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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界仁(1960年),台灣當代藝術家。生於臺灣桃園,目前生活和工作於臺灣台北,是影像創作的行動家和理論家,創作大都以錄影裝置為主,曾以游擊式的行為藝術和策劃體制外地下藝術展覽等方式,干擾當時的戒嚴體制。

作品廣受國際歡迎,曾多次受邀參與各大雙、三年展邀請參展,如威尼斯聖保羅、里昂、利物浦等,也在盧森堡現代美術館、洛杉磯REDCAT藝術中心、馬德里蘇菲雅皇后國家美術館、紐約亞洲協會美術館、巴黎網球場國家畫廊等機構舉辦個展。2009年獲選國家文藝獎視覺藝術類得主。


動態焦點

一個相信「佛法左派」的藝術家:陳界仁在現實裡的持續創作之路

2018年5月21日,第12屆「AAC藝術中國(Award of Art China)年度影響力評選」於北京故宮舉辦頒獎典禮,其中公布並頒發四大獎項,獲獎者分別為年度藝術家-陳界仁、年度青年藝術家-曹雨、年度出版物-《中國當代藝術年鑑》(2015卷及2016卷,朱青生主編),以及年度策展人-馮博一。[1]

相關消息在中國網媒與台灣《典藏ARTouch》披露後,Facebook上即有不少藝文界人士轉載,並表達對陳界仁獲獎的肯定與祝賀,但同一時間,也出現對此一事件持質疑與批判的聲音,關鍵顯然在於這是一個發生在中國,並且直接以中國為名頒發的獎項,其中最直接的批判,就是認為陳界仁親自前往領取這個獎項,即意味著被中國「收編」。

在約訪電話裡,今年5月21日,第12屆「AAC藝術中國(Award of Art China)年度影響力評選」於北京故宮舉辦頒獎典禮,其中公布並頒發四大獎項,獲獎者分別為年度藝術家-陳界仁、年度青年藝術家-曹雨、年度出版物-《中國當代藝術年鑑》(2015卷及2016卷,朱青生主編),以及年度策展人-馮博一。

相關消息在中國網媒與台灣《典藏ARTouch》披露後,Facebook上即有不少藝文界人士轉載,並表達對陳界仁獲獎的肯定與祝賀,但同一時間,也出現對此一事件持質疑與批判的聲音,關鍵顯然在於這是一個發生在中國,並且直接以中國為名頒發的獎項,其中最直接的批判,就是認為陳界仁親自前往領取這個獎項,即意味著被中國「收編」。

秦雅君在訪談中問道:你已經提過,你知道如果參加「AAC藝術中國」的頒獎典禮,在台灣必然會引發某些人的質疑與批評,那麼你是在什麼樣的考慮下,決定親自去領這個獎?

陳界仁回答說:首先,「獎」無論是從藝術史還是就當代藝術的發展而言,是否真有那麼重要?對此,我們只要看看上個世紀被認為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如馬歇爾.杜象(Marcel Duchamp)、約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等,在我記憶中,他們似乎都沒有得過什麼大獎。他們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不在於他們得過什麼獎,而是經由他們的作品與思考,打開了什麼樣的問題意識與思辯空間,以及這些問題意識與思辯方法,至今是否還具有值得我們參考的價值。

眾所周知,獲不獲獎,從來就充滿各種偶然性,任何獎項只要換一批不同評審,獲獎者的名單很可能就不一樣,所以我始終把偶然獲獎時,隨之而來的「頒獎」活動,當作是一個可以打開「發言空間」的行動場域。2009年,我意外獲得當年的「國家文藝獎」時,就已做過一次,可惜第二天所有媒體都沒登出我的發言內容。

