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實與浮囂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王小波

《誠實與浮囂》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王小波寫的一篇散文。

作品欣賞

我念大學本科時，我哥哥在讀研究生。我是學理科的，我哥哥是學邏輯學的。有—回我問他：依你之見，在中國人寫的科學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讀?他毫不猶豫地答道：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現在假如有個年輕人問我這個問題，不管他是學什麼的，我的回答還是《江村經濟》——但我覺得這本書的名字還是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為好。它的長處在於十分誠實地描述了江南農村的生活景象，像這樣的誠實在中國人寫的書里還未曾有過。同是社會學界的前輩，李景漢先生做過《定縣調查》，把一個縣的情況搞得清清楚楚。學社會學的人總該讀讀《定縣調查》——但若不學社會學，我覺得可以不讀《定縣調查》，但不讀《江村經濟》可不成。

中國的讀書人有種毛病，總要把某些事實視而不見，這些事實里就包括了中國農民的生活。讀書人喜歡做的事情是埋首於故紙堆里，好像故紙之中什麼都有了。中國的典籍倒是浩若煙海，但假若沒人把事實往紙上寫，紙上還是什麼都沒有。《江村經濟》的價值就在於它把事實寫到了紙上，在中國這個地方，很少有人做這樣的事。馬林諾夫斯基給《江村經濟》做序，也稱讚了費先生的誠實。所以費先生這項研究中的誠實程度，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談《江村經濟》，而是談誠實。以我之見，誠實就像金子一樣，有成色的區別。就以費先生的書為例，在海外發表時，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十足赤金式的誠實。在國內發表時叫作《江村經濟》，成色就差了一些，雖然它還是誠實的，而且更對中國文人的口味。我們這裡有種傳統，對十足的誠實甚為不利。

有人說，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學問，什麼叫作「是」(be)，什麼叫作「應該是」(should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後者是指意願，兩者是有區別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總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那他怎麼生活呢。所以，當朱夫子開始學術思維時，他把意願和事實當成了一回事——學術思維確有這樣一種特點;不做學問時，意願和現實又能分開了。不獨朱夫子，中國人做學問時部是如此，自打孔子到如今，寫文章時都要拿一股勁，討論國計民生乃至人類的前途這樣的大題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結論，在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誠實倒顯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題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結論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這卻是很難做到的。

人忠於已知事實叫作誠實;不忠於事實就叫作虛偽。還有些人只忠於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作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於浮囂的心境。有回，我讀一位海外新儒家學者的文集(我對海外的新儒學並無偏見，只是舉個例子)，作者一會兒引東，一會兒引西，從馬克斯·韋伯到現代美國黑人的「尋根文學」引了一個遍，所舉例子都不甚貼切，真正該引用的事例他又沒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發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終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記者問，把自己所治之學和台灣當局的「文化建設」掛上了鈎——看到這裡，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還知道台灣當局拉攏海外學人是不計工本的，這就是浮囂的起因——當然，更遠的起因還能追溯到科舉、八股文，人若把學問當作進身之本來做，心就要往上浮。誠實不是學術界的長處，因為太誠實了，就顯得不學術;像費先生在《江襯經濟》里表現出的那種誠實，的確是風毛鱗角。有位外國記者問費先生：你覺得中國再過幾時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他答：五十年。這話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終還是不得不信。

作者簡介

王小波（1952年-1997年），中國當代著名學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黑鐵時代》等。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於北京。他先後當過知青、民辦教師、工人。

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1980年王小波與李銀河結婚，同年發表處女作《地久天長》。1984年赴美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求學，2年後獲得碩士學位。在美留學期間，遊歷了美國各地，並利用1986年暑假遊歷了西歐諸國。1988年回國，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任教。1992年9月辭去教職，做自由撰稿人。王小波無論為人為文都頗有特立獨行的意味，其寫作標榜「智慧」、「自然的人性愛」「有趣」，別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師承穆旦（查良錚）。

他的唯一一部電影劇本《東宮西宮》獲阿根廷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並且入圍1997年戛納國際電影節。1997年4月11日病逝於北京，年僅4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