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歷史的研讀來得更普及些 寫在《黃仁宇全集》出版之際（黃仁宇）
作品欣賞
著名的史學家、國學家錢穆先生有一句名言：「不知一國之史則不配作一國之國民。」
歷史對一個民族來說為什麼重要？歷史是一種有用的經驗和智慧，它不光是可以借來知興替，不光是可以為執政者分析形勢，制定策略提供參照和借鑑，更為一個國家民族傳承自己的精神命脈，提升國民的思想素養、精神動力，提供發掘不盡的寶貴資糧。 如果離開歷史，無知於歷史，或者說，一個成為「史盲」的民族，是無法承接歷史經驗教訓、智慧精神的力量而振作復興的。
在中國，沒有哪一個時候，像近些年這樣，中國人對於自己歷史的關注熱情是如此的高漲。而「百家講壇」的出現，把歷史文化研讀解說的普及化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這應當是民族精神復興中一種極為可喜的現象。
然而，在這個高潮到來之前，有一個人和他的一些書，先已成為這股大潮的有力推助者存在。那就是黃仁宇，以及他的《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大歷史不會萎縮》......等等影響廣泛的論著。
黃仁宇其人其書成為中國人讀史熱中一道閃亮的光彩。當我們想到，懂得歷史對於民族是多麼重要；民眾渴求讀史是多麼可貴；專業學界理應提供許多有見解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但卻多麼難見；於是，我們就能體會到黃仁宇作品對於中國的歷史研讀普及化而言，所具有的特別意義。自從上世紀80年代初，以《萬曆十五年》為發端，黃仁宇的著述在中國陸續問世。此後20多年來，它們為中國大眾的歷史研讀作出了獨占鰲頭、無人取代的積極貢獻，為提升人們的歷史研讀質量，產生着廣泛深遠的有益影響。眾多的讀者因喜愛黃氏作品而愛戴黃氏其人。並且，在民間自發產生了所謂「黃學研究」，又把黃氏作品暱稱為「黃書」。從「黃書」的持續銷售量以及眾多讀者的感言、討論等等，可以看出黃仁宇在中國的讀者群中擁有着廣大的「粉絲」。一個歷史學專家及其著作，能受到如此廣泛持久的歡迎，一邊是眾多渴望研讀歷史，而不願做「史盲」的人們，一邊是一位能夠為他們提供閱讀良品，傳播歷史智識的專家，兩者之間達到如此相應的契合，這是在中國，任何時一個時候所未曾見過的。這也是中國閱讀史上一種稀有而令人欣慰的現象吧。
在2007年即將過去，2008年也就是黃仁宇90誕辰即將來臨之前，我們將他的零散於各處的著述加以編輯匯總，推出了《黃仁宇全集》。這應該是對黃仁宇先生的一種有着特別意義的紀念，同時，我們可以把這部全集看作是黃仁宇先生對廣大史學讀者的最後的總集的奉獻。對於中國的史學研讀的普及化，這部全集也還會起着它特有的積極作用。因此我想，這當然又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在《黃仁宇全集》出版之際，筆者還有另外一些話想說一說。
先說《黃仁宇全集》的構成及閱讀意義。這部全集共分十四卷，主要包括了黃仁宇的史學論著、歷史小說、通訊報道、隨筆和個人傳記等。通過全集的形式，一個人的經歷和中國大歷史的交融關係在此完整地躍然紙上，而它的內容包含着豐富寬廣的歷史敘述的價值。如有評論所言：「今日在世的歷史學家，大概沒有一個人在進入學院大牆前積累有那樣深厚的底層經歷，也沒有一個人能援引這些經歷為資源，在大牆內別開生面，創穫那樣多而且獨特的學術成果。」可以說，黃氏作品至少有着這樣兩大特點，一個是它形式上的超越專業的廣泛傳播性，使得比較專業的內容能夠讓非專業讀者喜聞樂見；另一個就是它內容上的豐富廣闊性，所有的文字涉及歷史與現實、個人與世界，展開了一幅生動的大歷史的畫卷，並體現着富有特點的見解與思考，而這也正是諸多不同層面的讀者可以從中找到各自收穫的價值所在。
再說說關於輿論對黃仁宇的評價。在黃仁宇的生前身後，他的著作一直被人們關注、議論着。讚譽褒揚有之，貶毀批評有之，甚至形成鮮明的對壘。這也就關係到怎麼看待出版他的全集的意義問題。而作為出版策劃編輯之一，筆者想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有件事在這裡值得一提：那就是在2001年的1月6日，黃仁宇先生逝世1周年之際，在台灣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辦了一場 「與大歷史對話——黃仁宇研討會」。會上有8位學者作了長篇深入的評論發言，可以說，這場研討會開得別具特色，質量也是比較高的。
