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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絲綢》是漢族傳統絲織業中的珍品，絲綢是中國古文明之一，漢文化的重要體現。1958年，在太湖之濱吳興縣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經考古發掘得到家養桑蠶絲織成的古絹殘片、絲繩等，證實在4700年前，太湖流域已有被譽為「世界上原始農業時期最偉大創造」的養蠶、取絲、織紅。反映了長江下游與黃河流域一樣，都是蠶桑絲綢的發源地。

基本內容

蘇州是絲綢的故鄉，太湖流域留存有新、舊石器時代的遺址，見證着絲綢歷史的悠久。園區唯亭鎮草鞋山出土了六千年前的紡織品實物殘片；吳興錢山漾出土了四千七百年前的絲織品實物；吳江梅堰又出土了四千年前的大批紡輪和骨針 ，以及帶有絲絞紋和蠶紋的陶，這都說明了蘇州古代先輩很早就掌握了養蠶紡絲的技術。

歷史沿革

蘇州在上古時期屬九州中的揚州，夏禹時就有絲織品土貢「織貝」一類的彩色錦帛。春秋時期吳國公子季扎到中原各國觀禮時，曾將吳國所產的縞帶贈給鄭相國子產。據《史記》載：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吳楚兩國因爭奪邊界桑田，曾發生大規模的「爭桑之戰」，說明蠶桑之利在當時經濟上的重要地位。吳國都城就在蘇州，至今還保存着與絲綢遺址有關的織里、錦帆涇等地名。

三國東吳時，絲帛之饒，衣復天下，蘇州絲綢已發展成為「瞻軍足國」的重要物資。 南北朝時，有日本使者求吳織、縫織女工歸，《日本書紀》亦有相應的史實記載。

隋唐時，蘇州屬江南東道，絲綢貢品數量最多，土貢有絲葛、絲綿、八蠶絲、緋綾。韓愈曾說：「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千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當時有「蜀桑萬畝，吳蠶萬機」的說法，形容長江流域蠶桑紡織業的發達。

兩宋時期，據《宋史紀事本末》：「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壬午春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於蘇杭。」蘇州、杭州、成都為當時聞名全國的三大織錦院。蘇州的宋錦最為著名，緙絲名家沈子蕃、吳子潤亦出於蘇州。《吳門表隱》記載：元豐初（1078年）城內祥符寺巷即建有機聖廟（又名軒轅宮），還有新羅巷、孫織紗巷（今古市巷裝駕橋巷之間及嘉余坊）等生產紗羅的地方。虎丘塔和瑞光塔分別出土了五代北宋時期的刺繡、絲織經袱和經卷絲織縹頭。

元代時，在至正年間（1341——1368年），建織造局於平橋南。當時有名的蘇杭五色緞，行銷國外。盤門張士誠母曹氏墓出土有大批隨葬錦、緞、綢、綾、絹等衣服。有保存完好且工藝精美的織錦緞被、提花龍鳳衣帶、繡花鞋、正反緞、雲龍紋及各色花紋袍襖裙等絲織品。

明代蘇州絲織業的興盛超越前朝。明初，洪武元年（1368）即在蘇州設織染局，局址在天心橋東（今北局人民商場）。明代中央內府司禮監有蘇杭織造太監一員，專司蘇杭織造，派駐蘇州。萬曆年間，織造太監因一味營利，仗勢橫行，激起民變。在蘇州山塘街五人墓側，至今有明義士葛賢墓遺蹟。在定陵展覽館和故宮博物院，陳列的明代絲綢產品，每匹綢緞的段首都有封簽，上面印着織造年月、織品名稱、尺寸、委官及機織工匠的姓名，大部分來自蘇州，還有參加過當時反抗宦官稅吏鬥爭的工匠名字。北京慈因寺發現明代萬曆年間蘇州織造的四件錦緞等。虎丘新莊王錫爵墓出土有忠靖冠服、織銀錦帛、龍紋緙絲等。

