻子也是在他归主数月后信主的，是一位有信心的女人。在接受了神的话以后，她就叫丈夫安心去读神学院，家中的事交给她，她会倚靠主而过活。

妻子既与他同心，在献身的道路上支持他，因此他于1950年初就辞别了妻儿，离开家乡，入读福州协和神学院。他很快就适应了神学院有规律的学习生活，刻苦研读圣经，练习讲道，有时也去医院探访病人。当时神学院院长是林光荣，[1] 教授多数是留美的，有教学之专长，但少数受到“自由派”神学思想的影响，与纯正的福音信仰有很大出入，以致在同学们中间造成许多的混乱。加之神学院在共产党政权下，受到诸多监管和限制，有些信仰幼嫩的同学，经不起挑战与打击，就放弃信主的心。但当中也有许多信心坚定的同学，站稳立场，为真理作出美好的见证。在这种情况下，郑果再次寻求神给他引领。不久，神藉著华北神学院一位毕业生指示他说：“国内的神学院都关门了，你还是跟我去香港读神学吧。” 郑果以此为神的指示，就决定前往香港继续接受神学装备。

二、在香港

郑果在去香港的路上，途经广东的一个地方时，却不料遭到扣押，被当地的检查人员叫去问话，认为他需要接受无神教育，结果被判教育改造。在这段时间里，生活极苦，每日两餐吃不饱，过著“不知明天将如何”的恐怖生活。在起初的15天里，他毫无喜乐，因为前途茫然，不知到何时能得到自由，心里又惦记著家人。他只能藉背诵约翰福音3章16节与诗篇23篇来安定自己。他想念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因怕见不到他们，他就在夜深人静时向神祷告说：“神阿!如果祢愿意，让我恢复自由，与家人团聚；不然，求祢看顾他们，相信祢看顾他们胜过我看顾他们。” 在接下来的15天，郑果渐渐恢复正常，并且对主有信靠和顺服的心了。在第30天的夜里，他一连三次听见声音说：“四十五天期满，要释放你，并要你去海外做见证，” 因此他笃信不疑这是神向他说话。果然在第45天中午，郑果被宣告自由了。

1951年3月，郑果在广州获得通行证，然后搭乘火车到深圳，再经过罗湖桥到香港。后来靠著一位宣教士资助他的500元港币，又在苏佐扬师母的介绍下，郑果才得以进入香港播道会所属的播道神学院就读。

郑果因为信主比较迟，加上10年的工作，故当开始读神学时，已经32岁。三年神学时光中，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圣经研读上。他先后受教于郑德音、桑安柱、胡恩德和滕近辉等良师，加上他自己渴慕追求的心，使他学业精进，也更加认识神，得著神。

1953年，郑果完成神学院学业，这包括一年在福州协和神学院与三年在香港播道神学院。毕业后受聘留校担任教员兼男生辅导员，这样他又继续在学校事奉六年（1953-1959），到他离开学院时，已经40岁了。

在学院工作期间，郑果在中国大陆的妻子儿女曾向政府申请出国与他团聚，结果不但未获批准，还被限制离开本乡本省。此事不免使郑果痛苦失望，只有仰望主的怜悯。

郑果在香港事奉期间，非常渴慕得著属灵的恩赐。有一天，他独自一人在屋内禁食祷告，彻底的认罪，对付自己，倒空一切；又静默在神面前，享受他的恩爱。忽然有大喜乐，感受到有力量进入他的心灵，使他唱歌赞美，他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是主听了他的祷告，成全他的心愿。这次圣灵充满的经历，带给他讲道的恩赐和能力。之后他带领了两次聚会，先是崇真会联会的夏令会，地点是在九龙西贡的乐育神学院。圣灵大大地作工，几乎全场会众都受到感动而流泪；有大约40人当场愿意奉献自己作传道人，其中有张子华、张子江、以及刘承业等弟兄。另一次是港九礼贤会所举办的联合夏令会，地点是在沙田。因著郑果的讲道与交通分享，圣灵再次动工，带给礼贤会年轻人的属灵复兴，其中有在港大念书的彭永福、文子方与一位陈姓的弟兄。为此郑果深深认识到圣灵的工作。

在港期间，郑果经常思念他的家人，包括双亲、妻子和儿女，多次恳求神带领他们出来，但都没有成功。他屡次求问神“为什么?” 神却一次又一次的要他学习顺服。于是他每当思念亲人肝肠寸断之时，就在祷告中更为迫切地记念他们，同时也从神的话里面得著慰藉。

在香港事奉期间，郑果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西方教会都有差传事奉，为何华人教会却没有差传的工作? 是因为没有人，还是因为没有钱？父神因此就将这个负担放在郑果心里，并且藉著三件事开启他宣教的心。首先是透过灵粮堂赵世光牧师的口，将宣教的热忱放入他的心里，并且藉著宣道会资深宣教士包忠杰牧师（Paul Henry Bartel）说：“普世宣教如同世界运动会的接力赛，犹太人跑过了，欧洲人跑过了，美洲人也将跑完了，现在轮到东方人接棒了。” 郑果也进一步从圣经中看到，主耶稣的大使命是向所有的基督徒颁布的。因此他关心同胞的心油然而生。他既有这心志，神就在他离港前透过布道大会与个人探访，带领了600多人信主。

