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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初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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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初新志》，明末清初中國文言短篇小說集。張潮編輯。張潮，字山來，新安人。除編《虞初新志》外，尚著有《幽夢影》、《花鳥春秋》、《補花底拾遺》等。小說以「虞初」命名，始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載《虞初周說》，清初張潮的《虞初新志》是收集明末清初人的文章，匯為一編，共20卷。

作品名稱 《虞初新志》 作 者 張潮

簡介

文體：筆記小說　短篇文言小說集。小說以「虞初」命名﹐始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載《虞初周說》﹐張衡《西京賦》稱「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虞初舊釋人名﹐他是漢武帝時一個方士，後人將他當成「小說家」的始祖，虞初同時也成為了「小說」的代名詞。但明人蒐集《續齊諧記》和唐人小說八篇﹐刻為一書﹐命名《虞初志》﹐《四庫全書總目》作《陸氏虞初志》﹐直以「虞初」作書名。後湯顯祖有《續虞初志》4卷﹐鄧喬林有《廣虞初志》4卷﹐大抵裒集前人文章﹐非自撰寫﹐清初張潮的《虞初新志》也是收集明末清初人的文章﹐匯為一編﹐共20卷。後鄭澍若又有《虞初續志》12卷。各種「虞初志」都是短篇小說選集。

《虞初新志》所收篇章與以前各家選本有所不同﹐其中大抵真人真事﹐不儘是子虛烏有。是明末清初出現的一種比較獨特的文體。如秦松齡《過百齡傳》魏禧《姜貞毅先生傳》﹑王思任《徐霞客傳》﹑吳偉業《柳敬亭傳》都是實有其人其事。至如侯方域的《郭老僕墓志銘》就更是真實記載﹐《虞初新志》所收故事的題材很廣泛﹐一般都帶有一些奇異的情節或不尋常的事件和人物﹐如王士禛的《劍俠傳》﹑彭士望的《九牛壩觀觝戲記》等﹐最為突出。

《虞初新志》中所收集的不少篇章用小品文的筆調﹐寫不平凡的人物故事﹐引人入勝。《虞初新志》中的代表作：《琵琶藝人》、《義虎計》、《八大山人傳》、《毛女傳》、《奇女子傳》、《雷州太守》、《口技》（被選入人教版語文七年級下冊） 《核舟記》(被選入人教版語文八年級上冊）

作者簡介

張潮，字山來，號心齋居士，歙縣（今安徽省黃山市歙縣）人。原居婺源（今屬江西），十世祖於北宋天聖六年（1028）遷居歙之滿田。後有一支移居廣德州建平縣（今安徽郎溪），自石橋府君（？—1607）「卜築」縣南蔣國村（今蔣固村）。府君生二子，長者復生二子。其子一名習孔（1606—？），一名法孔（1610—1640），前者即為張潮之父。

習孔字念難，號黃岳，十一歲喪父，忍飢受寒，成人後「貧劇無聊，漫然回徽」。明崇禎年間為諸生，清順治六年（1649）中進士。從此走上仕途，始家道中興，歷官刑部郎中、按察使司僉事充任山東提學，時在九年（1652）。不幸僅數月即丁母憂，「自此見世途嶮巇，絕意仕進」，僑居揚州，一心經營家業。在其四十五歲即順治七年（1650）時，張潮出生。張潮成長在「田宅風水、奴婢器什、書籍文物」一應俱全的優裕環境裡，因着父親嚴格的家教，沒有沾染官宦富貴人家子弟常見的紈絝習氣。自幼「穎異絕倫，好讀書，博通經史百家言，弱冠補諸生，以文名大江南北」。他雖出生貴介、富於資財，然其「性沉靜，寡嗜欲，不愛濃鮮輕肥，惟愛客，客嘗滿座。