明代蘇州絲織業極為繁盛，據張瀚《松窗夢話》載：「大都東南之利，其莫大於羅、綺、絹、紵，而三吳為最。既余之先世亦以機杼起家，而今三吳之以機杼致富者尤眾。」顯然僅有官署的織造是不夠的，民間的機戶也生機勃勃。由於絲織業的興盛，新興了一批市鎮，如盛澤、震澤等。乾隆《吳江縣誌》稱：「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間倍之，以綾綢為業，始稱為市」。到明末，盛澤已經發展成為絲織手工業大市鎮，擁有人口五萬。在蘇州有盛澤綢莊所設的莊船專用船埠碼頭。舊址在閶門內水關橋臭弄口（今閶門飯店河埠），原址現稱為「盛澤碼頭」，遺蹟尚存。

清代時在順治三年（1646）設蘇州織造局，分為南北兩局：南局名總織局，在葑門內帶城橋東（局址在今市十中校址及孔付使巷內）；北局名織染局，仍以明織染局址改建。官府織造的產品分為上用和官用兩種，除織造各式龍袍、莽袍、補子、緞匹、宮綢等以外，還有各種臨時差派，如皇帝大婚、皇太后萬壽貢、端午貢等。與官府織造發展的同時，蘇州民間絲織業也得到迅速發展。 據乾隆《長洲縣誌》卷十六載：蘇州「織作在東城，比戶習織，專其業者不啻萬家」。又據記載：乾隆三十五到四十五年間（1770~1780），蘇州的民辦手工業織機已發展到一萬數千。如石恆茂英記、李啟泰、杭恆富祿記、李宏興祥記等紗緞鋪，都是在乾隆前後開設的。清代蘇州絲織產品，除宋錦、緙絲、龍袍等類外，主要有漳緞、織金、閃緞、妝花緞、摹本緞、貢緞、天鵝絨、高麗紗、花素累緞、陀羅經被、百子被面等，工藝技術均有較高水平，暢銷國內外，外銷約占60%，銷往朝鮮、安南、緬甸、印度等國家。

1912年9月在閶門內下塘原清代寶蘇局內，創設江蘇省立第二工場，產品有江綢、提花絲光布等。1914年謝守祥等在齊門路首先創辦蘇經紡織廠，將木機改進為手拉鐵機工廠。1917年陸季皋等在倉街開辦振亞織物公司。同期又有延齡冠記、甡記、東吳、程裕源、廣豐、洽大等絲織廠相繼開設，到1921年共有綢廠十四家。1913年起蘇州開始使用進口人造絲，用於製造衣邊和織帶業原料。1922年起正式採用人絲原料，與真絲交織，生產軟緞、線綈等產品。織物品種逐步更新，織機設備亦有所改進。1922年蘇經紡織廠首先以引擎傳動，試驗改進鐵木手拉機為電力織機。1925年振亞廠亦改裝電力機試製成功。織機改進的結果，使產量大增，效果顯著，各廠紛紛改機。從此蘇州絲織工業由手工業工場轉入了近代工業的發展道路。1931年前後蘇州盛行廠絲和人絲交織的錦地縐等新產品。

1937年抗戰前夕，蘇州有綢廠93家，紗緞莊77家；年產綢緞共28萬8千匹。主要產品有塔夫綢、古香緞、織錦緞、喬其絲絨、毛葛、雙管綃、博士呢、碧縐、錦地縐、軟緞、中華緞等一百餘種。蘇州淪陷期間，絲織業一度停頓後，先後恢復生產，但備受摧殘。在勝利前的1945年初，蘇州絲織業尚有97戶，另有紗緞莊25戶，產品主要有大偉呢、格子畢縐、金玉緞、九霞緞、大富貴織錦被面、花素累緞、陀羅經被等等。抗戰勝利後，蘇州絲綢業有所恢復，到1949年4月蘇州解放時，尚有綢廠99戶。

