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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金樓子後(南唐後主李煜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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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金樓子後》是五代十國南唐後主李煜創作的一首詩。此詩題寫於《金樓子》書後，其主旨是對《金樓子》中所說的兩件焚書事件發表感慨。詩人先描寫王粲和梁元帝惜書焚書的行為，然後筆鋒一轉，寫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之舉是有選擇性的。全詩運用對比手法，表明秦始皇對書籍的文化價值有手下留情之意，批評了王粲和梁元帝的焚書行為。
作品原文
題金樓子後（並序）
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⑴金樓子：書名。梁元帝為湘東王時自號金樓子，因以名書。《金樓子》是梁元帝從青年時代起就親自動手搜集材料逐年撰寫而成的。梁元帝，即蕭繹（508—554），初封湘東都王，承聖元年（552）登基，稱梁元帝。梁元帝一生博覽群書，儒釋道兼通，而且還完成了大量學術著作，所以《梁書·元帝本紀》稱讚他：「既長好學，博綜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為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史稱其藏書十四萬卷，於江陵城破時自己燒毀，並用寶劍狂砍竹柱，仰天長嘆：「文武之道，今夜盡矣！」
⑵王仲宣：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三國時曹魏大臣、文學家。其祖為漢朝三公，與李膺齊名。早年王粲曾得到蔡邕的賞識，漢末動亂中，避亂至荊州（今湖北襄樊）依附劉表。劉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軀體羸弱不甚見重。劉表死後，王粲勸劉表次子劉琮歸降於曹操。曹操辟王粲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王粲文學成就頗高，尤以詩賦見長，與劉楨、孔融等合稱「建安七子」，與曹植並稱為「曹王」。有《王侍中集》。
⑶咸：都，全。
⑷「見虎一毛」二句：以虎身花紋的斑駁多彩比喻王粲文章的成就，非一文而可知。語出《周易·革卦》，其「象辭」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疏曰：「文章之美，煥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
⑸西魏：北魏永熙三年（534），鮮卑族宇文氏所建立的北魏政權分裂為東西兩部，西魏都長安，至恭帝四年（557）為北周所取代。
⑹盡焚其書：《南史》卷八記載，梁元帝酷愛讀書，平時手不釋卷，無論冬夏。當西魏攻江陵，元帝知城不可守，準備投降，「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
⑺牙籤：象牙製作的圖書標籤，寫上書名，垂於捲軸式書籍的一端，以便查找。這裡代指書。紅綃：紅綃製作的書套。綃，生絲織品。
⑻祖龍：指秦始皇。《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秦始皇死於此年。裴駰《集解》引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像。謂始皇也。」因為其曾焚書，故將其與焚書事相關聯。[2][3]
白話譯文 梁元帝曾說，王粲在荊州為劉表效命時作了數十篇文章，後來荊州被攻破，王粲便將自己的文章全部燒毀，僅留了一篇。當時的文人名士看到後都稱讚寫得好，但是遺憾不能看到全貌。後來都城江陵被西魏宇文泰帶兵攻陷，梁元帝也將自己所藏的書全部焚毀，說：文王、武王的治國修身之道，到今夜完全消失了。為什麼與荊州淪陷時焚毀書籍的事情如出一轍啊。於是作詩表示感慨。
王粲和梁元帝十分愛惜自己收藏的書籍，但在自己所在的城池被攻陷以後，卻一把火燒掉了自己所有的珍藏。
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未趕盡殺絕，才能使那些殘留的詩文保存到今天。
創作背景
這是李煜讀梁元帝蕭繹所撰的《金樓子》後題寫其書後的一首詩。據詩前小序，李煜《金樓子》後，對讀《金樓子》所述的焚書事件深有感慨，便作了這首詩。
這首詩見於宋代無名氏的《楓窗小牘》，云：「余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元帝謂王仲宣……」可見，《楓窗小牘》作者曾在皇家書庫見過梁元帝的《金樓子》，而此書正是趙匡胤從南唐那裡掠奪來的，顯然曾為李煜所有。據此，此詩當作於李煜入宋之前，也可能是即位之前所作。[2][3]
作品鑑賞
整體賞析 這是一首詠史詩，題寫於梁元帝蕭繹所撰的《金樓子》書頁之上，主要內容是抒發對梁元帝蕭繹焚書之事的感慨。不過詩中所言焚書的史事是兩起，這兩起歷史事件卻不是一回事。
焚書之事，歷來最為士人所痛心。書是人類經驗認識的結晶，是知識的儲藏，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得以沿襲的重要載體是屬於人類的財富。焚書之事並不始於秦始皇，焚書之事在秦之後也屢屢有之。不過，秦始皇的焚書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焚書事件，以至於遮掩了其他的焚書之事。如果就書籍而言，秦始皇的焚書所造成的損失卻未必大於梁元帝蕭繹的焚書。秦始皇焚書影響之大，一是由於是統一政權所採取的大規模行動，地域之廣，涉及的人群之多，與此前的六國焚書相比，影響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二是秦始皇的焚書是以國家法令的形式實行，若有違抗，國家就有嚴厲的懲處，充分表現了專制政權的粗暴與專橫。但是，秦始皇的焚書卻並非是「盡焚其書」，而是有選擇性的焚書。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為了鉗制士人的政治批評，確定皇帝「別黑白而定一尊」的絕對權威，李斯建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秦始皇批曰：「可。」這段文字說得很清楚，在這一次禁焚書籍的政治舉措中，有實際的生活功用的「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不在被禁焚之列，有關社會治理的法令之書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會啟示人的思想、帶動人的思考的書籍，一是史書，二是戰國以來的以儒學典籍為首的諸子之書。而這兩類書籍的被焚也規定了範圍：史書中要焚毀的是非秦國的歷史之書，也就是說，只許保留秦的記憶，藉此以構建秦之統一天下的歷史合理性；諸子之書則禁止在民間流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