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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敷媚》是一首現代詩歌,又稱新詩,是指「五四運動」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詩歌。它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以接近群眾的白話語言反映現實生活,表現科學民主的革命內容,以打破舊體詩格律形式束縛為主要標誌的新體詩。「現代詩」名稱,開始使用於1953年—紀弦創立「現代詩社」時確立。

新詩在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受到外國詩歌較大的影響。這對新詩藝術方法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許多詩人在吸取中國古典詩歌[1]、民歌和外國詩歌有益營養的基礎上,對新詩的表現方法和藝術形式,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產生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多種藝術潮流,出現了自由體、新格律體、十四行詩、階梯式詩、散文詩等多種形式。眾多詩人的探索和一些傑出詩人的創造,使新詩逐漸走向成熟和多樣化。從五四運動以來,新詩一直成為中國現代詩歌[2]的主體。

羅敷媚

新詩發展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成為衡量詩歌的重要標準。新詩發展中的民族形式的討論,對歐化傾向的批判,更肯定了民歌和古曲詩歌對於新詩發展的價值。內容上強調詩歌與革命鬥爭的關係,形式上強調詩歌與群眾欣賞習慣﹑鑑賞水平的關係,大體上決定了40年代新詩的主要面貌。

在解放區,作為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直接產物,出現了形式是民間和民族的長篇敘事詩的高潮。配合人民解放運動的開展和人民戰爭的進行,解放區詩歌以長歌的形式,記載了人民的受苦﹑抗爭和勝利的艱難歷程。代表作品有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田間的《趕車傳》(第一部),阮章競的《圈套》,張志民的《死不著》,《王九訴苦》,李冰的《趙巧兒》,以及阮章競的定稿於戰爭年間﹑出版於新中國誕生以後的《漳河水》。當時致力於通俗詩歌寫作的還有王希堅﹑賀敬之﹑戈壁舟﹑嚴辰等。而在人民解放軍和游擊隊裡,「槍桿詩」頗為盛行,集中體現這一成就的是畢革飛的快板詩,它同樣注重內容上的革命性和形式上的大眾化。

在國民黨統治區,詩歌的直接社會功能表對於腐朽沒落事物的揭露與抨擊。主要形式民謠﹑小調的形式,因之有袁水拍的《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寶貝兒》等作品出現,但也有一批詩人以自由體新詩作為基本形式。他們分屬於「七月」與「九葉」兩個詩人群。前者團結在胡風主編的《七月》﹑《希望》﹑《七月詩叢》周圍,主要成員有綠原﹑阿壠﹑曾卓﹑魯藜﹑孫鈿﹑冀﹑彭燕郊﹑杜谷﹑牛漢﹑魯煤﹑化鐵﹑羅洛﹑徐放﹑方然﹑蘆甸﹑鄭思﹑鍾瑄﹑胡徵﹑朱健﹑朱谷懷等。他們大多受到艾青的影響,肯定詩的戰鬥作用,並將詩所體現的美學上的鬥爭和人所意識到的社會責任統一起來,用樸素﹑自然﹑明朗﹑真誠且有獨立個性的聲音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歌唱。代表作品選編成20人集《白色花》出版。後者以《中國新詩》﹑《詩創造》﹑《森林詩叢》為中心,代表詩人是辛笛﹑穆旦﹑鄭敏﹑杜運燮﹑陳敬容﹑杭約赫(曹辛之)﹑唐祈﹑唐湜﹑袁可嘉。他們從戰爭動亂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視詩人自身對社會現象的體驗,注重詩藝的磋磨與意象的新穎,追求形像的流動性和雕塑的立體感。他們不同程度地熟悉外國現代詩歌並受到陶冶,由於注意熔哲理詩的思辨﹑社會詩的技巧﹑抒情詩的魅力於一爐的藝術效果,故與當日詩風相比,偏於蘊藉深沉。代表作集中於編成的《九葉集》。

40年代後半葉是災難深重的歲月,也是黑暗將要退卻﹑黎明為期不遠的歲月。無論是解放區的詩人為明朗的白晝而高歌,還是國民黨統治區的詩人為淒冷的長夜而低吟,新詩的主調都是對祖國黎明的呼喚,象一隻在暴風雨中搏擊奮飛的英雄之鳥。

參考文獻