建國初期，外銷斷絕，內銷呆滯，絲織業困難重重。1951年我國對東歐國家展開以絲織品換鋼材的易貨貿易，促進了絲綢外銷。蘇州塔夫綢被譽為「塔王」。國內通過開展城鄉物資交流會，活躍了內銷渠道，促進了絲織工業的發展。到1951年底，生產規模已恢復到建國前舊觀。

1954年到1956年公私合營高潮中，蘇州市區原有六十四家私營絲織廠、三家公私合營廠和十八家漳絨廠先後合併，成為振亞、東吳、光明、新蘇等四家絲織廠和新光漳絨廠及二個漳絨合作社（後改東風絲絨廠）。此後絲綢業形成專業化生產體系 ，絲織機台和經濟效益都有顯著提高。

1963年試織成功第一隻合纖和人絲交織新產品「爛花綃」；1965年經過鑑定，完成了機織滌綸長絲人造血管的研究製造；光明廠製造成功自動接經機。1970年後開始建立化纖原料生產。

1980年起改變原有單一的統購統銷，改為與自產自銷相結合。1980年東吳廠引進劍杆織機；1982年振亞廠引進噴水織機等新型無梭織機，加速了絲織工業的機械化、自動化和電子控制的進程，蘇州絲綢產品也不斷得到更新。1982年花色品種已增加到十九個大類，160多個品種，2000多隻花色，產品暢銷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蘇州絲綢從建國後躍上一個新台階，從繅絲、染絲、絲織、絲綢印染和絲綢機械等企業；建立蘇州絲綢科學研究所、絲綢工學院、絲綢檢驗所和絲綢職工大學等科研教育單位，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絲綢工業體系。

九十年代末，蘇州工業進入產業調整轉型期，蘇州絲綢工業實行產業轉移，四大綢廠等也隨之完成了歷史使命。建立於1991年的蘇州絲綢博物館，之所以能建館是有賴於各大綢廠的贊助。我們是不能忘記的，因此，我們不只是有責任、有義務 ，更是一種使命感，把蘇州歷史上傳統的絲綢產品來傳承下去。

可以說蘇州的歷史是與絲綢的歷史相始終。無論是新舊石器遺址，還是春秋吳王宮的織里（這是中國最早的織造官署），都無不見證着絲綢歷史的悠久。蘇州的發展也隨着絲綢業的興盛而興盛，明清時期，蘇州能成為一方大都市，都與此息息相關。蘇州至今留存有很多與絲綢相關的各個時期的歷史遺址，是蘇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們記載着曾經的輝煌和榮耀。建國以後，蘇州的絲綢工業也是當之無愧的利稅大戶，在對外貿易，出口創匯，為蘇州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如果說絲綢、瓷器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張國家名片，那麼絲綢就如一位市長所說的，是蘇州的一張燙金的城市名片。

歷史上蘇州的絲綢產品一直綿延不絕，從春秋時期的吳縞，到三國兩晉時的吳綾；從隋唐時期的八蠶絲、緋綾到宋錦、緙絲；宋、元、明、清時期設置官府織造局，產品更是名目繁多：主要有漳緞、織金、閃緞、妝花緞、摹本緞、貢緞、天鵝絨、高麗紗、花素累緞等。

蘇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而伴隨着歷史文化底蘊的傳統工藝產品，閃爍、繼承着悠久歷史文化的光輝。這其實是前人給予的最豐厚的饋贈。我們應該充分利用歷史文化遺產，使其發揚光大。雲錦、蘇繡、宋錦已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雲錦、蘇繡是比較成功的，是值得我們借鑑的。另一方面，是一些瀕臨失傳的傳統工藝產品亟待拯救，如何把歷史文化遺產轉化為人們喜聞樂見的商業產品，走向市場，並由市場需求而發展壯大，這正是我們所需努力的，做到這一點，我們就無愧於前人，無愧於我們的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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