在播道神学院执教6年后，郑果内心有感动要去牧会。在求问神的过程中，神藉著赵君影师母的讲道，将南洋华人教会的需要带给了他。赵师母特别提到菲律宾需要会讲闽南语的牧者，这样的呼召加上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印证，使郑果感到神的带领是在南洋的菲律宾。在安静等候中，他接到菲律宾马尼拉灵惠堂的聘书，于是他认定这是神的带领。因应需要，香港播道会执行委员会决定按立他为牧师。1959年5月10日在播道会天泉堂为他举行了按牧典礼，他的按牧团包括郑德音老师、鲍会园牧师等人。同年6月，郑果带著神对他差传的负担离开香港，搭乘轮船前往菲律宾。

三、在菲律宾

菲利宾灵惠堂源于灵惠中学(Grace Christian High School)，这所学校是李锦英校长与宣教士白爱恩牧师等人于1950年所创立的，他们藉著办学，推行基督教教育，拯救人的灵魂，并设立了地方性的教会。1958年，该教会改名为“菲律宾基督教灵惠堂”(Grace Gospel Church)，次年聘请郑果前来牧会。

郑果的到来，受到灵惠中学和教会的热烈欢迎。此后他开始了繁忙的牧会工作，每周忙于主日讲道、晨祷会、探访、查经会和祷告会等，生活过得极为充实。1959年冬，郑果担任了马尼拉基督教青年会的布道大会讲员，在一连五个夜晚的聚会中，他传讲“主快再来”的主题，每场聚会都坐满了人，许多人或蒙恩得救，或生命重得造就。

但到马尼拉半年后，郑果曾有辞职回香港的打算，原因有三：第一、是因马尼拉四季如夏，炎热的天气，让他吃不消，经常汗流浃背；更困难的是因为在室内有空调，到户外晒太阳，这一冷一热，常使他感冒。第二、他原是个教书人，教书人有“清高不求人”的个性。但成为牧师以后，就要以别人的益处为益处，这对他来说很不习惯。第三、他有个错误的想法，以为传道人是领导教会的，在教会里凡事都要接纳牧师的提议。因为有人否决他的提案，让他很受伤害，所以就产生了打道回“港”的念头。但是神再次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要他对付自我，并以主为中心。经祷告之后，他才打消退堂的想法，从此专心留在马尼拉。这一留就是16年，直到1975年6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后才离开。

初为传道人，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从讲道、带查经，到探访、送终、安慰，在没有师母协助的情形下，他得事必躬亲。蒙主的恩典，神首先将他的心改变。他开始关心会友的灵性、家庭的状况、身体的健康、以及学业和事业的前景等。其次，他原先很胆小，害怕见到临终的人。但神改变了他，使他能以爱来胜过，从此他对痛苦的人更有怜悯心。最后，是神给他祷告的恩赐，使他能为病人祷告，不少次神因著他的祷告，使癌症病人得医治。在16年的事奉中，他学习不求从人来的尊重，不求从人来的荣耀，以母亲般的慈爱，以恩慈待会友；以父亲般的严爱去警戒不守真道的、劝勉软弱的、安慰伤心的人。同时他自己也满有生活的见证，勤劳多做主工，藉著他使主的名被尊重、被荣耀。

在灵惠堂牧会的头两年，郑果注重“个人布道”和“门徒训练”，开办“个人布道讲座”，训练会友个人布道的技巧。他强调从事个人布道，心里面要“热”与“爱”。接著，他从个人布道发展到家庭布道，再扩大范围到学校布道、医院布道、下乡布道等。因著他在灵惠堂所推广的布道工作，使教会人数很快增长起来。

灵惠堂原是借用灵惠中学的课室聚会的，在1963年的一个主日，教会收到一笔70元菲币，说明做为建堂之用。郑果将此视为神的提醒，应该筹备建堂了。很快他们在山打米萨区的宾那街购置一块地，然后开始建堂的信心奉献。建造新堂所需大约等同十万美金，皆由会友按照圣灵感动而奉献。有人将部份养老的钱、有人将部份结婚的钱都拿出来奉献，结果所得款项正好是建筑所需的费用。1964年新堂始建，在建堂过程中，弟兄姐妹们日夜赶工，以至于许多同工被累倒。新堂终于在1965年9月竣工。在新堂奉献典礼上，共有五百多人参加，台湾的吴勇长老应邀证道。由于新堂仍不敷应用，于是他们在1968年再次购地，在正堂后面兴建了“青年福音中心”。1972年，一座堂皇的建筑落成于马尼拉市。