淮南富商大賈惟尚豪華，驕縱自處，賢士大夫至，皆傲然拒不見。惟居士開門延客，四方士至者，必留飲酒賦詩，經年累月無倦色；貧乏者多資之以往，或囊匱則宛轉以濟：蓋居士未嘗富有也，以好客，故竭蹶為之耳」。只可惜累試不第，「以貲為翰林郎，不仕，杜門著書」，先後自著詩文、詞曲、筆記、雜著數十卷，輯成《檀幾叢書》（康熙三十四年刊）、《昭代叢書》（康熙三十六年刊）等中大型叢書。在康熙中後期，人稱其「著作等身，名走四海，雖黔、滇、粵、蜀，僻處荒徼之地，皆知江南有心齋居士矣」而給其生前身後帶來海內外聲譽的，則首推《虞初新志》一書的編纂；此書一出，便奠定了其文言小說編選家和批評家的歷史地位。作品有《虞初新志》《檀幾叢書》《昭代叢書》《花鳥春秋》《玩月約》 《滇南憶舊錄》 《幽夢影》《詩附錄》《花影詞》《心齋詩集》《心齋雜組》《補花底拾遺》《鹿蔥花館詩鈔》《奚囊寸錦》《尺牘偶存》《尺牘友聲二集》《尺牘友聲三集》《書本草》《飲中八仙令》《下酒物》《聯莊》

張潮也是清代刻書家，曾刻印《檀幾從書》、《昭代從書》（山帙、水帙、花帙、鳥帙、魚帙、酒帙、書帙、御帙、數帙）等。

其它相關 林嗣環

林嗣環，字鐵崖，號起八。（明末清初）清代順治年間的福建晉江人,當時的進士。明萬曆三十年（1607）生，從小聰穎過人。甫七歲即能屬文。及長赴試，因文章峭奇卓絕，考官疑為他人代筆，故不得售。嗣環遇挫折不氣餒，倍加發憤功讀。於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中舉人，繼而於清順治六年（1649年）已丑科登進士第。中大夫，「性耿介，多惠政，如禁錮婢，投充，株連，民借營債，粵人嘖嘖頌之」。為減輕民眾役賦，抵制奢侈無度、濫設工役、私創苛稅的耿仲明、尚可喜，《屯田疏》。治十三年，被二藩誣告落職。被捕之時，民眾悲聲載道。治十七年（1660年），嗣環下刑部獄西曹就計無果。「帝念三任勤勞。放杭州治下。待康熙初政（1662），複審平冤獲釋，詔升廣西左參政」。嗣環經歷磨難，無意仕途，遂客寓杭州，放舟西湖，寄情山水，唱和名流。後因貧以死，妻子晨夕不繼，柩暴未葬。唐夢齎葬於昭慶寺西沙泉石，搜其著作四冊存之。「歷四十年，訪得之，葬於御屏山麓」（今安溪縣虎邱鎮金榜村玉鬥牛眠山）。子侄學而有成。在故鄉，還流動着「黃井祝天」、「虎崆耕讀」等膾炙人口的故事。

其博學善文，著有《鐵崖文集》《海漁編》《嶺南紀略》《荔枝話》《湖舫集》《過渡詩集》《回雁草》《口技》等，其中刪減版《口技》至今仍為初中語文課文。《荔枝話》是一篇記述荔枝的科技小品文，有一定的藝術價值，而且在農業經濟方面有較高的科學價值。他的這些著作都是祖國文化遺產中的無價之寶。林嗣環不僅是一個憂國憂民、剛正不阿的官員，出色的作家。如《湖舫集》《過霞詩》《海魚篇》《嶺南紀略》等。他的光怪陸離，不同凡響，礌砢鬱積不平之氣，他和民眾打成一片，因此文章有濃厚的生活氣息，逼真感人。