研討從上午9點到下午將近6點，是一場持續整天的開放性會議，現場由各界人士自由入內參與討論。8篇論文對「黃仁宇現象」的分析評價，既有肯定的，也有批評的，顯示了評論者認真細緻審慎的探討精神和學理觀點上相當的水準。由於篇幅所限，這裡不能對各篇觀點展開介紹，但可以把題目羅列於下，讀者可以從中感受些許研討指向和學術味道。
開頭是社會學家高承恕的專題演講：《從萬曆十五年到二OO一年》，回憶了自己閱讀黃史著作的震撼感受，以及治學中所受的長久的獲益。然後是8篇論文宣讀討論：《遙遠的現在——論黃仁宇的大歷史考察對中國與全球變遷有何意義》、《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歷史的合理化及其仲裁 ——黃仁宇史學的性格與它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裡的位置》、《歷史、虛構與敘事論述——論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大歷史」的個人——黃仁宇史學中的緊張性》、《從小說成了清明上河圖——歷史學家黃仁宇與小說家李尉昂》、《當東方遇上西方——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數目字管理」是洞見或者限制：審視明清中國市場與政府關係的演變》。
這裡我想說明的是，第一，這場有規模和有水準的研討會，應該是比較集中典型地代表了兩岸輿論的多種看法。人們是在中國歷史的研究及學術文化承接發展的大背景下來認真中肯地探討「黃仁宇現象」的重要意義，由於立意的切當，因此研討就顯出了特別的學術價值。第二，這樣的探討和收穫，已經印證了黃仁宇作品所擁有的不凡地位。對於那種因批評而至於認為黃氏作品「不值一讀」的太過高明的極端意見，我想，一位評論者的話可以引述，他在指出自己所認為黃仁宇治學中存在的疏漏之後說：「作為一名廣義的創作者，他（黃仁宇）在世紀末......有過的影響力，遠遠超出許多嚴謹史學家們的想像之外。」我想，這應該是比較中肯的結論。
關於「黃仁宇現象」的各種評說，大體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黃仁宇的著述所引起的閱讀震撼和熱潮，使人們公認他是值得學界重視和學習的寫作楷模。這一點，已經得到評價中不同意見各方普遍的認同。而這也正是本人作為出版工作者最想多談談的一個方面。評論者中對於黃氏的寫作風格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不乏高度讚賞者。如美國文學家厄卜代克說，《萬曆十五年》將「往事與現實糾結在一起，儘管它是一部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卻具有卡夫卡小說《長城》那樣的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在台灣，有學者將黃仁宇放入中國古代和西方20世紀80年代史學書寫方式的變遷中去比較考察，從中探索黃氏寫作與它們之間的關係。還有學者將黃氏著作與18世紀西方理性主義史學經典作品，如休謨的《英國史》和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相提並論，這些史學家恪守「以史事闡明哲理」的信條，「讓史書充滿敘述之美」，《萬曆十五年》雖然在卷帙上不能與這兩書相比，但「其鋪陳布局、娓娓道來的的本事卻不遑多讓」。有人慨嘆：「黃仁宇說故事的本領，仍使今日絕大多數職業史學家無法望其項背。而這仍然是令人遺憾的現象。」在大陸，有史學專家也發出同樣的感慨，認為史學界遠離大眾的閱讀渴求，不能努力提供普及力強的著述，一方面是隨意編纂的低水平的歷史書充斥於肆，另一方面是史學界本來應擔當責任，把優質的歷史讀物提供給大眾的，卻很少去做這樣的事情；並更進一步深入檢討了這種現象得以存在的政策體制原因，憂慮地指出：「在學術界認可的，不是社會需要的，而社會需要的，又未必是學術界看中的，長此以往，何以提高大眾讀物的水平？」呼籲：「『黃仁宇現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我想，有識之士所說「黃仁宇現象」的如上警示，或者啟示，應該不只是對於歷史學界才有意義的，其實對於整個的學界來說，都面臨着同樣的問題。我們不妨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高度來看待這個事情，要為整個民族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就需要在人文自然諸學識的普及推廣上做好文章，而這正是學界與出版界所面對的一個迫切的任務。