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的誘惑（穆旦詩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作品原文
——小資產階級的手勢之一
作者：穆旦
創世以後，人住在伊甸樂園裡，而撒旦變成了一條蛇來對人說，上帝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麼？
人受了蛇的誘惑，吃了那棵樹上的果子，就被放逐到地上來。
無數年來，我們還是住在這塊地上。可是在我們生人群中，為什麼有些人不見了呢？在驚異中，我就覺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現。
這條蛇誘惑我們。有些人就要被放逐到這貧苦的土地以外去了。
夜晚是狂歡的季節，
帶一陣疲乏，穿過污穢的小巷，
細長的小巷像是一支洞簫，
當黑暗伏在巷口，緩緩吹完了
它的曲子：家家門前關着死寂。
而我也由啜泣而沉靜。呵，光明
（電燈，紅，藍，綠，反射又反射，）
從大碼頭到中山北路現在
亮在我心上！一條街，一條街，
鬧聲翻滾着，狂歡的季節。
這時候我陪德明太太坐在汽車裡
開往百貨公司；
這時候天上亮着晚霞，
黯淡，紫紅，是垂死人臉上
最後的希望，是一條鞭子
抽出的傷痕，（它揚起，落在
每條街道行人的臉上，）
太陽落下去了，落下去了，
卻又打個轉身，望着世界：
「你不要活嗎？你不要活得
好些嗎？」
我想要有一幅地圖
指點我，在德明太太的汽車裡，
經過無數「是的是的」無數的
痛楚的微笑，微笑里的陰謀，
一個廿世紀的哥倫布，走向他
探尋的墓地
在妒羨的目光交錯里，垃圾堆，
髒水窪，死耗子，從二房東租來的
人同騾馬的破爛旅居旁，在
哭喊，叫罵，粗野的笑的大海里，
（聽！喋喋的海浪在拍擊着岸沿。）
我終於來了——
老爺和太太站在玻璃櫃旁
挑選着珠子，這顆配得上嗎？
才二千元。無數年青的先生
和小姐，在玻璃夾道里，
穿來，穿去，和英勇的寶寶
帶領着飛機，大炮，和一隊騎兵。
衣裙窸窣（注）地響着，混合了
細碎，嘈雜的話聲，無目的地
隨着虛晃的光影飄散，如透明的
灰塵，不能升起也不能落下。
「我一向就在你們這兒買鞋，
七八年了，那個老夥計呢？
這雙樣式還好，只是貴些。」
而店員打恭微笑，象塊里程碑
從虛無到虛無
而我只是夏天的飛蛾，
淒迷無處。哪兒有我的一條路
又平穩又幸福？是不是我就
啜泣在光天化日下，或者，
飛，飛，跟在德明太太身後？
我要盼望黑夜，朝電燈光上撲。
雖然生活是疲憊的，我必須追求，
雖然觀念的叢林纏繞我，
善惡的光亮在我的心裡明滅，
自從撒旦歌唱的日子起，
我只想園當中那個智慧的果子：
阿諛，傾軋，慈善事業，
這是可喜愛的，如果我吃下，
我會微笑着在文明的世界裡遊覽，
帶上遮陽光的墨鏡，在雪天，
穿一件輕羊毛衫圍着火爐，
用巴黎香水，培植着暖房的花朵。
那時候我就會離開了亞當後代的宿命地，
貧窮，卑賤，粗野，無窮的勞役和痛苦……
但是為什麼在我看去的時候，
我總看見二次被逐的人們中，
另外一條鞭子在我們的身上揚起：
那是訴說不出的疲倦，靈魂的
哭泣——德明太太這麼快的
失去的青春，無數年青的先生
和小姐，在玻璃的夾道里，
穿來，穿去，帶着陌生的親切，
和親切中永遠的隔離。寂寞，
鎖住每個人。生命樹被劍守住了，
人們漸漸離開它，繞着圈子走。
而感情和理智，枯落的空殼，
播種在日用品上，也開了花，
「我是活着嗎？我活着嗎？我活着
為什麼？」
為了第二條鞭子的抽擊。
牆上有播音機，異域的樂聲，
扣着腳步的節奏向着被逐的
「吉普西」，唱出了他們流蕩的不幸。
呵，我覺得自己在兩條鞭子的夾擊中，
我將承受哪個？陰暗的生的命題……
1940年2月
註：窸窣（悉（穴字頭）窣）。《蛇的誘惑》（曹元勇編）有一條註解，說：在詩集《探險隊》中原文為「蟋蟀」，疑是印刷錯誤。
作者簡介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原名查良錚，中國現代主義詩人、翻譯家，九葉詩派成員之一，祖籍浙江省海寧市袁花鎮，出生於天津，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1]
穆旦6歲即發表習作，青年開始詩歌創作，之後一直寄情於現代詩，聯大畢業後，曾參加了中國遠征軍。國外深造回國後，擔任南開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文革中遭受迫害調圖書館工作。1977年穆旦因
心臟病突發去世，享年59歲。[2]
穆旦早在四十年代就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青年詩人，他的詩在上海詩人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四十年代初期，聞一多遍選《現代詩鈔》時，選入了他詩作十一首，數量之多僅次於徐志摩一首。1948年初，方宇晨的英譯《中國現代詩選》在倫敦出版，其中就選譯了穆旦詩九首。1952年，穆旦的兩首英文詩被美國詩人赫伯特·克里克莫爾（Hubert Creekmore）編選入《世界名詩庫》（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同時入選的其他中國詩人只有何其芳。穆旦詩作的藝術風格、詩學傳統、思想傾向和文學史意義，在四十年代就被一些詩人和評論家較為深入地討論着，並被介紹到英語文學界。
五十年代初以來，穆旦頻受政治運動的打擊，身心遭到極大的摧殘，被迫從詩壇上銷聲匿跡，轉而潛心於外國詩歌的翻譯，直到驟然去世。穆旦去世多年以後，才逐漸被人們重新認識。人們出版他的詩集和紀念文集，舉行「穆旦學術討論會」，給予他很高的評價。「二十世紀中國詩歌大師」的排行榜上，他甚至被名列榜首。這種種的不尋常，被稱為「穆旦現象」。[3]
袁可嘉在《詩的新方向》中認為，穆旦「是這一代的詩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遠的人才之一」，現在看來這一判斷是準確的。
袁可嘉回憶了現代文學史上現代化新詩潮的由來和發展，認為「穆旦是是站在40年代新詩潮的前列，他是名副其實的旗手之一。在抒情方式和語言藝術『現代化』的問題上，他比誰都做得徹底」。不過袁又指出，這樣的「徹底性」難免在某些尚不成熟的詩作中帶來一定程度的生硬和晦澀，使他的作品到今天還不能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賞，是我們應當吸取的教訓。[4]
王佐良認為「無論如何，穆旦是到達中國詩壇的前區了，帶着新的詩歌主題和新的詩歌語言，只不過批評家和文學史家遲遲地不來接近他罷了」。王佐良還談到了穆旦晚年的詩作，認為詩人經過將近三十年的坎坷，仍有那無可企及的詩才。他認為《冬》可以放在穆旦最好的作品之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