林嗣環不僅是一個憂國憂民、剛正不阿的官員，還是一個出色的作家。他一生寫下了許多精彩的文章，如《湖舫集》、《過霞詩》、《海魚篇》、《嶺南紀略》等。他的文章光怪陸離，不同凡響，礌砢鬱積不平之氣，直欲排山裂石，作霹靂聲。他和民眾打成一片，因此文章有濃厚的生活氣息，逼真感人。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的記敘文刪減版《口技》，真實地記敘了我國民間藝人的高超技藝，語言樸素，描寫生動，構思巧妙，充滿了藝術情趣。

具體特色

《虞初新志》二十卷，卷首有輯者康熙二十二年（1683）「自敘」及「凡例」，末為康熙三十九年（1700）「總跋」3。然據學者考證，跋時是書只有八卷，後陸續刊成二十卷，其時約在四十三年（1704）。先後歷時二十餘年最終成書，說其耗費了張潮半生心血當不為過。全書載文一百五十篇左右，所收皆出自明末清初時人之手，以錢謙益、吳偉業、魏禧、周亮工、侯方域、李漁、余懷、王士禛等名人居多；體裁包括傳奇、志怪和志人各類，然以情節曲折、富於文采、篇幅較長的傳奇為主。傳奇諸篇，多以塑造人物見長，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無不有栩栩如生的刻畫和呼之欲出的描狀。該書之問世，在文言小說編纂史上自呈一種別開生面的嶄新容貌，創立了一種獨具品格的小說體類，標誌着「虞初」體小說的正式誕生。

在《虞初新志》之前以「虞初」為名的小說集，均有三個共同的特點：從形式上看，皆為纂輯而成，而非獨家著述；從內容上看，多為漢唐作品，均無時人之作；從取材上看，多采自小說專書，罕選於作家文集。故晚明問世的《虞初志》及其續、廣，不僅互相之間缺乏新意，與同時刊行之楊循吉輯《雪窗譚異》、汪雲程輯《逸史搜奇》相比，也毫無特色。如果「虞初志」沿此道路編選下去，無論摻否「新」、「續」之類的字眼，亦只能是漢魏唐宋筆記、傳奇小說選而已；長此以往，也難以為繼（古人之作總有窮盡時）。而藝術追求、出版眼光和文化傳統、商業意識與前人皆有所不同的歙人張潮，自不會重蹈明代「虞初志」之舊途。就藝術追求而論，張潮認為文人學士平時創作閱讀所取資者無非「經傳子史」或「世說稗官」，此類文獻「未免數見而不鮮，抑亦常談而多復」，而其崇尚的是「任誕矜奇，率皆實事；搜神拈異，絕不雷同」。其藝術喜好是：形象的放誕孤高，皆有現實基礎；題材的神奇怪異，力避類似前人。就文化傳統而論，自明中葉以來，徽州人士挾雄厚資財進軍出版領域，於編選、刊刻兩擅其勝。在文言小說的編刊上，尤有驕人的成績，如《逸史搜奇》、《廣艷異編》、《舌華錄》，便分別出自歙人汪雲程、吳大震、曹臣之手；並且，除了為增廣署名「王世貞編」《艷異編》而纂的第二種僅有一種版本外，前後兩種皆有不錯的刊行記錄。降至張潮，寓居揚州這一文化和商業的繁盛都市，借鑑其邑前輩編選和出版方面的經驗得失,決定以「虞初」之舊瓶，裝時代之新酒，即所謂「效《虞初》之選輯……舊調翻新」。具體說來，「新志」較之前此「虞初」諸選，有着以下一些明顯特點：

