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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03年考中举人，1905年赴日本留学，曾在日本东京参加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任编译工作。于1911年回国，曾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

开始革命活动

吕复，字健秋，河北省涿鹿县人。1879年出生于故里涿鹿县城内文昌巷（今鼓南小巷），他还有两个弟弟。1903年考中举人入出国留学预备班。1905年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攻读，后转入明治大学法科。从此与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毕业以后，他一直从事革命工作。

1908年，吕复先生受到当时革命思想的熏陶，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任编译工作，利用《民报》宣传革命思想，从此开始了他革命活动。

并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运用法制在国会中进行政治斗争。1913年，袁世凯未经国会通过，竞在临时参议院闭会之日，私自同五国银行签定25000万元借款合同，国民强烈反对。4月中旬众议院开会时，国民党主张政府依法咨送国会进行决议，而进步党议员左袒袁世凯，相继逃席，以延宕会期，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明辨是非的吕复毅然请求议会主席关闭大门，禁止进步党议员离去，而议会主席佯作不闻，听之任之，血气方刚的他怒不可遏，抓起墨盒向议会主席投掷而去，但未击中。弄得议会主席非常尴尬。从此，国会消极防范，将各桌上墨盒皆装四爪，固定于桌上。这次在国会中的斗争没有取得成功，他又二次东渡日本，寻求新的政治道路。

吕复经王东延介绍，任东京留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当时正是第一次大战爆发半年，吕复参加了黄兴等人组织的欧事研究会，同李根源、李烈钧、唐继尧等一起研究国际战事。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以后，中国人民非常愤慨，面对这种形势，欧欧事研究会立即派吕复等人策划云南起义，爱国讨袁。1915后12月25日云南起义爆发。

1916年元旦

为庆祝云南起义，东京留学生在基督教青年会开会，会上吕复发表言论声讨袁世凯，他说：“袁世凯实为国中特别腐朽势力的核心。”此事被基督教青年会某些人知道后，对吕复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却参与政事极为不满。在国外的政治斗争受到曲折以后，他又愤然辞职回国。回国后先到上海《民意报》工作，后经谷九峰邀请，任《中华新报》编辑，直到1917年，国会恢复。

国会恢复后，首先的问题是研究组阁，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想要另组参议院代替旧国会，吕复投了反对票。国会召开之后，议员们继续讲座宪法问题，吕复提案主张省制列为宪法，这是实施地方自治制度争议的开端。不久，国会被解散，孙中山与海军总长程壁光率海军南下，吕复随孙中山一道到达广州。几日后，在黄埔公园开会通过了组织法大纲草案，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吕复被任命为军政府参议兼秘书，是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

1920年

“联省自治”思潮盛行，吕复力主地方自治。陈炯明在广东省设立法制委员会，吕复被聘为委员，并起草《广东省自治暂行条例》、《县议会议员选举条例》、《县长选举条例》。这三个条都被咨送省议会讨论议决后公布施行。上海泰东书局曾将本条例列入《地方自治文件汇编》之中，称为“崭新之地方自治案”。这是吕复在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大贡献。

1921年以后

吕复经李大钊教授介绍在北京中国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教授“社会学原理”，任校务主任，并积极筹划民国的法制工作。

1923年

野心勃勃的曹锟企图篡位总统，暗中运动贿选，吕复极力反对，拒不参加选举，前往上海暂住，后返京继续在原中国大学任教。

1924年1月20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吕复是此次大会的预算委员会委员，在孙中山先生亲自签署的7人名单中，第七名就是吕复先生。吕复与李大钊等一道为国共两党前期的合作，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

1925年

兼任中国大学校务主任的吕复又参加了国会召开的善后会议，被聘为委员，出任京师图书馆现中国图书馆馆长。

1927至1936年

吕复又回到燕京大学从事法律教育工作，任燕大政教系教授，讲授《中国法制史》、《比较宪法》等课程。

1928年

吕复教授曾为辅仁大学临时担任过授课教授。

1930年

汪精卫、邹鲁二人北上提出制订约法之议，吕复被聘为约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国会扩大会议所制定约法140条，都是吕复十余年时间草拟而成，后来的所谓“太原约法”即以此为底本。1933年，吕复所著《比较宪法论》一书出版，同年国民党立法院聘他任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1935年，吕复在燕京大学授课满七年，按该校规定休假一年，兼任河北省定县实验县县长，任14个月，改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院长。1936年春，华北局势动荡，“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通令河北各学校教职员填写“反共志愿书”，当时任学院院长的吕复迎难而上与天津市市长尚振瀛、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人宋哲元交涉，最后学校无一个人填表。

1937年

“七.七”事变不久天津即告沦陷。8月25日，吕复旧友祁大鹏偕华北日伪政权部长宋介来请先生出任华北日伪政权的教育部长，吕推说明日答复，而宋则当即告知：“迟两天也无不可，但有人借拖延，拒不合作，会招至日本人的不满，结果会大祸临门”。在此关键时刻，吕作了高度警惕的思想准备，转思大敌当前，自己既无力对付，又决不能作他们的爪牙与鹰犬，于次日毅然匆匆离开北平赶赴天津，远奔香港，后转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法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湘桂线大撤退时，广东沦陷，先生转到重庆，任中央大学教授，兼任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

抗战胜利后，吕复先回到南京政府，后回北京任中国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

1947年夏

吕复应傅作义将军将之邀到张家口，力促傅将军和平解决问题。后傅作义调任“华北剿总”司令，其妻之弟廉壮秋中将为华北剿总副总参谋长。傅去南京向蒋述职，适值吕在南京参加立法院会议，与傅在国府礼堂相遇，又向傅谈及和平问题，回北平后，不仅劝勉与推动傅作义将军坚持和平主张，又与何思源、康同壁等积极为和平奔走呼吁，以图确保北平古迹文物建筑完整无损，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涂炭，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吕复好友沈钧儒被政府无端关押。他全力营救七君子，在国民党内高层奔走，为此事做了许多工作，日后每每提起此事沈老都感激不尽。

建国后，吕复继续关注和从事新中国的法制和教育工作，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之。新中国成立后，吕复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察哈尔、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54年，吕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宪法起草委员会主要顾问，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方针原则制订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3年

73岁高龄的吕复先生回到故里涿鹿县立高小（我县实验小学的前身）指导，对学校的教育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1955年6月8日吕复先生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走完了他革命的一生。其家属依照他生前遗愿，将全部藏书、碑帖、拓本及未刊用的文稿、著作他在日本时期与李大钊的合影以及孙中山给他的信件全部送交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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