這正如我國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驅李大釗撰寫的名聯所曰：「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裡的妙手文章，正是要我們面對社會，以鐵肩擔當起自己的重任，以方便巧妙的文字傳播各種知識。專業學術的研究形成成果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學者突破專業話語體系的屏障，把學問知識普及社會大眾，這是很重要的貢獻之一。否則，其使命、其責任就很難充分地落實。「鐵肩」與「妙手」、「道義」與「文章」的關係就是如此的密切。
然而，我們在向學界組稿中，往往會碰到這樣的回答：寫通俗讀物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一方面要比學術文章難寫 ，需要費力增添文采，另一方面這種東西又不能算學術成果，費了時間和精力，還無助於評職稱，很是不合算。更有意思的現象是，當某些學者寫出帶專業性的暢銷書時，往往便引來專業內的非議之聲，說他們太膚淺，說他們搞錯了，云云。這種情況，從黃仁宇到于丹的作品問世，都是存在的。於是，我們特別期待專門家在對這些為社會寫出備受歡迎的普及讀物的作者提出很有水平的批評的同時，也能夠寫出一些更好的通俗性強的著述，為提升大眾的閱讀水平，盡到自己的「道義」。而且，如果學術界能從課題基金導向和職稱評定導向上，將社會需求性廣而強的課題列入重點，並規定一定的普及性寫作指標，那就是一種有力的支持了。這是不是學術界實現良性的協調的統籌的科學發展所必須解決好的一個嚴肅的問題呢?
第二，圍繞黃氏治學方法及其觀點，引發了許多的討論。關於討論的內容，不能在此展開介紹，而我想說的是，儘管黃仁宇的學術建樹在一些歷史專業者看來還不夠高，並且因為存在某些不足而引起諸種批評，但是這些卻並不能否定他依舊是一位富有創造力、富有貢獻的歷史學家。我想，黃仁宇先生對於我們，有着兩個重大的借鑑之處。一個是他的學術敘述方法，值得學習和效法；另一個就是他的學術內容，其在明朝歷史方面的研究，以及超越明史在更廣領域的探索，都具有着不可取代的學術價值。我同意一位學者的觀點：不論他在治學中存在多少疏失，而能夠引起關注討論，那麼他本身就成為把學術引向深入發展的某種起點或切入點，這也就是他的另一種特別的貢獻所在。
應該說，關於黃仁宇學術內容的討論，如果立意切當，那麼是可以蘊含重要學術價值的。例如，他的重綜合輕分析的治史方法，本身反映着史學領域綜合派與分析派的重大分歧；他的大歷史觀中唯技術研判去道德評價的治史主張，本身就是對另一種不恰當的泛道德主義歷史觀的有些過頭的反動；而這些依然是歷史哲學要深入探討的重大課題。這使我想起當年自己的碩士畢業論文《論道德價值的本質》，其中提出了道德評價在歷史必然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命題，實際上從某些方面涉及了上述後一問題。當時在答辯現場，參與答辯審查的老師們都興致頗高地為此展開了熱烈討論。我還記得一位老師最後對我的論文答辯作出的評價：「不管問題講得怎麼樣，能夠確立這個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就很有價值了。」現在看，關於歷史研究中道德評價的地位與作用，似還沒有達到一種基本理論和方法上的統一見識。那麼，若能以黃仁宇的著述為一種比較典型的學術資源，就此深入研究，並推動了學術的進展，不正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嗎？
最後，我想把編輯《黃仁宇全集》時發生的一件事和感想寫下來，跟大家分享。在編輯過程中，《萬曆十五年》有一段話不自覺地使我有所留意——作者在論及海瑞時，說其人重視法律的作用並且執法不阿，但在面臨一些是非難以厘斷的案件時，提出了如下的判決標準：「凡訟之可疑者，以其屈兄，寧屈其弟；以其屈叔伯，寧屈其侄。以其屈貧民，寧屈富民；以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以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以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海瑞集》117 頁）