一、「文多時賢」、「事多近代」

《虞初新志》各篇作者皆為清初人氏，今可考者出生最早似為張明弼（1584—1652）；其餘諸人，部分生於明崇禎年間，部分與張潮生年仿佛。其中既有聲震一代的文豪名宿，亦有不見經傳的寒士窮儒；既有張氏友人（如吳肅公、陳鼎、陸次雲等）及友人之子（王晫子言），亦有姓名無考的所謂「失名」者：故云「已經入選者，盡多素不相知；將來授梓者，何必盡皆舊識」。全書共涉有姓作者約八十人，「失名」作者五篇，足見張潮的編選視閾是相當寬闊的。與「文多時賢」相伴隨的特點是「事多近代」，該書所選小說，記述明末人事者約三之一，記述清初時事者約三之二，更有《大鐵椎傳》、《林四娘記》、《客窗涉筆》、《樵書》、《邵士梅傳》、《劉醫記》、《會仙記》、《事觚》、《名捕傳》近二十篇，直記康熙年間種種人情事理。難能可貴的是，其書對反映易代之際遺民之悲憤（如《姜貞毅先生傳》）和百姓之流離（如《書戚三郎事》）的有關篇什，亦大膽采入，表現出與主流社會正統思想的背離。此外，多注意選入讚揚動物之「忠」「烈」的作品，如《義猴傳》、《義虎記》、《義犬記》、《烈狐傳》、《義牛傳》等，與明遺民吳肅公編撰小說《闡義》同一指歸。其用意正如張潮於《象記》一篇後所下批語：「聞象房群象皆行清禮，三跪九叩首；獨一老象不能，猶作漢人跪拜雲。因錄此文，附記於此。」雖雲「附記」，實點明主旨。

二、小說主角，多出下層

作為當時人寫當時事之書，編選者在注意網羅一個時代眾生群像的同時，對當時的非主流社會人物和社會下層小民尤為刻意地加以採納。占據各篇中心地位的，多是闖蕩江湖的豪客，如大鐵椎、汪十四、秦淮健兒、雷州盜、《記盜》「名士之盜」、萬夫雄、劍俠、髯參軍、保定名捕等；艷聲一代的名姬，如董小宛、陳小憐、柳如是、王翠翹、陳圓圓、李香君等；以伎立身的藝人，如《秋聲詩自序》口技者、《湯琵琶傳》《焚琴子傳》《嘯翁傳》演奏家、《柳敬亭傳》說書人、《武風子傳》微雕者、《薜衣道人傳》《劉醫記》醫生、《九牛壩觀抵戲記》《馬伶傳》演員、《寄暢園聞歌記》曲師、《張南垣傳》園藝師、《黃履莊小傳》工匠、《戴文進小傳》《劉酒傳》畫師、《過百齡傳》《柳軒叢談》棋手、《書姜次公印章前》篆刻家、《書鄭仰田事》卜者等；狷介孤高的異士，如徐霞客、盛此公、顧玉川、宋連璧、四氏子、魯顛、花隱道人、江石芸、耕雲子、李一足、沈孚中、愛鐵道人、狗皮道士、活死人、彭望祖、張南村等；廁身市井的小民，如《賣酒者傳》酒保、《一瓢子傳》酒徒、《賣花老人傳》賣花者、《乞者王翁傳》《孝丐傳》《李丐傳》乞丐、《郭老僕墓志銘》《啞孝子傳》傭僕、《髯樵子傳》打柴人、《趙希乾傳》織工等。對這些傳統小說較少涉及、尤少正面反映的文學形象，《虞初新志》諸作者則不吝給予其對敬業求精的褒獎、特立獨行的賞識、盜亦有道的體念、純情至性的謳歌、窮愁潦倒的憐恤、異端畸行的默許、山水聲色的愛好和雕蟲絕技的讚嘆，從中不難看出產生於揚州這個商業經濟繁榮和市民階層發達之土壤的新思想，對寓居其間的編輯出版家的曲折影響。