在我決定去北京領「AAC藝術中國」年度藝術家獎時,我同樣把它當作是一次可以開展「發言行動」的機會。就我上台簡短發言的內容而言,第一個層次,既是與中國當代藝術界進行對話,同時也是試著為中國當代藝術界,在其現實體制下打開更大的言論空間(無論實質上的效應有多少)。第二個層次,是我回台灣後必然會引發某些人的批評,在那些質疑與批評我的言論中,主要涉及台灣兩個長期爭論不休的議題,一個是在台灣已爭論幾十年的國族認同問題,另一個是隱含在質疑與批評我的言論背後,更真實的青年貧窮化議題(事實上這不只是台灣年輕人的問題,而是全球大多數不分年齡的工薪階級與藝術工作者的處境)。簡言之,當金融與科技資本主義已徹底結合為更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並造成全球各地貧富懸殊加速擴大的情況下,原本各國就很難生存的青年藝術工作者,在遭遇各國大砍文化預算與藝術市場急速萎縮的情況下,面臨的困境必然更加艱難,台灣當然也不可能例外。

代表作品


經歷

成長階段

1960年出生於桃園,父親其實是在情報單位工作,而且長期駐紮在金門,媽媽原本是馬來西亞的華僑,被送到金門當養女,兩人結婚後,到台灣桃園,後到新店,陳界仁從小在新店眷村長大[2],他上有兩個姊姊、一個哥哥,下有三個弟弟,已過世的大姐當了一輩子電子工廠女工;大哥失業後,一直處在重度憂鬱症的狀態;二姐結婚沒幾年就喪夫,之後靠當小貿易公司的職員,獨自扶養小孩長大;已過世的大弟在出生後不久,則因發高燒成為半癱瘓的重度智障;二弟靠撿拾工廠外移後丟棄的布料,自己手工做背包,擺了八年地攤;小弟是機車快遞員,出過大大小小20幾次車禍[3],這樣的家庭背景,可能影響他日後創作所關注的議題。

陳界仁高中時就讀復興商工美工科,美工科的學院訓練讓他能滿快地畫畫,但他認為藝術應該是關於想像,常蹺課,跑去圖書館看書,高職畢業後,便自己創作、打工,包括去電子工廠、卡通公司,陳界仁認為在打工這段時期的創作沒有脈絡和意義,所以大部份都被他丟掉了,只有1983年在西門町做的一個行為藝術(《機能喪失第三號》)是唯一有紀念價值的[4],陳界仁號召弟弟和一群年輕朋友「上街表演」,他們戴著頭套,像被槍決的犯人,排成一列向前走,之後開始嘶喊、跪地掙扎,引起多人圍觀,由於是在戒嚴時代,這樣的聚眾行為也引起警方和警備總部的注意,但這次行動藝術,形塑了陳界仁日後創作的核心價值與美學形式[5]

初次參展與沉寂

1985年,陳界仁第一次參與北美館展覽,當時發生了館長辱罵、毀損藝術家張建富作品的事件,因此他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在北美館展出;,1984年,他曾做了一些抽象作品,準備在美國文化中心展出,但佈完展後,不知道為什麼,開幕當天他就被封殺了,而且是唯一被封殺的[4]

1987年解嚴後,他停止創作沉寂了數年,那段時間,他靠弟弟生活,連相機都賣掉了,但卻意外使他碰上學電腦的機會,他在師大夜市遇到以前畫卡通的朋友,他告訴陳界仁他用電腦繪圖,他借了台電腦給陳界仁,並教陳界仁簡單的功能,使陳界仁開始思考這個工具或許可以用在他以前零散蒐集的一些酷刑照片上,用來探究一些問題意識[4]

重新開始

他於1996年重新開始創作,進行《魂魄暴亂1900-1999》系列作品,當時他已36歲,身無分文,每天早上跟弟弟要100塊坐公車去朋友家創作,快傍晚時,再坐公車去公館陪弟弟一起擺地攤;直到1998年,意外參加當年的台北雙年展,並因此受到聖保羅雙年展的策展人之一青睞,開啟他參與各種國際雙年展與學術型的主題展,但他一系列討論「酷刑」的作品,在台灣根本不可能有市場,更不會有畫廊找他合作,使他陷入了不斷受邀參展,又不得不跟朋友借貸出國參展的循環裡。在2000年,突然有朋友介紹一個私人收藏家買了《魂魄暴亂1900-1999》全部作品的一個版次,使他能還債,2002年時,突然獲得某文化基金會的贊助,有錢可以拍《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3]