郑果早在50年代就对华人宣教有负担。1961年，也就是他到马尼拉牧会第三年，就开始发起教会的差传事工。这事起因于驻菲大使馆总领事李欲生长老，有次他由吕宋岛中部回来，报告当地的描市需要华人宣教士，请灵惠堂过去帮助。同工们经过祷告认为这是神的呼召，那时教会诗班的陈惠美姊妹，刚好从菲律宾圣经学院完成学业，于是教会就差派她去描市，从而成为灵惠堂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当时灵惠堂每周聚会人数只有百馀人，经济力量并不大，故教会内反对的声音颇多，但郑果认为任何理由都不可违背主所颁布的大使命，于是他毅然差派了陈惠美前往菲律宾中部宣教。从那时起，灵惠堂每年都会差派一、二位宣教士出去。自1965年完成建堂后，他们更加快了差传的脚步，组织成立了由郑果负责的“灵惠差会”，并在教会内挂起一张大幅世界地图，上面标明了宣教工场，也安放了宣教士的像片，使会众了然于心，并为之代祷。在这幅地图的上头，写了几个大字：“菲律宾是我们的工场”，过了二、三年后，又改写为“亚洲是我们的工场”，最后改写为“全世界是我们的工场”，以此提醒教会要不停地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到1966年正式成立差会时，灵惠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已遍及菲律宾、日本、中国、印尼、泰国、汶莱、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亚洲八国。

为推动差传，郑果每年都举行宣教年会教育会友，提出异象使会友认同，并鼓励他们藉著祷告、金钱奉献、与献身差传来参与。他们信心的奉献逐年增加，从起初1966年的28,500元，到1972年的260,000元。那年教会一年的总预算有三分之二的经费是用在差传上。在1973年灵惠堂派出在菲律宾以外的国家的宣教士有20位：日本4位，台湾4位，巴基斯坦1位，印尼3位，马来西亚1位，北婆罗洲7位。到郑果于1975年离开灵惠堂时，该教会差遣及资助的宣教士计50位以上；而教会用于差传的经费占教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1974年7月，郑果参加了瑞士洛桑福音会议，那次会议在洛桑大球场举行，由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讲道，共有三万人参加，会中有二千人决志信主。这次大会使郑果深深感受到神的大能，也对他后来参与华人福音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郑果在菲律宾也参与了菲律宾圣经学院的筹备，这所学校的建立是为鼓励菲律宾的华人基督徒愿意奉献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献身并参与服事神。

郑果在带领灵惠堂期间，神要他学习如何谦卑地带领长执会。首先，他看到人都不完美，但是长执会的同工以及他自己若能在主的话语光照下顺服神，在个人属灵的生命上有所追求，就能有更好的事奉，看中“人的生命”远大过看重“所要做的工”。其次，他认识到牧者与教会同工的关系，既不是凡事以牧者的决定为最后决定；也不是由教会同工来主导，乃是牧者与长执互相尊重，合作商讨，牧者肯容纳长执的意见，长执能尊重牧师的指引，大家以爱相系，就能和睦同居。所以追求合一就成为郑果牧会时，非常看重的原则。如果教会为某件事工发生争执，他宁可暂缓工作的进行，也要保持合一。此外，他也认识到“管好自己的口”是件很重要的事。传道人常有一种失败，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口，如果在牧会中遇到困难，或是不公的待遇，或是在长执会受到打击，就会向合得来的肢体倾吐，结果人家有意或无意的传出去，使他或别人受到伤害，这是很不智慧的事。郑果学习到对传道人来说，最好的倾听者是主耶稣基督，如果心中有甚么痛苦不平，就将心中的话告诉神，求神来带领、解决。最后，就是要以圣经为依归，只做符合圣经原则的事，例如合一、相爱、公义、圣洁、不论断、不结党等等，在基督的爱里与同工们建立好关系。

在菲律宾牧会期间，郑果也曾经有过胃痛出血的经历。事发于去日本带领聚会，因为饮食作息的变更，而造成了胃的损害，使他在东京的医院住了两周。回到马尼拉后旧病复发，又去医院住了两周。这胃病前后拖了三年才得以完全康复。病痛中，他体会到生命的主权不在自己手里，要抓紧机会为主工作；同时他也认识到传道人自己应该看重身体健康，如此才能为主所用。病中他也深切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并学习在病中为会友祷告——在病床上按著会友名册，一个一个的提名祷告。后来他一直保持著这个习惯，直到他离开世界。

到1975年，郑果在菲律宾牧会已届16年，他从40岁到56岁，教会的规模也从数十人发展到数百人，差传的推动也已经快15年了。因著差传工作，他常年在外，以致影响本堂的牧会，这时他意识到必须要在牧会与差传之间做一抉择了。经慎重祷告后，加上他看到各地华人教会对推动差传之需要，使他清楚明白后者是神要他做的选择。那时北美的教会纷纷邀请他去带领差传的推动，因此他于1975年5月离开菲律宾，来到美国，在东西两岸奔波传递差传的信息。当时他祷告，若是在美国有差会或机构要聘请他参加，那他就视为神对他的带领。当他到了旧金山，去柏城(Petaluma)探访中国信徒布道会(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简称“中信”)，会见总干事王永信牧师与副手游宏湘牧师时，他们当即就邀请郑果加入“中信”，以开创差传部门。因此他知道这事是出于神，于是就写信给灵惠堂，向长执会解释，为了普世的宣教，他必须离开主任牧师牧会的职务，并且请求接纳自己成为他们的宣教士，为主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