三、「文集為多，間及筆記」

雖然《虞初新志》有部分篇目是采自時人的筆記雜著，如《皇華紀聞》、《北墅奇書》、《客窗涉筆》、《聞見卮言》、《樵書》、《湖壖雜記》、《觚賸》、《聖師錄》、《訒菴偶筆》等，此乃「蓋仿前人（指明代「虞初」輯者——引者注）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但主要是選材於當代人的文章別集和總集之中。此徑一辟，不僅使自身與前此同名之作的聯繫砉然中開，也給後此「虞初」體小說集的編纂找尋到蘊涵豐厚的一脈富礦；而總體上文章家高人一籌的文學修養和碑傳文與生俱來的創作個性，又賦予「虞初」小說一種凝練古雅的文字風格、一種傳記小說的敘事筆調。此種以文集為主、以「傳布奇文」為主的嘗試，從此成為「虞初」小說共同遵行的編選方式，如嘉慶鄭澍若輯《虞初續志》、民國胡懷琛輯《虞初近志》，便分別聲明所取乃「國朝各名家文集暨說部等書」或「所輯文集為多，間及筆記」。在盛行以傳奇法志怪的「聊齋」體、志怪和考辯兼融的「閱微」體的清代小說界，「虞初」體（包括未冠以「虞初」字眼的陳世箴輯《敏求軒述記》、俞樾輯《薈萃編》等）之所以能獨張一軍，躋身「三大創作家數」之一，與篇目主要來源於文集關係至密。當然，《虞初新志》之所以能做到選篇以「文集為多」，也是與時代的文學風氣互為桴鼓之應的。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在論及其時傳奇創作現象時，曾指出：「文人雖素與小說無緣者，亦每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置之集中。蓋傳奇風韻，明末實瀰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8所論甚合明末清初文集的創作實情，如徐芳除了有筆記專書《諾皋廣志》，其文集《懸榻編》卷六便收錄一組題為《荷山外紀》的文字，具體是「紀報」二十三篇、「紀異」十六篇、「紀夢」九篇；陳玉璂《學文堂文集》卷十六有《雜著》二十五篇，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頗類小說的。即使說它們是文集中的小說集，亦不為過。

四、序跋批語，「闡發揄揚」

作家創作固然是閱讀欣賞的前提條件，但編輯出版也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必備橋樑。尤其像散見於個人文集中的零星之作，有無專人按一定標準、眼光和方式將之聚攏刪汰，其社會影響力是決然不同的；而一部文出眾手的作品集，其水平與價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編者而非作者。編者對全書的總體設計和對眾多小說的審美評價，將賦予該書獨特的美學個性。張潮編選《虞初新志》的一個顯著特色是，他不僅通過序跋凡例，昭示自己的選材要求、藝術標準和審美感受即編輯思想，如「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賢也；事奇而核，文雋而工，寫照傳神，仿摹畢肖，誠所謂古有而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無，竟為事之所有者；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愕，無端而欲歌欲泣，誠得其真，而非僅得其似也」；而且藉助篇末批語，隨時宣講自己的人生態度、文學主張、小說觀念，即所謂「觸目賞心，漫附數言於篇末；揮毫拍案，忽加贅語於幅餘；或評其事而激昂慷慨，或賞其文而咨嗟唱嘆」。

從序跋批語中我們看到，張潮向有 「素嗜探奇，尤耽考異」 之性，自康熙十三年（1674） 、三十八年（1699）兩遇家難之後，更生「 窮愁而著書」 之念，從而又強化了「性好幽奇，衷多感憤」的主觀傾向。這種主觀傾向，藉助有關序跋凡例、篇末批語與入選各篇的互相配伍，也使出自眾手的各篇在風采各異的同時也具有大致相同的共性，使全書有很強的整體感，顯示出編選者的總體構思、內容取捨和美學好惡。通過序跋凡例、篇末批語的「闡發揄揚」，也表現出張潮對小說批評理論的創穫，尤其是其以「事奇而核」為中心論題材處理的辨證關係，以「寫照傳神，仿摹畢肖」為標準論人物塑造的美學原則，以「心開神釋，色飛眉舞」為取向論小說欣賞的愉悅功能，都是對文言小說創作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建樹，值得借鑑與探討。雖然湯顯祖續《虞初志》時已於篇末多下數句短評，但由編者在凡例中明確批語與各篇的關係，並通過序跋批評來強化全書總體特色和整體意識，則自張潮始。可以說是張潮將編者自撰篇末批語定型為「虞初」體的模式之一。