開始錄像創作

2000年之後他的主要創作,是多部以超16釐米或35釐米膠卷拍攝的影片。2002年的錄影作品《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陳界仁持續他曾討論過的刑罰議題,影片中,他將刑罰受難者的身體轉化成一個連結過去和現在的「通道」,藉由這個身體的「通道」,開始將其創作聚焦於當代社會的議題。2003年的《加工廠》,他邀請失業女工重回已成廢墟的工廠內「工作」[6],背景是1996年桃園聯福製衣廠的勞資糾紛。2005年的《八德》中,他邀請臨時僱工非法進入已被法院查封的工廠與辦公室的空間內;2006年的《路徑圖》,他藉影片中虛構的罷工行動,將利物浦碼頭工人抵抗港口私有化的抗爭與台灣碼頭工人的處境聯繫在一起。2007年,他在伊斯坦堡雙年展開幕期間,進行名為《自我盜版-自由樂捐計畫》的行為藝術,觀眾只要自由樂捐即可取走他在現場發送「自我盜版」的作品DVD;之後,陳界仁將捐款所得匯給土耳其的失學兒童[6]。2007-2008拍攝「書寫行動」第一部:《軍法局》單頻道錄影裝置,參加廣州三年展、美國紐澳良雙年展、台灣雙年展;同年《路徑圖》獲美國邁阿密PULSE博覽會PULSE 獎;因赴美國在台協會(AIT)申請美簽時,被面試官懷疑要偷渡,自此拒絕去美國,並成立「我懷疑你是要偷渡」網路部落格,邀請台灣人民書寫申辦美簽時,被AIT面試官羞辱的案例[2]。2008-2009拍攝「書寫行動」第二部:《帝國邊界I》單頻道錄影裝置,參加義大利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同年獲得第13屆國家文藝獎。。

2010年,發表《帝國邊界II一西方公司》,以父親過世後留下的遺物為出發點,而拍攝的影片,從家族史的經驗,連結到集體的歷史記憶,並藉由「再想像」和「再書寫」的過程,省思被「西方公司」改造為「無檔案化的社會」後,被改造區域內的人民,可以如何進行自我重建和自我療癒的可能性[7],同年他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推出大型個展「在帝國的邊界上:陳界仁1996-2010」,在展出記者會上,抨擊北美館並宣布未來將不會在北美館展出:「近年來北美館徹底票房化、商業化,失去美術館應有的功能──從在地經驗生產出在地的知識與論述。[8]

2012年起發表作品《幸福大廈I》、《幸福大廈II》,以一棟虛構的出租公寓為背景,荒涼無依。陳界仁透過連結一群1980年後出生,不同身份背景、無固定工作的年輕人,將他們各自生命史中的片段,濃縮重組在虛擬的「幸福大廈」,影片中的演員訴說自己的故事,片段的真實經過陳界仁的編纂後又成為虛構的[9]

2013年,受邀於盧森堡現代美術館(Mudam Luxembourg)舉辦個展,為該館2006年成立以來,首次舉辦華人藝術家個展,展出陳界仁近10年來5件代表性錄像藝術作品[10]

2015年發表作品《殘響世界》,帶著觀眾重回樂生療養院殘餘院區及其周邊環境,通過沈靜的長鏡頭和游移於黑、白、灰的光影,讓觀眾再凝視這塊創傷之地內,某些微小卻具有另一種動能的人與事,在2016年入圍第十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國際競賽與台灣競賽[11]

2018年第12屆AAC藝術中國,由陳界仁獲得「年度藝術家」獎項,評審委員會表示,「他的作品展現了他從思考到抵抗的路徑,探究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以及資本與勞動力的全球流動所帶來的後果,為動盪不安的現實提供了警示。其創作通過聚焦於看似微不足道的在地個體經歷,以折射出更宏大的全球性社會現實,並體現了二者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創作的方法層面上,陳界仁常與臨時組成的群體,非專業的藝術參與者,或歷史事件的見證者們共同協作,發展出極為獨特的創作語言。其晦暗、緩慢、僵滯的影像基調以及多線交織的敘事構成,在在揭示出當下複雜現實的多重面向和艱困的生存處境,更傳達出對人性深刻的關切與洞察。[12]

訪談

陳界仁訪談
2016北美館雙年展 陳界仁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