接下來作者評價說：「用這樣的精神來執行法律，確實與『四書』的訓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並在公庭判案，上距『四書』的寫作已經兩千年，距本朝開國也已近兩百年，與海瑞同時的人所不能看清的是，這一段有關司法的建議恰恰暴露了我們這個帝國在制度上長期存在的困難：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的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從海瑞的司法建議，我們確實可以看出，在一個以倫理綱常為治國之本的農業社會，在這個不具有科學的嚴格完備公平有力的法治體制，無法奉行法律之上的法治準則的社會，遇到司法難題時，往往只好以道德倫常為支撐來斷結，其中就包括向比較弱勢的一方傾斜，至於是否公平合理，也就不管了。這也許就是非法治社會的一種無奈的平衡智慧吧。
書稿讀到此時，正好一則新聞報道吸引了我：《武夷山「醫鬧」事件了結，醫院無奈賠付22萬元》。報道說，2007年7 月5日，該市郊區一居民，其妻懷孕已超十個月仍不分娩，到醫院檢查，胎兒生命已危，治療無效，胎死腹中，產婦在引產之後，發生子宮破裂，搶救的結果是切除子宮，以後不能再生育。於是病家就發起了「醫鬧」事件，致使醫院七天停業。此次事件，當地黨政公安衛生等部門，幾乎動員了可動員的力量進行協調處理，向家屬提出三個方案：協商處理、醫療事故鑑定、司法程序。但家屬不予理會，一邊圍攻醫院，一邊要價200萬元。最終是醫院以補助形式給家屬22萬元了結。然而市衛生局官員告訴記者，從病理試驗做出孕婦「羊水栓塞」的診斷，基本可以認定醫院的處理過程沒有過錯，之所以補助22萬，是為了能正常運轉做出的無奈之舉。而該市的政府官員則說：「我們除了妥協，還能有什麼辦法？」
這裡引述了《萬曆十五年》，這裡發生了「醫鬧」的事件。對照一下，不難看出，這種處理方式，依然是「海瑞式」的。從萬曆十五年到公元2007年，可見460餘年來，海瑞的斷事方式在一些地方仍起着作用，這種作用仍然暴露着我們社會「在制度上長期存在的困難」，缺乏完備有力的法治體制，「組織上沒有對付複雜因素和多元力量的能力」。由《萬曆十五年》的啟示，我們可以看到「醫鬧」 事件處在中國大歷史進程中的何種境地。此外我們還可得兩點啟示，第一，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政府管理的慣常定向，是以所謂公共整體的利益為重，從而往往無視或輕視個人的權利，並慣常以權力的正當程序來壓制、削奪弱勢的個人的利益。而這次事件，可以看到，為政者沒有簡單地壓制個人一方，能有海瑞式的「平衡智慧」，體現了「德性仁政之心」，不能說不是相對過去而言的某種意義上的進步呢！第二，但是相對於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重要講話中提出的要求：「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弘揚法治精神，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這種處理辦法就顯出它的嚴重不足和落後了，因此必須在法治建設的實踐軌道上加以改變。但是，畢竟幾千年來，中國人真正開始比較正確地認識建立法治國家的要義，才不過二三十年時間，而到真正獲得大體的成功，將還需要更多的條件、更長的時間。歷史的啟示會讓我們對上述現象感到一定的寬容理解，同時更感到改變的相當迫切。
也許我們因為專業的限制，永遠讀不到《海瑞集》，但可以因為讀到《萬曆十五年》而知道海瑞，並借鑑來透視歷史與現實。這就是有見解的歷史家給與我們的寶貴幫助。
願更多的人們在歷史的研讀學習中受益，而歷史家的普及努力在這之中功不可沒。為此，我們應當謹記和感謝他們。[1]
作者簡介
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早年輾轉於求學、從軍之途，曾夢想成為中國的拿破崙，然而時代卻不允許他有這樣的機緣。其後赴美研習歷史，於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歷史觀，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中國少了一個拿破崙，卻多了一個以其睿智打開人們視野的歷史學家。代表作有《十六世紀時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他傳奇性的一生以及大歷史觀的由來詳見自傳《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