五、編纂著錄，詳備精善

以歷史的眼光在體例上衡估《虞初新志》，該書也甚少可供挑剔之處，其文獻意識在今天仍不乏值得師法的價值。自明代中期始，商業觀念的膨脹導致編書之業的泛濫，雜湊成書，東拼西抄，假託名人，胡批亂點。就小說集的編刊來說，導致的顯著弊端便是選文不注出處，以充內容全新。對這一「明人窠臼」，張潮有意予以突破，他在卷首目錄中盡己所能對所選各篇註明出處，如卷十七的六篇便分別標明：《記袁生遇仙始末》《松皋文鈔》，《閔孝子傳》《退菴稿》，《人觚》、《事觚》、《物觚》《觚賸續編》，《名捕傳》《書影》。這種著錄其價值是多方面的，即以此卷論，《退菴稿》為上元吳晉撰（似已不傳）；《觚賸續編》為康熙四十一年（1702）閏六月自序本；《名捕傳》之源向不為人所知：或有助於了解清代文集的存佚，或有裨於考證「新志」編刊的過程，或為探究《名捕傳》作者其人提供了線索（作者姚某為周亮工友，文見《書影》卷八）。綜合其注，《虞初新志》有四個來源：選自「本書」（即篇名與書名一致，多為筆記雜著），選自總集（如《文津》、《古今文繪》），選自別集（此類量最大），選自「郵寄抄本」或「手授抄本」（正與凡例「速祈惠教」、「早郵珠玉」呼籲相應）。體例之善其次表現在對有關作者於目錄中詳註籍貫和字號，如卷七，於並列三篇《化虎記》、《義犬記》、《奇女子傳》的同一作者名下，分別署作：「豫章徐芳」、「旴江徐芳」、「建昌徐芳」；在字號的著錄上，張潮也有意擴大信息量，如卷十五所收《書鈿閣女子印章前》等三篇，各署作「周亮工元亮」、「周亮工櫟園」、「周亮工減齋」，便全面交代了周氏的字與號。此外，體例之善還表現在通過《凡例》十則詳細介紹內容特點、編輯思路、刊行方式，使得讀者在翻閱之初即可對全書風貌有一基本了解。

《虞初新志》的編刊之所以歷時二十餘年，是因為有着一個「隨到隨評」、隨選隨刻、遞補遞印的過程。由於史料的缺乏，其生前最後刊行本或選定本的詳盡面貌，今已很難確切描述。考慮到張潮晚年已家產蕩然，康熙四十五年（1706）時所作《奚囊寸錦》已「剞劂無貲」，早已沒有初輯「新志」時昭示天下「自當任剞劂之費，不望惠梨棗之資」的豪氣了，全書即使均已刻成，是否有力印行也值得懷疑。就現存文獻來看，只知今人所謂「清康熙刻本」，凡所寓目者皆非原刊面貌：從王士禛寫作正，必是雍正之後始有之事；從所收方苞文有金兆燕（1718—約1789）評語，至早亦應出自乾隆初年（參鄧長風文）；然從「丘」字尚不避諱，似又非雍正三年後之物。自乾隆之後，雖奉飭「抽版」銷毀錢謙益文，仍暢行於世，代有重刻，至嘉慶初已達「幾於家有其書」之盛。很快便傳至東瀛，並有和刻本傳世（有日本文政六年[1823]京師植邑藤右衛門刻本）。

同時，續編之作自嘉慶至民國縷縷不絕，蔚然而成「虞初」體小說系列大觀。至於創始人張潮，不知何時已悄然長逝，一說時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不過與許多家道中落的舊時文人相比，張潮還算是十分幸運的，不僅文集《心齋聊復集》、小品《幽夢影》、雜劇散曲集《筆歌》等個人著述十餘種今皆存世，所輯之書更為其贏得了悠久的身後之名，其中《虞初新志》至今仍為喜愛和研究清代文言小說者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