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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陈独秀任 [[ 北京大学 ]] 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

1917年 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 “ 二十八画生" ” 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文章首先对体育的涵义作了科学的解释:" “ 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 ” 。他指出:知识和道德诚然可贵，但身体也很重要。身体犹如" “ 载知识之车" ” 、" “ 寓道德之舍" ” ，" “ 无体是无德智也" ” 。他强调指出，" “ 密如牛毛" ” 的繁重课程，对学生只能起到" “ 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 ” 的严重危害作用。" “ 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 ” 。

7月4日，《新青年》三卷五号陈独秀发表文章答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问题:" “ 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 ” ，" “ 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 ” 。

1918年1月﹐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宣布" “ 本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 ”；“ 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 。李大钊 、 鲁迅、钱玄同、 [[ 刘半农 ]] 、 [[ 周作人 ]] 、胡适、 [[ 沈尹默 ]] 参加编辑部。从7月开始，《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办法，陈独秀负总责。

编辑部改组扩大﹐ [[ 李大钊 ]] ﹑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 [[ 高一涵 ]] ﹑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曾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适应形势的需要。

3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7号上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驳斥康有为关于" “ 中国不宜民主共和，而宜虚君共和" ” 的种种论点，指出:" “ 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现实，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 ” 。

4月18日，因倡导文学革命而倍受攻击的胡适再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在文章中说: ： 我的" “ 建设新文学论" ” 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 ：“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 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

中国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生命的" “ 文言的文学?" ？” 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尽量采用《水浒》、《红楼梦》的白话; ； 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 ； 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方法二是，用白话做各种文学。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 ： 无论通信，作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用白话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